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史记》，好像走进了一条历史人物画像的长廊，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司马迁能塑造如此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能不归之于他高超的写人技艺，其中出色的一招就是利用烘托手法来塑造人物。
一
司马迁是文学创作的高手，历来人们把《史记》当作中华文学宝库中的典范之作。他在运用衬托手法来塑造人物方面是极为出色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人物两相对照，相互衬托
把两人或多个人物放到一块，通过人物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反映人物的不同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渑池之会后，由于蔺相如两次出使都非常成功，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而赵王封蔺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这引起了老将廉颇的不满：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通过此事，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识度与廉颇的小肚鸡肠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蔺相如不仅有大智大勇，而且胸襟宽广，廉颇虽能攻善战，却是心胸较狭窄的武将。
《陈丞相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吕太后临朝称制，想晋封吕氏为王，征求王陵和陈平的意见。王陵因为高祖晚年曾定下“白马之盟”，坚决反对。陈平却冷静地意识到，吕太后实为真主，单凭什么“白马之盟”约束不了吕后的野心，不如暂时迎合她的心意，保持手中的权力，以伺机复新刘氏。由此可看出王陵可以说忠于刘氏王朝，却憨直得有点幼稚，不能审时度势，而陈平对当时的形势了然于胸，可谓是个识时务的“俊杰”。通过此，王陵的忠直和陈平的机变就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魏其武安侯列传》写了“东朝廷辩”一事，开始窦婴“盛推灌夫”，武安“盛毁灌夫”，窦婴辩不过，仗有皇帝撑腰，转而“言丞相短”，却没有揭发他与淮南王谋反事；田鶪则撒下弥天大谎，诬陷窦婴结纳灌夫意欲谋反。皇帝想把这棘手的问题丢给朝臣，臣下的反应不一：御使大夫韩安国说话模棱两可，不明言是非，并说“唯明主裁之”，巧妙地把矛盾推回给皇帝。主爵汲黯根据事实认为魏其是对的，内史郑当时言“是魏其”，后又“不敢坚持”。通过这一场辩论，魏其的幼稚迂阔，武安的善辩机诈，韩安国的机智狡猾，汲黯的憨直不阿，郑当时胆小怕事等都被描摹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
（二）虚实参用，以实托虚
这就是说不直接对主人公进行描摹，将主人公置于其他人背后，通过他人的言谈举止折射出主人公的精神面貌，使主人公的形象呼之欲出。下面试举一例：
（陈胜）已称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史记·陈涉世家》）
司马迁没有正面描述陈胜是如何地骄奢，而是写了王宫前发生的一幕。在这一幕里，勾勒了宫门令的傲慢乖张，气焰凶盛。由仆人的态度而窥见主人的神貌，陈胜的骄傲自大可以想见。
如果拿《汉书·韩信传》与《史记·淮阴侯列传》相比较，就会发现班固将蒯通劝韩信反汉的说辞全部删掉，将他写入《蒯通传》中。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五《史记》四曾就此评论说：“《史记·淮阴侯列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冤痛不可言孔。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于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辩士亦附见，史迁所以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作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则舍所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赵翼的评论可以说切中了司马迁的本意，他在这里用了虚实相参之法，实笔写蒯通的劝说，虚笔托出韩信的心迹。
（三）以宾衬主，对人物进行侧面烘托
这种方法是说不对主人公进行正面描写，而是借对旁人或第三者言行举止的叙写，对主人公从侧面加以衬托。下面试举两例：
项羽跟从其季父项梁在吴中起事，杀郡守，夺印绶，“一府中皆慑报，莫敢枝梧。”巨鹿之战时，项羽率领楚军大败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勇猛过人，从正面很难充分地描写，只有通过“门人”、“诸侯将”、“诸将”的反应，才极大限度地表现了项羽的威严气势，正如明代凌约言所说：“羽杀会籍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张，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史记评林》卷二P21）可谓的评。
