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石海龙给我发来了滇池的照片，只有一张，显然是偷拍的，照片上的我坐在船头眺望着远方，长发在风中飘动，整个画面达到了动态和静态的完美结合。我从来都不上相，但是这张却美极了，只是，发现这份美的人不是我的男友吴宇飞。
“小米，知道吗，你曾让我有过两次惊艳，一次动若脱兔，一次静若处子，都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美，或许这才是最真实的你。平时见到的你，总是用矜持和高傲把自己伪装起来，习惯拒绝别人，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确，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我们被迫戴上一扇扇面具生存，这是一件无奈而悲哀的事情，我们无法抗拒，只能接受，但是很多人的面具戴久了，就把自己给弄丢了。
在我的印象里，你是个心思细腻，却不乏纯真可爱的女孩。还记得我送你的那瓶“真我”香水吗？那是我对你的祝福，希望你永远能保持“真我”的一面。
祝你开心，幸福。
石海龙”
石海龙在邮件中的寥寥数语，又激起我心底的阵阵涟漪——为什么石海龙总是能捕捉到我最真实的瞬间？为什么他会在我和吴宇飞的爱情渐趋平淡的时候出现？难道，他是上天派来考验我们的？想起船上的一幕，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
望着照片发了半天呆，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是，石海龙的出现的确让我有些动摇了，使我对自己和吴宇飞的爱情产生了怀疑。我厌恶自己的见异思迁，厌恶自己的得陇望蜀，我要打消自己对石海龙不切实际的爱慕，所以我只是在回信中简单表示了一下感谢。对于后面石海龙的相约，我也基本上推了，我想，以他这样的条件，犯不着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或许过两天他就知难而退了。
人在茫然的时候，很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突然想起很久没联系的雨欣，也不知道这姐们恋了没有，于是，我给雨欣打了个电话。
“干嘛呢现在？”
“嘿，我说你最近闲了是不，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这姐们还是一嘴老陈醋。
“瞧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啊，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我嘿嘿笑，一脸谄媚。
“去！有事快说，忙着呢。”这家伙，把我粟某人当啥了！
“非要有事才能找你吗，你又不是我的垃圾桶。”我嬉皮笑脸。
“难不成你良心发现？”她反诘。
我无语，突然感觉自己特吕洞宾。
“就是想问候你而已，好久没联系了，这不惦记着你吗。”我更加谄媚了，幸好不是可视电话，要不我这表情非得让她鄙视不可。
“哦，还以为你有了同住密友就忘了我这个同住蜜友了。”这小妞还是嘴不饶人。
算了，不跟她争一时口舌之快，“不跟你瞎贫了，哎，我说夏雨欣，这么长时间没你的消息，莫不是被哪个帅哥拐走了？”
“我现在忙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精力陪帅哥玩浪漫啊。”雨欣没好气地说。
“不会吧，你也别太累了，身体要紧。”我说。
雨欣叹了口气，“唉，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又想换工作了。”
天！这句台词据我回忆，雨欣至少跟我说过有三次，迄今已经换了两次工作了。毕业后，为了解决北京户口，她和一个国家级大报签了五年的卖身协议，结果还没干到一年，嫌工作太死板，人际关系太复杂，一怒之下付了笔违约金果断跳槽。第二份工作倒不死板，可她又嫌工资低了，再次跳了槽。这份工作既不死板工资又高，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女人啊！真是不容易满足的生物。
“又怎么了？”我说。
“太累了，我们现在的单位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我每天从早忙到晚，一点私人的时间都没有。”她抱怨道。
这我是知道的，她的工资的确很高，当她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给我短信的时候，我的眼珠子都快绿了，整整是我的三倍，还是税后。可是高薪的代价就是无休止的工作，经常是凌晨才下班。所以尽管工作一年就买房买车，却基本上没怎么住过。每次听到夏雨欣的抱怨，我都满怀无产阶级的豪情，咬牙切齿痛骂那缺德的资本家——人活到这份上，连点私人时间都没有，赚再多钱有啥意思！
“唉，我说你也别老想着跳槽了，正经找个男朋友结婚得了。”我说。
“谈恋爱也得有时间不是，我哪有精力啊。”她有些无可奈何。
我无语，良久才说了一句：“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出来坐坐吧。”
“好，不过事先说好，不许带你家那位，省的看你们腻歪，我在旁边跟个电灯泡似的。”
“废话，咱女人叙旧带他干嘛，别把我粟小米想得那么重色轻友。”我说。
夏雨欣也不跟我纠缠，仅用一个“切”字就结束了这场争辩。
和雨欣约定周六见面，依旧是在西单，这是对两个人来说距离都比较折中的地方。等我到达西单，雨欣早已等候在大悦城门口。短短半年没见，雨欣已经瘦的差点让我认不出来了。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眉眼之中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憔悴。原本漂亮白皙的她如今脸色蜡黄，眼眶发青，哪还有当年羊妈妈的风采！再看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运动服，配上显不出腿形的直筒牛仔裤，脚上一双棕色系带皮鞋，披散着没有修剪过的长直发，这还是那个对穿衣一向有品味的夏雨欣吗？
虽然心里很是惊讶，但还是努力让这种惊讶没有显露出来。“哟，来得挺早，等好久了吧。”
雨欣撇撇嘴，“你还说呢，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
