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其晚年心血所聚，志向所寄。它对于陈寅恪前半生之史学，大略有三方面之转移，即由中古历史研究转向明清之交之历史研究，由文化交汇、社会升降史之研究转向知识分子心灵史之研究，由问题研究上大尚友境界。陈寅恪早年标榜“不古不今”之学，以魏晋隋唐作为基本治学领域，似有安身立命之意。周一良曾转述陈寅恪之语，表示这一选择在于“材料多少适中”。陈寅恪在此一领域之研究，从持观念、学术体例、释证方法皆可谓开辟草莱，示人以则。他之名声亦由此而立。到了50年代，双目失明之陈寅恪却转向明清之际，“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这一转变，与他对中国当代之现实关注有关。明清之交，被黄宗羲称为“天崩地解”，王夫之称为“裂天维，倾地纪”；而陈寅恪对于民国以降社会激烈动荡之现实，亦痛心疾首，称为“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1949年后所感甚剧。明季清初对于陈寅恪来说，便更为“亲切有味”。可见他对于明季清初之兴趣，正与他对当时形势之感慨融为一体。他在《柳如是别传》之“缘起”中有诗云：“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上册，第6页）“心事”也者，应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沉思后之当代感慨。但陈寅恪对于“材料适中”仍是非常认真谨慎的，他并非立志搞明清断代史，而是把主要的学术空间建立在明清之交———江南地区———钱牧斋河东君及其周边诸多名士。这与他的另一个史学转移相表里：这时，他所关注的主要不在政治制度、社会升降之上，而更多的是处于“天崩地解”之中的知识分子灵魂史。他在此前之《元白诗笺证稿》中，紧紧锁定一些主要细节，以此作为中国学术文化史料、社会政治史料而详加引申；但在《柳如是别传》中，此类“细节”往往“不欲多论”。孰轻孰重，可见是有选择的；不仅有选择，而且其学术视角亦各有差异。前引陈寅恪在“缘起”中所说的“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河东君之“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赞叹之至，而于钱牧斋则有所责，有所恕，于汪琬等则痛诋不置。陈寅恪向重士节，早岁对洪宪间士人之丑行已痛恨不已；1953年，陈寅恪“怒斥”了一些尝与他相熟之友，并称之为“无气节，可耻”等，他的《柳如是别传》，我们完全可看作是上承“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寒柳堂集》，第182页）之深意的一部巨著。正如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所指出的，陈寅恪的不今不古之学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考订”尤为基本。而考订的末流在短饤琐碎，得考订之正，则在钩沉发覆，实事求是，而考订极致则在“发皇心曲”。（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0页）能达此极致，其《柳如是别传》欤？正是在“发皇心曲”四个字上，有别于前此之以诗证史的“问题研究”。以钱柳陈杨为中心的江南诸才士留下了大量之诗篇，其间幽微隐曲，即如张岱所说的“笼戏法锦”一样，有待后人之剥蕉抽茧，一旦解开，则其心血尚热，其声吻尤真。陈寅恪之功夫，即在于他解诗中之“今典”以及各人诗简交酬之间之照应上。达到“尚友古人”之境界。从《柳如是别传》中，使我们对《孟子·万章下》中“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诸子集成》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428页）孟子的这一段话，可谓读出其史学意味矣，有“新相知”之感。可以说，“解皇心曲”之方法，“尚友古人”之境界，是历史科学与诗文艺术在其巅峰之相聚。陈寅恪早岁即景仪于此，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已述及史艺之通，和对古人之“了解之同情”皆是这个意思。而只有在《柳如是别传》中，这种“了解之同情”才在实践上达到极致。为了考证钱柳因缘诗及钱柳杨陈等人之关系，陈寅恪耗费十年之功，对颇为混杂、真假难辨的三百年来的有关材料，进行反复甄别，相互比证，最后才可使用。即使在对河东君表示同情之材料中也真伪并存，如顾苓所撰《东涧遗老钱公别传》，其中有“戊子五月为人牵引，有江宁之逮。讼系逾年，复解”一条。陈寅恪根据钱牧斋《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考订钱氏事实上是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时四十日始出狱，但仍被管制，直至己丑年春，才被释放返常熟，显然顾苓所记有误。（下册，第895—910页）陈寅恪尝对其晚年之助手黄萱教授说过，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4页）在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中，被人们往往看似无用甚至被视为无聊之举之人或事，他却从中能看到某种深意或难以了解的今典蕴涵其中，他是不轻易否定和放弃材料的。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尝数次提及河东君之脚的大小以及她穿什么鞋、鞋的款式以及是何人为她制作等，并旁征博引，对此进行考证。