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入秦宫行刺秦王嬴政，秦舞阳随行：
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史记·刺客列传》）
秦舞阳十三岁时就杀人，算得上是勇士了。但是一旦到了秦廷，秦廷的威严便把他吓得惶恐不安了，在这紧要关头，荆轲一个“顾笑”、“前谢”巧妙地化险为夷，突出地表现了荆轲的机智神勇、从容镇定。又如秦庭行刺一场，写得声色俱妙。荆轲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整个秦廷的君臣都震慑住了，一时惶恐得束手无策，连用三个“惶急”将秦君臣的惊愕、狼狈之态入木三分地描绘出来。吴见思《史记论文》说：“此时正忙，作者笔不及转，观者眼不及眨之时也，乃偏写‘剑长操室’，又写群臣及殿下诸郎及夏无且，然偏不觉累赘，而一时惶急，神情如见。”写秦君臣的惶恐失态有力地展示了荆轲的气势、威力，使人对这位视死如归、顶天立地的勇士肃然起敬。
（四）引用歌诗，渲染气氛，烘托人物
司马迁擅长于在文中插入诗歌，形容渲染，创造浓郁的气氛、意境，烘托人物的心境。他把历史人物自己所写唱的歌诗插入人物传记中，通过这些“情动于中”的诗歌渲写出人物的内在品质、思想感情。
《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两人的事迹很少，文章重在议论抒情，他们的形象相当苍白。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他们饿死前所唱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淹没兮。我安适归矣！于组兮，命之衰矣！他们对周朝用暴力来推翻残暴的商纣王的统治表示异议，王朝的更替使他们很茫然，不知所归，明知命之将绝，也不愿放弃信念。诗中流露的愤世嫉俗的感情，使他们狷介峻杰的形象为之一亮。伯夷叔齐的形象因此而变得丰满起来，有血有肉了。
项羽的一生恶叱咤，豪气万丈，他在垓下被围，兵尽粮少，夜闻四面楚歌，自知陷入绝境，面对美人和骏马，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由一个拔山盖世的大英雄的口里唱出如此呜咽悲慨、凄凉动人的诗歌，场面是多么的悲壮慷慨！难怪宋代朱熹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吴见思也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拖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歌词的悲慨使场面变得更为悲壮感人。而且他也写出了项羽儿女情长的另一面，人们读此诗，不免要感叹谁言英雄原无情？
《易水歌》、《鸿鹄歌》、赵王友被囚后唱的绝命歌等，都有力地烘托出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形象塑造起了极好的辅助作用。
（五）大衬托下包含多层小衬托
也就是说，某一篇传记或一个人物从整体上与另一篇传记或一个人物是一种对比，并且在一篇之内，又运用了多层小衬托，共同衬写所写的人物，务必使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分明。
想了解项羽，单看《项羽本纪》远远不够，历来人们就主张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两传并读，就是因为这两篇本纪互为补充、互为阐释。通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几乎是两人性格的对照表：项羽率直爽朗，是一个恶叱咤、千人尽废”的英雄，刘邦阴谋多诈，是个能屈能伸、深谋远虑的伟丈夫；项羽刚愎自用，刘邦背信弃义；项羽长于征战，刘邦长于谋略，等等。只有将项刘二人对照来认识，我们就会明显地感觉到：项羽的确是一个神威赫赫的贵族战神，却远远不能胜任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但是单纯靠刘邦一个人来衬托，还不足以描出“战神”的十九八分威力出来。因此，司马迁在篇章里又安排了一系列的小衬托层，如巨鹿之战中将项羽与诸侯将进行对比，杀宋义时又拿诸将与之对比，等等。这样从多角度、多侧面的描绘，才使得项羽的形象经久不衰地活在人们心中。
再如李广这一人物。司马迁几乎是将《李广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对照着写的：李广跟卫青、霍去病出身不同、治军方法不同、对待士卒的态度不同、战争经历不同，所享名声和下场也各不同。李广身正心诚，爱护士卒，才气无双，所以名动天下，“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以人海战术获得了战功，所以“贤士大夫毋称焉”。李广身经百战未及封侯，最终落个自刎而死，卫青靠裙带关系位获封侯，为阿天子意，不敢“招贤绌不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说：“李广传赞，美其死天下知与不知皆尽哀，忠心诚信于士大夫；卫青传赞则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两两相形，优劣自见。”将李广与卫霍二人相比，是为了突出李广的“不遇时”。但李广其人的特点还有待深入开掘，因此作者又将他与匈奴射雕者进行对比，突出他的“善射”；又拿程不识的治军方法与之相比，表现李广用兵的灵活，突出其才气无双，仁爱士卒，等等。如此层层衬托，使人们对这位“飞将军”的命运更为同情与惋惜。