我想了想，“6楼有家豆捞坊，是澳门小火锅，7楼有家麻辣香锅，这两家环境味道都不错，你选一个吧。”
雨欣嘴里发出啧啧声，伴随着一贯的揶揄，“哟，这有男朋友了就是不一样，对西单这地儿也是了如指掌了。那就吃麻辣香锅吧，我现在正需要点刺激。”
直奔大悦城七楼，点了一大锅菜，然后找了个角落的沙发坐了下来。
雨欣环顾四周，“好久没逛街，都不知道西单开了家这么大的商场。”
“你说你，钱是赚不完的，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我说。
“唉，别提了，我们的老总现在就是生怕我们偷懒，像我们这些做记者的，如果没有采访任务，还要帮编辑组版，反正是不让你闲下来。” 雨欣恨恨地说。
“怎么能这样啊，记者就干记者的活，干嘛还要帮编辑干活啊。”我不解，本以为我们报社已经够乱了，谁知道雨欣的报社更乱。
“这还不算，你们报社记者是分口的吧。”
“是啊，各跑各的口，互不相干。一般报社不都这样吗？”
“我们就是这二班（不是一班）的，一共不到8个记者，都当机动记者使，今天跑军事，明天就跑娱乐，后天可能还跑经济，再过几天，得，科技你也跑了吧。”
“天！那样不利于培养专家型记者啊。”我咂舌，还有这么荒唐的媒体，亏他们的发行量还能在全国数一数二呢。
雨欣冷笑。“管你专家不专家呢，能用最快速度跑出新闻来就是硬道理。”
“唉，今天本来是想劝你别冲动跳槽了，毕竟现在经济不景气，跳槽没有好处，现在看来，你是非跳不可了，这地方呆下去没前途。”我叹了口气，终于理解她了。
和我不同，雨欣对于新闻事业并不执着，在她看来，赚钱多才是硬道理。每次她对其他同学的高工资表示艳羡的时候，我都会不以为然，我不在乎钱，因为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真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真正能够为民请命，真正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我的新闻理想来源于实习期的一次采访。那时候，我还在武汉，大四下学期有三个月的实习期，老爸给我找了家电台，那是一个有脊梁的媒体，敢为老百姓说话，从来不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打转。
我的实习老师姓董，是个50岁的女记者。记者这个行业基本是青春饭，有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如果年过35还在外面跑新闻，不是能力不行，就是人缘不行。而董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采访，既不是能力差，也不是人缘不好，而是因为她的儿子——她很早就离异了，独自抚养儿子。本来在一个事业单位做文职，已经退休了，可儿子刚考上大学，一切都需要钱，于是她又返聘到电台做记者。虽然年过半百，可她却非常勤奋，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实习的时候，最希望遇到的就是这种拼搏的记者，只有跟着这样的老师，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所以当她有她通知我去武汉郊区某农场采访的时候，我有一种即将上战场的兴奋。
第二天，我和董老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又坐了二十多分钟电动三轮车，终于来到了这个农场。在路上，董老师简要地跟我叙述了这次采访的对象——一个独自创办小学的外来农民。
在农场里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是武汉本地的农场职工，但也有一部分从外地来打工的农民。在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代，这些外来农民离乡背井来农场种地，交的税却远比农场职工高得多，这也倒罢了。可是他们的子女到了学龄，只能进当地唯一的农场子弟小学念书，而且必须交纳一笔不低的赞助费，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可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于是有一个念过几年书的农民自费办了所学校，独自一人承担起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教学任务。没有教室，就向当地人租，没有黑板粉笔，就借钱去买——一所条件简陋却承载了很多人梦想的小学就这么成立了。
学校建立起来后，外来农民都纷纷把孩子送来这里，农场子弟小学因此而损失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甘心，将其告到了区教委。区教委过来视察了一番，以学校不合法为由勒令学校停办，并且对办学校的农民处以两万元罚款。本是出于好心，却遭来如此横祸，那位农民实在走投无路，只有给我们电台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冤情。
当我们来到农场，向当地人打听这所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露出了警惕的目光。得知我们是记者，一位中年男人才恳切地对我们说：“记者同志，你们可要帮帮他们，现在整天有流氓骚扰他们，孩子们都躲在林子里上课了，就像打游击一样，连我们这些农场职工都看不下去了，你们可得为他们做主啊。”
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里，两个城里来的记者如同青天大老爷一样，他们盼望着我们能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伸冤，我被深深震撼了。
按照那个中年男人告诉的路线，我们找到了这所小学，见到了校长周新生。那时正刚刚开春，天气还有些寒冷，这个衣着破旧的农民正坐在外面批改试卷，为了防止风将试卷吹走，他将卷子紧紧的压在自己的膝盖上。见到了我们，他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肚子委屈全爆发出来。