十二、于习见之材料中提出新解释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还看到陈寅恪不但诗史互证，而且还能运用其他学科知识弥补其不足。在引宋让木之《秋塘曲》时，其中有一句“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的诗句引起了陈寅恪的极大兴趣，他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典故，但“玉指流霞”句却不知作何解：
“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木》十七下草部“凤仙”条云：
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张宛丘呼为菊婢。……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上册，第59页）
如果没有以上这一段引证和陈寅恪之解释，我们的确无法真正理解让木此句之真实含义。在一般学人来看，能够考证出“流霞”一典出自李义山之诗，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不会也无法再运用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来探求新意。陈寅恪如果在此没有把《本草纲木》也当作史料来考求宋让木之委婉用意，并进一步引证陈卧子诗以为复证，那么，对此句诗我们恐怕只能限于理解为宋氏对柳如是之赞美而已，又怎能发现还蕴涵有柳氏出身之隐秘呢？的确，陈寅恪通过一些极为常见之材料，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分真象也。”（上册，第120页）通过对陈卧子与柳如是唱和之诗词之分析，陈寅恪认为，旧时士子以科举中式为人生大事，倘若陈卧子会试而中，则其与柳氏之关系或能善始善终。但卧子失意而归，虽与柳氏短期同居，终因诸因素分手。故，此类才子佳人小说诗歌中有大团圆结局，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生活之反映，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之向往。复如陈端生之《再生缘》，仅就内容中的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来说，固然有与其他弹词小说一样庸俗之处，但若考虑到作者为一有抱负有才华而无法施展之女性，考虑到男尊女卑这一历史现象，则陈端生对孟君之描写实寄托了自己之理想，应视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63页）在一般人看来，只要是才子佳人小说，只要是大团圆结局，皆应予以否定，而忽视了对于具体作品应具体分析。而陈寅恪能从其表面之腐朽中发现珍贵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现追求精神自由和男女平等之思想，堪称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之例。
陈寅恪到了晚年，特别是撰著《柳如是别传》时，更加善于运用心理分析，也更加细致入微。特别是对柳如是在与陈卧子、钱牧斋二人交往中的微妙心理透视与分析，非常引人注目。柳氏在对陈钱二人中，最终舍陈而就钱，当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结果，但柳氏对陈仍藕断丝连，并未绝情，故对钱牧斋之《合欢诗》与《催妆词》，俱无唱和之作。此方面前已提及，故不赘述。应该提及的是柳氏的《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中流露的心理震颤与灵魂骚动是她前所未有的，此诗可视为柳氏向钱氏倾诉内心与灵魂之代表之作。柳氏虽人已在我闻室之新境，但还无法忘却昔日鸳鸯楼之旧情，而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未来的幸福、光明还不能确知。牧斋不愧为河东君之知己，深知河东君此诗之深意，遂和韵而宽慰之。双方之微妙心理，被陈寅恪分析得细腻而透剔，此分析皆以二人诗作及当时情境为依托，有极强的说服力。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是经过而非绕过清代朴学与西方语言分析学才直入人心的。而陈寅恪始终能站在学科研究前沿不能不令人产生敬佩：这正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之原因。
十三、史识深邃渊博考释精微绝伦
综上所述，陈寅恪治史之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他回国以后，致力于史学研究，实希望提高国人在中国史学上之地位，他在《吾国学术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指出：
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重，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2页）