二
司马迁运用衬托手法不但丰富多样，而且灵活多变，随意驱使。他在篇章中总能不拘一格地使用多种衬托艺术描写人物，有时运用对比衬托，有时又通过渲染造成一种特定的气氛，烘托人物，有时言在此意在彼，虚笔拖带出要传写的人物，等等。作者如此不吝惜笔墨，大肆地铺陈衬托。为什么呢？
运用对比衬托来写人物，就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不需作者主观介入进来，对人物加以评价，只需让人物之间互相对照，互相烘托，就能自行区分其高低优劣，使人物性格泾渭分明。吴见思说：“韩长孺在汉廷是第一流人物，其憨直犯颜处极好铺张，史公偏借武安侯，借庄助，借大将军，借张汤，借公孙弘，借司马安，反从他人身上形容出来，而韩长孺意思情性，气概节谊，无不全现。”用虚实相参的手法写人物，借助实笔所写的人物的品质传达出其背后人物的面貌，这样不仅可以省却许多笔墨，而且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读者可以充分发挥其想象力，人物形象更富有流动性；另外，还能达到避祸的目的，曾经遭受的极刑令史公心有余悸，因此传写当朝统治者的时候，有些就借这种较隐蔽的方法客观地流露出来。铺写场面，渲染气氛，给人造成一种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拉近了读者和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便于更形象、更直观地认识了解历史人物。日本学者斋藤正谦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惊，不能自止。”（《史记全注考证》）试想一下，如果荆轲刺秦王一场，司马迁只用三言两语概述其过程，而没有这些精彩的铺写，荆轲的形象会像今天看到的这样高大，这样雄武，这样具有感奋人心的力量！用众人来衬托一人，则犹如众星拱月，令其形象更为光辉灿烂，也只有如此，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容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正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样的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笔，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之外，别的人能做到的很少。”以宾衬主，从侧面烘托，能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比从正面描写更为传神，如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为了逃命，竟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不顾，夏侯婴不忍，多次下车收之，明代王懋《野客丛书》曾评此说：“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为羽大败，势甚急迫，推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斩婴者十余。借谓力不能存二子，不得不弃之可也，他人为收，岂不甚幸？何断断然欲斩之？其天性残忍如此！”这样的效果是白描手法所远远不能达到的。
虽说司马迁运用衬托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烘托毕竟是一种纯文学的手段，免不了虚构和想象，这就与历史著作要求忠实于史实，进行实录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史记》中运用衬托艺术来传写历史人物，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实。作为一个有着优良的史家传统和非凡的史学天才的司马迁，为什么允许他期望甚高、用全部心思和血泪著成的史书有这种失实的现象存在呢？
首先，文史还没有完全分家。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文学还没有从史学中分离出来，因而历史著作带有文学色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司马迁写《史记》追求的双重目标。
