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
陈寅恪1930年（庚午年）尝作《阅报戏作二绝》云：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头记中刘老老，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诗集·附唐诗存》第20页）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原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后由外交部独管。新任校长罗家伦请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闽题写了“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立即令人刻成长牌，挂于校门。罗家伦走马上任后，身着少将制服，高谈纪律化，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有新气象，但仍不免“旧时代”之争权夺利。清华校长一职，就有三十多人争夺；甚至于还有比“旧时代”更“青出于蓝”之表演。陈寅恪作的《阅报戏作二绝》，就是对此一“新时代”略为表达的观感。
自清华学校易名后，国学研究院遂亦停办；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导师亦相继仙逝，陈寅恪成为清华园的泰斗，被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为教授。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传》中尝谓：“清华自易名后，先生任中文、历史、哲学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是时先生授课之余，精研群籍，史、集部外，并及佛典。”（《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19-220页）周一良也说：“1928年清华改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之系教授。……”（《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1页）陈寅恪的教学和研究经常是相互配合的，从他给各系开设的课，即可知道他的研究方向已从佛教史研究，扩大到整个中国中古文史研究。自陈寅恪任教清华至“七·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计约十年。在这十年时间为其一生中，是陈寅恪最安静、最稳定之岁月，故也是读书最勤，研究最力，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主要是因为个人生活较为安定，图书资料较易获得，学术环境较佳之故。自1930年起，他虽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但并不负实际事务的责任，然于其研究工作却得更多之方便。陈寅恪此时的情况，由其长女流求的追忆中，窥知一二：
从记事起，我家住在北京清华园旧南院宿舍，与张申府伯伯、刘清扬伯母家为邻，……这段时期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的书房不大，窗前放下的那张深褐色书桌可不小，靠墙是高高的书柜，还铺设了一张小铁床，屋内很挤，孩子不可以进去玩，照顾教育孩子都由母亲担当，母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自己在厚纸上写字，教我们认字、背唐诗。父亲每天出门老夹着一个夹层的布包袱，包着许多书本，大多是线装书，晚上照例伏案工作，家中时有老师、同学们来谈话，如吴宓伯伯、浦江清叔叔等。……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外国语言。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研究梵文。（《追忆陈寅恪》第411-412页）
陈寅恪每周必与爱沙尼亚裔俄国学者钢和泰作一两次学术讨论。钢和泰是俄帝国所属的爱沙尼亚之贵族，早年在德国专攻过梵文学，后复至印度任职。他为了论证古印度迦腻色迦之年代，欲从中国古籍中钩沉出证据，故而于1916年从莫斯科动身途经西伯利亚来到北平。随后，俄国爆发了革命，他家的财产被没收，遂无经济来源矣，只能在中国教书谋生。1918年，北京大学聘任他授梵文及印度古宗教史；当时从钢氏习梵文和藏文的于道泉，通过钢氏结识了陈寅恪。陈氏告诉于道泉，谓钢氏的梵文水平并不高，藏文水平也不太高，只能做初步指导。由于当时在城内通晓梵文的学人实在太少，像钢和泰那样具有一定梵、藏文水平的学者实属罕见，故陈寅恪每周与钢氏就梵、藏两种语文问题进行一两次学术讨论。这是后话。
另外，陈寅恪又经常乘车自清华园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许多机密文件皆用满文书写，陈寅恪边检阅边汉译，遇有疑难之单字与词句，则随手记录，以便查字典或请人代为解答。在课余时间，多博览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陈寅恪读书时，喜将有关资料以及自己的考证、注释与心得，写录在主要书籍的天头地角。长此以往，这些书籍即成了不可或缺的笔记和资料，一俟时机成熟，便可据此而撰著。谁知战事一起，图书受到空前洗劫，私家收藏更是大都云散；但对陈寅恪来说，不仅是许多宝贵私藏的损失，而且是许多尚未完成著作之流产。
二、深层的爱国情怀与人格之魂
陈寅恪不喜欢管理实际事务，也很少抛头露面谈政治。但这并非说他不关心国事。从许多著述及诗篇中可以窥知他有满腔爱国情怀；他的爱国心乃是植根于历史与文化中，并不是爱一党一派；他既不是慷慨激昂之政客，亦非学术与政治之间之风头人物。1940年春正月，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物价飞涨，他有感而发，作有《庚辰元夕》一诗：
鱼龙灯火闹春风，节物承平似梦中。人事倍添今夕感，园花犹放去年红。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剩有旧情磨未尽，且将诗句记飘蓬。（《诗集·附唐诗存》第29页）
诗中所写“淮南米价惊心问”即对当时物价之感叹；货币随之大幅贬值，即“中统钱钞入手空”句所指。3月份，陈寅恪从昆明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一是应胡适之请，为其所藏《降魔变文》作跋；二是陈寅恪也请胡适为其夫人唐之祖父唐景崧之遗墨题词。另外，参加中研院会议选院长，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这件事：“先是，蔡先生去世后，大家在悲哀中，前两日未曾谈到此事。后来彼此谈，不谋而合，都说要选你一票，……此事，有若干素不管事之人，如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474页）陈寅恪到重庆后作有《庚长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一诗，邮给史语所的全体同仁，以示寄怀。诗云：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诗集》第30页）
吴宓在过录以上这首诗时，有一个简短之附注，不妨抄录如下：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诗集·附唐诗存》第30页）
这首诗的第六旬是“看花愁近最高楼”，“最高楼”是暗指蒋介石，因为当时蒋介石在国统区是最高领导。陈寅恪初次见到，但认为“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矣。