“为了办学，我已经欠了3万多块钱的债，家里的农活全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干。现在要罚款，我哪来那么多钱啊，记者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啊。”周新生握着董老师的手，老泪纵横。“不信，你们上我家里看看吧，都穷成什么样了。”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他的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破旧的瓦棚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瓦棚两边各有一张用砖头垒成的床，被褥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露出淡黄色的棉花。
“你知道这个学校没有执照是不合法的吗？”董老师问。
“我哪里知道这些啊，我只知道不办这个学校，好多孩子都得失学了。”周新生说着，用力擤了把鼻涕，“进农场小学要交赞助费，我们这样的外来农民有几个交得起？我的大儿子当年就是这样失学的，现在都十六岁了，还在我这个学校里念小学。”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跑出教室，看见校长和两个陌生人说话，顿时一窝蜂围了上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周新生指着其中一个小女孩：“不信你去她家看看，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交得起学费啊。小英，你带两位记者去你们家看看。”
所有人的目光刷得集中到这个叫小英的女孩身上，小英咬了咬嘴唇，没有动。
“小英，带两位记者上你们家看看，去啊。”周校长急了。
小英狠狠地咬着嘴唇，突然哇的一下哭了。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哭的撕心裂肺的。我哪见过这等场面，不由鼻子隐隐发酸，赶紧掏出纸巾给小姑娘擦眼泪。
“唉，这孩子不想让你们看到她家里的样子，穷啊！”周校长叹了口气，又指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小龙，你带她们去吧。”
小龙是小英的哥哥，他倒没什么顾忌，带着我们向他家走去。他走的很快，在田垄上如履平地，我虽然穿着运动鞋，却跟着有些吃力。只见他先来到一个大棚，把他妈妈喊了出来，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长得其实挺清秀，只是岁月让她过早的憔悴了。三月天她竟然只穿了件的确凉花衬衣，额头上全是汗。小龙妈妈倒是爽快，在裤子上揩了揩手，就带着我们去了家里。
来到小龙的家，我被深深震撼了。我实在不能想象，在繁华的武汉市周边，竟然有这么贫困的家庭——四个小木桩撑起了一个简陋的棚子，棚子的四面用废弃的塑料布围起来，勉强挡住寒风。屋里就一张大床，一床被子，来不及刷洗的锅碗瓢盆散落在地上，一只灰色的花猫正围着锅碗转来转去，却似乎没有可以食用的残羹冷炙，不由失望地喵喵叫唤。
小龙的妈妈还算爽朗大方，很快就给我们讲清楚了家里的情况。小龙兄弟姐妹一共四人，两个大点的孩子和小龙的爸爸一块去广州打工了，家里只剩下小龙和小英，靠她一个人租种农场的地过活。
“这么冷的天，这房子能挡风吗？”董老师问。
“现在好多了，冬天那真是难熬的很，要是赶上下雨，屋里又冷又潮，简直没法过。”女人说。
我看了一眼屋里仅有的“家俱”，那张用砖头垫起来的大床，问，“晚上你们三个就睡在这张床上？”
“是啊，三个人挤在一起，还能暖和点。”女人笑着说。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时，董老师发问了，“家里这么困难，养四个孩子负担很重吧。”
“是啊，好在两个孩子长大了，可以出去打工了。”女人说。
“那两个孩子读书了吗？”董老师问。
女人笑了一下，似乎觉得这话问的多余，“哪里读得起啊，农场的学校是要收一千多块钱赞助费的。小龙和小英要不是有周校长办的那个学校，也上不了学。”
“能学点东西是好事，我看小龙也快要念中学了，还打算继续让他读吗？”董老师问。
女人咧嘴笑了，“哪有钱读书啊，大了就该帮着家里干活了，咱农村的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董老师叹了口气：“尽量让孩子读书吧，这也许真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女人似乎不以为然，笑了笑，没说话。
告别小龙一家，我们又去了农场子弟小学，时值中午，学校的人不多，仅有的几个老师正在吃饭，拽的跟个二五八万似的，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不满。
采访完毕，在回电台的路上，我问董老师打算怎么写。
“你说呢？”董老师笑得很慈祥。
“明摆着是农场子弟小学不对，他们不收赞助费，对外来农民公平点，也就没这些事情了，我反正是站在周校长这边的。”我豪情万丈地说。
“哟，看不出来我们小米还挺有正义感的呢。”董老师揶揄道。
“本来就是嘛。”我被她这么一说，不由脸红了起来，却仍不服气地辩白。
“其实啊，周校长是值得同情，他做的这件事情合情合理，可是不合法，再怎么着，也不能和法律作对啊。”董老师严肃起来。
“可是，法制不健全，没有保障他们这些人的利益，难不成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吗？”我还是不服气。
“你还是太小了，以后历练多了就明白了。我们做记者的不能光凭感情用事，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董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回到电台一个多小时后，董老师将写好的稿件拿给我看。字里行间还是充满了对外来农民的同情，但是她也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除了农场的歧视性政策外，愚昧落后也是一方面原因。比如小龙家，已经家徒四壁了，却还要生那么多孩子，对孩子的教育自然会成问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是董老师在文末的一声叹息。
从那以后，我对新闻的认识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不再是仅仅为了逃避数学而选择的一个专业，更希望是能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