在人物塑造方面，如果今天以严格的历史科学的要求来看，有些衬托的运用确实存在可疑的地方，比如说项羽被围垓下，别姬突围时所唱《垓下歌》，是否真的为项羽所作？《管锥编》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之，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补笔造化，代为传神。”在《项羽本纪》中插入这首歌，是为了突现项羽悲壮慷慨的形象，儿女情长的一面，不宜当作信史来看。又如《刺客列传》中的“易水送别”，荆轲动身前往秦廷行刺，“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而在开始太子丹请田光不成时，曾郑重地告诫光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对田光尚存有怀疑，如此重大的事情，又岂肯让众多宾客知道，前后欠周密。司马迁的真意不在如实地记载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借送别时的秋风、寒水、白衣、悲筑、发指、目创造一派惊心动魄的气氛，表现荆轲那种视死如归的气魄。
其次，为了表达一种社会理想。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了单纯地记载历史，更主要的是借写历史表达自己的理想，“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历史家而不是政治家，因而他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依附在那些自己心仪的历史人物的身上，赋予他们以理想的光辉，从而表现自己对这种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向往和追求。
春秋时期的魏文侯，虚心求贤，尊重儒生。这一美名传播到其他国家，使他国不敢觊觎魏国。秦国曾想要攻打魏国，有人谏阻说：魏王一直礼遇贤人，被他的国人称为仁君，上下同心合力，不可贸然进攻，于是秦国就取消了这个计划。尊贤重才，为魏文侯赢得了荣誉，至于是否真能令秦国因此而却兵，我想未必！一个国家只有足够强盛才会让别国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自己力量弱小，即使最贤能也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司马迁这样写，只说明了它的一种美好愿望：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才，表达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理想。
在写《魏公子列传》时，说因有他在魏国，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司马迁把魏国的兴亡，系于信陵君一人之身，这显然被司马迁夸张失实了，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他是想借此传达他的一种社会理想，表明他的一种政治见解，即：希望执政者能礼贤下士，广开才路，招贤纳士，使各种人才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为社稷出谋划策，以致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
再者，是在对比中寄予作者的褒贬态度，抒发自己的爱憎感情。写历史不是写诗作词，作者的主观感情必须依托在历史人物身上，甚至是借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人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都在对匈奴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李广的功绩是他个人的传奇式的勇猛，卫霍的功绩在带领汉家军深入匈奴二千里，使匈奴为之却胆，不敢再骚扰汉边境。对他们三人的功绩进行评价时，司马迁的“天平”失衡了。宋代的黄震《黄氏日钞》说：“凡看卫（青）霍（去病）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震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在司马迁看来，卫霍二人能封侯授爵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他们的赫赫战功是靠人海战术、劳民伤财换来的。这种评价显然有所偏颇。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司马迁自身遭遇的坎坷，不自觉地对李广这一悲剧人物倾注了满腔的同情与惋惜，明代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云：“于诸将中最怜者，李广之死与卫霍以由宠益封，故文之多感欷。”同时，也表达了对汉武帝用人唯亲态度的批判，以及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不断征伐的不满。
又《伯夷列传》中所载的《采薇歌》。梁玉绳《史记志疑》中说：“《伯夷列传》所载俱非也……即云不食饿死，而歌非二子作也。诗遭秦火，轶诗甚多，乌识《采薇》为二子绝命之辞？”作者目的不在追寻事迹的可信，而是借此衬托出伯夷、叔齐的正直、耿介，以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天命论提出怀疑否定，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表现了作者不平则鸣的思想。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作者有着强烈的爱奇思想，对人物“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广泛地搜罗历史人物的奇特因素、奇异经历，奇功伟业等，而不过于执著于历史的真实，等等。