据陈门第子石泉等先后谈到，陈寅恪有一次谈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惟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陈寅恪在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时的情况时，他认为，在他那个班上最好的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抗战时有一天他去上课，忽然发现很多平时学习好的学生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他们皆躲起来了。他感到共产党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追忆陈寅恪》第263页）1947年春节前夕，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全市搞了一次深夜挨家突击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引起市民不安与各界公愤。随即出现了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的联名宣言，谴责这种行为，陈寅恪也列名在这十三位教授其中。陈寅恪当时对前去探望他的学生谈起这个宣言，并态度非常鲜明地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据石泉回忆，出处同上）从这些事例来看，陈寅恪虽不擅料理行政事务，但并非不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他很善于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中华民族之前途命运，有十分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之历史眼光和政治主张。即便是谈治学，陈寅恪也认为治学与政治紧密相关，他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学生王钟翰说：“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说，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耳闻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尝托以重金请陈寅恪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但对奉命写书之事，仍毅然拒之。此事可非常清楚地说明陈寅恪是言教身教相一致的典范，气节之高，由此可见。（《追忆陈寅恪》第253页）
罗家伦执长清华大学满打满算不足两年（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但陈寅恪对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却给予非同一般之评价。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有的人当时不同意陈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评价，但陈寅恪解释说：“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于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像罗志希这样对中外学术都知道途径的人，在清华的校长之中，实在是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陈寅恪认为“以后也不会有”并非后人无罗氏之天资，或缺少像他的学历，而时代之不可能。（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第203—204页）罗家伦的另一功绩是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入清华大学。
三、欲著辨亡还阁笔
转眼间，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日胡适应陈寅恪之邀，为唐景崧的遗墨题诗。胡适的题诗是：“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二十春。”9月23日陈寅恪复函胡适，感谢他的题诗。陈寅恪的复信是这样写的：“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今日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专此敬叩著安。（杨天石《跋“胡适、陈寅恪墨迹”》，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页）胡适之题诗及陈寅恪之复信皆见于胡适未刊日记。唐景崧（1841—1903年）乃陈寅恪夫人唐之尊祖，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1883一1885年）慷慨请缨，出关援越抗法，因功勋卓著被清廷擢升为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任福建台湾道员，后升任台湾巡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中日战争中方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唐氏遂回厦门。这样。日军占领了台湾，唐氏内渡后，闲居桂林，于光绪二十八年冬壬寅病逝于桂林。他著有《请缨日记》和《寄闲吟馆诗存》等。陈寅恪与胡适虽不在一校，但二位皆为中央研究院理事，在学术上常互相切磋。本年5月，胡适尝请陈寅恪为其所藏之卷子《降魔变文》作跋。胡适的信是这样写的：“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跋。适。廿、五、三。”（《回忆陈寅恪》第103页）礼尚往来，陈寅恪遂请胡适为其岳祖唐景崧之墨迹题诗。“九·一八’事变之消息，胡适是在翌晨才得悉的，遂将唐景崧之墨迹检出，胡适读后感慨系之，特别是读到唐公的“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之句，更是感慨颇多，遂有以上题诗。陈寅恪与胡适之心情一样，对“九·一八”事变感到震惊和悲愤。“九·一八”事变不几日，陈寅恪的挚友刘永济从东北大学返回北京，陈寅恪与其联决游北海天王堂，陈寅恪写下《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永济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一诗：
曼殊佛土已成坐，犹见须弥劫后春。（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辽海鹤归浑似梦，玉滦龙去总伤神。（耶律铸双溪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诗集·附唐诗存》第20页）
陈寅恪这首诗抚时感事，悲凉凄切，表达了对“九·一八”事变的无限愤慨。“欲著辨亡还阁笔”句，与唐景崧诗中“一管书生无用笔，旧前投去又收回”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发出了共同的鸣响，也是胡适题诗中“几枝无用笔”之另一种表达形式。
四、《文通》，《文通》，何其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