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代宗师”之称誉
蒋天枢在谈到先师陈寅恪先生时尝谓：“先生于学，既渊且广。”确乎如此，陈寅恪先生的博洽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他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文，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我国20世纪的学术巨子，享有国际盛誉。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中明确指出：“……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先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季先生所言陈寅恪乃“一代史学大师”，亦即“一代宗师”之意。季先生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0页还写道：“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陈寅恪先生1926年至1937年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授课时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这是因为在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前去听讲，朱自清教授也前往听讲，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1877-1937）虽然不懂汉语，但通过翻译也前来听讲，很少缺席；周一良教授曾到清华偷听过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的课，他回忆道：“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这所吸引。”（《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58-159页）当时清华大学部的教授及学生不来听讲的，是因为他们听不懂，凡是能听懂的青年教师则是一定要来听讲的。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转述蓝孟博的话写道：“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
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
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追忆陈寅恪》第88—89页）从以上这些引文，足可见出陈寅恪先生绝对是无愧于“一代宗师”之称誉的。
二、“国宝”称谓之由来
我们有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传统，故将十分杰出的人才比喻为“国宝”。正如《荀子·大略》所言：“口能言之，耳能行之，国宝也。”（见《诸子集成》第三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28页）为此，称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为“国宝”就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陈先生当之无隗。陈寅恪先生的弟子程靖宇在《国宝云亡———敬悼陈公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国事突变，（1948年12月）政府派飞机降落北平城中迎接胡公适之、梅公月涵、陈公寅恪、袁公守和（同礼）等‘国宝’，飞至京沪。（寅恪）先生因陈序经先生出长穗城岭南大学，强被邀至于羊城之河南。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先生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的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追忆陈寅恪》第240页）这是最早把陈寅恪先生称为“国宝”的文字记载；不过这已经是在陈寅恪逝世一年以后写的，当时程靖宇在海外，并不知陈先生辞世的讯息。当然，在陈寅恪先生还健在的时候，大陆也曾出现过传说他是“国宝”的事。其一，50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从表情看非常关心；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经查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其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皆不成问题。
斯大林为何提起陈寅恪先生呢？据说原来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引用过陈先生著作中所提供的一些资料。这的确是十分荣耀的事。称陈先生为“国宝”的典故即源于此。后来在经济困难时期，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和著名学者、当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杜国庠皆称陈寅恪先生是“国宝”，并亲自下令予以特别照顾。如此看来，“国宝”之说，谅非虚假。（参见贝司《一面之缘———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追忆陈寅恪》第347页）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学向询问陈寅恪情况的广东省委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开列了每个月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生活所需开支的费用及物品，请求省委拨专款。这份报告其中有这样的内容：“1．考虑到附单所列药物和副食品不少是进口，请省委每月拨些专款作为购买食品和支付护士工资费用。2．每月所需副食品亦请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附单）鸡：四只，估价三十二元，约一星期送一只。鸡蛋：五斤，十元，每天二只。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鱼：十斤，二十元。蘑菇：十五斤，十五元。黄油：一斤，二十元。护士：三人，一百五十三元。合计：二百六十二元。另：进口老人牌麦片一罐，进口可可粉一罐，陈教授需用药物（进口）。”（原件藏广东省档案馆，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390-391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计划给陈寅恪先生供应的食品，这个分量，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算过得去，更何况是1963年。中国高层对陈寅恪的询问确是厚待了这位公认的“国宝”，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之所以绕了这么大的弯子引述学界对陈寅恪的评价的文字，就是要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确是一代宗师，当然也是国学大师。但学界也有人认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史学大师。他通晓数十种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字大师，这比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尊敬。（见《文汇报》1997年10月14日蔡尚思文：《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其实，在我看来，史学大师其实也就是国学大师了，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议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征，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牟宗三、梁漱溟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陈寅恪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世界一流的境界。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汪荣祖教授尝谓：“我感到陈先生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固陈先生之后必定还有伟大的中国史家出现。但陈先生不可能超越，固陈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超越，就像没有人可能再写一部超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正是因为如此，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感慨万千，撰写了一篇题为《世间已无陈寅恪》的文章，其文末尾指出：“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文化巨人陈寅恪构建的文化意象也将是永远绝后的。”认为陈氏是无法超越的，也就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在1965年秋天曾作一首七律，当时他的传世巨著，“自验所学之深浅”及抒发心曲的《柳如是别传》完稿一年，也正是“文革”引而未发的时节，他写道：“新秋景色旧山河，七六年华一梦过。蜗角风云金鼓振，牛衣涕泣病愁多。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陈寅恪文集·诗集———附唐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7l页）诗的最后“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两句，正是陈寅恪自叹无人传薪，由此亦可表明“一代宗师”———“国学大师”，无人能企及。故我说“一代宗师”已包括“国学大师”矣，如果非要将“史学大师”与“国学大师”分开不可的话，那么，我说陈寅恪既是史学大师，又是国学大师，二者皆兼于一身。
三、卓越之成就与精进之方法
下面，我们将从陈寅恪卓越的学术成就与精进的研究方法介绍来进一步了解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