《史记》虽然存在些许“失实”，但并不太影响此书的史学价值，这是因为司马迁是在坚持“实录”这样一个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对人物的事件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有些完全不妨碍历史的真实，反而有助于历史人物的典型化，使历史更深入人心，如对项羽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丝毫无损于楚汉相争那段历史的真面目，相反地，正因为项羽这一个伟大悲剧人物存在，楚汉相争那段历史被复活了，余响犹存；对那些有损历史真实的地方，司马迁也并不是一味地听之任之，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魏公子列传》，为了衬托魏公子的礼贤下士，说因为有他在魏国，使别国“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郭嵩焘《史记札记》曾就此据《魏世家》指出：“安厘王元年，秦拔魏两城；二年，又拔二城；三年，拔四城；四年，秦破魏，予秦南阳以和；九年，秦拔魏怀；十一年，秦拔魏丘；齐楚攻魏，秦救之，魏王因欲代韩救故地，信陵君谏；二十年，秦困邯郸，信陵君矫夺晋鄙军救赵。盖自魏安厘王在，无岁不有秦兵。是时，秦益强，六国日益弱，而赵将楼昌攻魏儿，廉颇攻魏房子，又攻安阳。所谓‘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是史公极意描写之笔无事实也。”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和《魏世家》中所载史实前后相互矛盾，并不是他没注意到，而是用的补笔，补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如此，司马迁基本上兼顾了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
司马迁运用衬托手法塑人物能够如此成功，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善于吸取前代的经验。在先秦时期，《左传》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里，就写了不少个性鲜明、神态活现的人物，而它们在写人物的时候在一定范围内就运用了衬托手法。如《左传·襄公三十、三十一年》中载有“子产不毁乡校”一事，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劝子产毁乡校，子产却说：“不如小决使使道，不如闻而药之也。”通过子产和郑大夫然明对待社会舆论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有力地体现了子产头脑的清醒和见识的长远。再看《战国策·齐策四》写有一则故事“冯谖焚券市义”，冯谖请命替孟尝君前往薛地收债，冯谖市义而归，孟尝君不悦，两相比较，写出了孟尝君的浅薄和目光的短浅，同时反衬了冯谖的聪慧，识谋长远。最能体现司马迁对前代艺术经验继承的是《战国策·燕策三》中“易水送别”和“秦廷行刺”两处。“易水送别”被司马迁只字不改地摘录到《史记》中，“秦廷行刺”也只改动了个别字眼，充分表明司马迁对此艺术的认可和赞同。
更为值得赞赏的是司马迁并不停留在前代的成绩上。《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衬托手法还是比较零散、单调的，只有到司马迁那里，才被广泛的运用，并形成了一个衬托艺术的系统，此艺术因司马迁而自觉化了、复杂化了、多样化了。就拿《史记》和《左传》、《战国策》都有记载的历史人物比较来看，后者没有用衬托的地方而前者却用衬托手法稍加改写，或后者有一点衬托的雏形而后者加以完善。比如，《左传·昭公十九年、二十年》、《史记·伍子胥列传》都载有楚平王拘捕了伍奢，派人召伍王胥兄弟一事，两书中记载的人事几乎相同。不过，司马迁稍做了改动，前者纯是伍尚分析形势，重在体现伍尚“择任而往”的思想和精神；后者变而为兄弟两人的对比，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伍尚仁而软弱，害怕不能报仇而背上不孝的罪名，选择了死，伍员刚戾忍诟，忍辱负重，立志报仇，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映衬了伍员“弃小义，雪大耻”的“烈丈夫”的形象，伍子胥的形象因司马迁的这一改动更为高大。再如《战国策·魏策一》、《史记·商君列传》都记有商鞅入秦前，公叔痤荐用不成劝魏王杀商鞅一事，《史记》里多记了公叔痤事后又嘱鞅逃去，商鞅料定惠王不会杀己而不逃走一段。此处被司马迁稍微加工改造，衬托手法立即取得了“点铁成金”的效应，商鞅的不凡和料事如神可见一端。由上面几例，我们可以窥知司马迁之所以能在文学上有如此大的成就是他对前人的艺术手法成功之处大力继承并以自己的文学天才加以发扬的结果。
司马迁的《史记》树立了运用衬托艺术的成功范例，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传奇、戏曲、小说等塑造人物形象常用的艺术手段之一。
李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