陈寅恪为了寻求历史教训，在政治稍安及助手协助之下，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并开始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后书考证繁多，征引广泛，若非陈寅恪有深湛学养，固然不易撰写；若非陈寅恪具坚毅不屈之献身学术的精神，及怀抱撰述高水平之国史著作以提高中国在国史研究地位之崇高理想，更难坚持十一年之悠长岁月，去完成这部学术著作。陈寅恪之苦心孤诣，由《柳如是别传》可窥全豹。陈寅恪治史，本以史识深邃，史学渊博，考释精微而饮誉海内外。他中岁以后，在漂泊不安之环境下，饱尝精神和肉体之苦痛。但在离乱中研读古史，却令他对历史有更深入之体会和反省，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说：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意，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4页）
陈寅恪毕生致力于中国学术研究，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在20世纪之中国学界似无人能比肩，但他绝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问世事，他始终坚守知识分子之学术传统，不因个人之情感之爱憎，影响自己从事冷静而理智之学术研究。在战乱流离之中，他对中国历史有更贴近更深刻之体验，历史与现实是相关但亦有区别的，反省历史可以增进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反省现实亦同样可以提高我们对历史之认识。这种切身之体验使陈寅恪忘记现实之困苦环境，也令陈寅恪更注视中国的现实问题。
陈寅恪早岁即立志于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本有意利用自己通识多国语言文字，注意中外文化之交流，特别是外来文化在输入中国后，如何演变及发展。中岁以后由于受环境之局限，只好专注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中土中古民族历史之研究。但目睹时艰，对人心风俗影响历史之发展有着切身之体验。陈寅恪晚年在其论文《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忆述洪宪称帝时，“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寒柳堂集》，第166页）中岁以后，感时伤事，深知人心风俗影响国运，典章制度之变更改革仍为次要。故他自谓“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寒柳堂集》，第168页）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因双目失明，难以开展新的研究。陈寅恪本兼通文史哲之学，晚岁无法直接阅读史学著作，只好从古人之诗文中，凭其湛深之史识，发掘史之问题，商讨前人之注释与解说。不过陈寅恪考证之诗文与自己撰著之文，除以历史视角讨论问题外，更注重人心与风俗之重大问题。此方面除《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有深刻之论析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有详细之分析，此不赘述。
在史学研究中，重视人心与风俗问题，在陈寅恪看来似乎是一个很重要之方面；风俗与人心之良窳，直接关乎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及社会历史发展，但这并非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联的，前引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一文中之话即是鲜明之一例；陈寅恪还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对此问题亦作了深入之分析，他期望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正是因为宋代社会学术文化发达，社会重视民族气节之故；正是因为陈寅恪相信学术有益世道人心，及要提高国人在历史研究上之地位，他在年老体衰、目盲膑足之艰难岁月与困苦条件下，仍能以惊天地泣鬼神之气魄，完成八十余万言之巨著《柳如是别传》。
总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其一生熔史笔诗心于一炉之巨著，人们在赞美陈寅恪的诗心之时候，更不可忘其史笔之根本。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所寄托之情怀，不但绝非徐三公子、程孟阳之流所能理解，即便陈子龙、钱谦益之辈，亦不可达至同一境界，此种境界是一个将“家国兴亡”和“思想自由”融为一体，集思辨与诗性于一体的历史巨著，更是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之国学大师之至高境界。我们今天读此“病史”，虽难于与大师同处于一境界，但亦应求得一种了解之同情。我们相信，在人类思想和学术文化宝库中，有了《柳如是别传》这样一部“亦文亦史”之巨著，“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中国文化之幸，也是中华学术之福；既是华夏文化之光，也是中国思想和学术文化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