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生涯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陈独秀的主要社会职业是教员。在教育领域中他堪称是一位勇于破旧立新的闯将。他具有随时代进步的革命立场，是一位以教员为公开身份的革命者。
1905年，27岁的陈独秀初涉庠序，在芜湖安徽公学任国文教员，同时与该校体操教员柏文蔚、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以武力推翻清廷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岳王会”。木铎兼兵革，一身而二任，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位单纯养家糊口的教书先生。
1906年3月，陈独秀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任该校“监学”并兼任教育、地理、东语等课程的教员。在此他开始涉及教育行政工作，还直接讲授教育学课程，这不能不使他以较多精力去研究教育工作规律，也为他日后提出教改积累了经验。这年夏天，他又与章士钊、苏曼殊同在皖江中学任教。
1908年秋，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10月，应安徽教育总会之邀，在该会秋季大会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教育改良。
1909年底，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时，他起草革命檄文多篇叫人张贴。
安徽光复后，陈独秀于都督府秘书长卸任后创办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务主任，后因被守旧派学生排斥而辞职。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北大约3年时间，其间他在蔡元培支持下，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遭到攻击和非议。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腐败积习深重。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学校“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学生中也有人“捧女戏子”。蔡元培到北大后，决心改造旧北大，特别是文科，为此特邀以主办《新青年》而享誉学界的陈独秀主持文科大政。陈独秀到任后即请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钱玄同、章士钊等为教授，对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多份《文科学长告白》，宣示整改措施。首先，严明教学纪律，完备请假手续，严格考试和升留级制度，防止混文凭现象。其次，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现有课程作了调整，取消所有课程一律必修的规定，允许学生自由选修旁门和其他年级功课。预科学生可选较实用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史学科增设《东洋通史》，哲学科增设《化学发达史》、《地质学方法论》等课程，借以扩大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改变知识结构。第三，加强学生外语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训练。1918年9月，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指出，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在“研究学理”，要“注重外国语”，废讲义和多看参考书。要求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开列本门课程“至不可少”之参考书目“以备摘要购置”。
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方面也颇为用心。他身体力行，率先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以严格师生人格修养为宗旨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北大为阵地，创办学术团体和刊物，开展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被守旧派所切齿，他们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通过某些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北大解聘陈独秀。蔡元培迫于压力，只好废学长制，陈独秀只任教授。陈独秀的教育改革虽然遭到挫折，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南下。2月，在武汉高校发表《新教育的精神》等几篇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惧和不满。3月底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缺点》，对旧教育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的弊端予以猛烈抨击。同年底，陈独秀应邀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师发表演说《新教育是什么》，表明他的认识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据理力争”，顶住顽固派的压力，在广东省立一中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并取得成功。9月，陈独秀因主持中共党务的需要，坚辞粤方教职。至此，即全身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补偏救弊
陈独秀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其教育思想必然作为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出现，表现了批判精神和战斗风格。
陈独秀认为，教育改革应从教育对象、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入手。而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重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关于如何确定教育方针，他列举了欧美各国著名教育家的主张，认为其“共通之原理”不外“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可偏倚”。他吸取各家之长，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因此，制定教育方针的原则应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换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而已”。可见，在如何办教育的基本思路方面，陈独秀是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但并不盲目地机械搬用，而是有所批判和审视。具体地说，教育方针要“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外部形势而确定。陈独秀很清楚，当时的国家政权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仍然是尊孔读经，读书做官那一套。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教育的基本要求应是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具备个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与技能。
陈独秀提出这个方针，就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即他所说的狭义和广义的教育），使“昏惰积弱”的国民警醒奋发，急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潮流，缩短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差距，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适应“世界之生存”，陈独秀又提出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四个原则，其精神在于强调教育要面向现实，促进民主，增进生产，以积极态度对待人生，反对虚幻迷信、专横暴戾、游手好闲。他敏锐地看到，现时的世界即“经济的世界”，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而中国在封建教育束缚下，“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不重视生产，以致“生寡食众”，在此经济竞争激烈之秋，要存在下去，“不其难乎”。除对封建社会轻视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的传统观念尖锐批判之外，他还主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有生产技能的社会劳动者，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教学中强调实用，是陈独秀的一贯主张。早在1906年任教于安徽公学等校时，他就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压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经学课，由此引起当局不满。是年6月，太平府署理汪昌麟到安徽公学等三校视察后，向省学务处报告说：“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东洋……重外轻内”；指责陈独秀“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学堂为护身之符”，“似有背奏定章程”。汪昌麟表示要对三校进行整顿以“严加约束”，并要求上司授权“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核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反动当局的态度完全可证实陈独秀在教育改革上的坚定立场。
1920年，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提出教育改革三大纲领：把教育分为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和专门教育三个层次，对未成年教育要分期做到“绝对普及”；成年教育应纳入社会，通过各种社会设施进行；专业教育中应以工业教育为主，除大学工科外，还要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陈独秀认为，西洋的进步，国力的强盛，是逐步实现工业化取得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孔孟经书害人，人们只知读书做官，于国家大事麻木不仁。由此可见他对改造社会的远见卓识。
取法西洋
这说的是教育方法问题。陈独秀对事物一向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无论是老祖宗或西洋，都不盲从。但在教育方法上，他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取法西洋”。1917年7月，在北大文科学长任内，他曾赴天津南开学校作《近代西洋教育》演讲。他说指出，“取法西洋”既非盲从西洋，也不以东西方势力大小为依据，而是个“是非问题”，是因为“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这个结论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尽管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不能把当时东西方的差别概括为两个时代的差别，但已能从政治经济制度的优劣，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精神风貌的差异等得出一般性结论。以落后学先进正好反映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的总构想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
应该看到，陈独秀主张学习西洋，并非胡乱抓上一把，以读几本洋文书，学一点理化博物为满足。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中不在少数，所以教育改革收效甚微。陈独秀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人的善恶智愚和先天自然有关，但其后接受教育的影响则不能否认，如木材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器具一样。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这就是说，教育是加工过程，而加工的对象是人，应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选择学习近代西洋教育。他提出：第一，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蒙的而非灌输的。这说的是教育方式方法上如何正确处理教学双方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旧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一心只要学生读万卷书，做大学者，多半采用灌输的办法，对儿童心理，人类灵性则“一概抹煞”。这样教出来的人只是“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没有真实见地。他赞扬近代西洋教育的启发式教授法，能使人类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第二，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直观的而非幻想的。陈独秀赞扬欧美“注重职业”教育，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一切煮饭、烧菜、洗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他认为教育“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这正反映了教育对象是人的特点。第三，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严厉抨击旧教育只知读死书而不重视体育的弊端。他说，学生死读书的结果是“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因此，应使学生“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但陈独秀也注意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教授方法并非一概是“教训式”的，欧美各国的现代教授方法也并非一律是启发式的。例如中国的孔子在回答诸弟子问孝问仁时，就没一个相同的答案，这正是孔子“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说明陈独秀在阐述教育思想时已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综合起来看，陈独秀已开始认识到教育对象应该得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改良社会
1921年1月，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说，对新旧教育的差别和对立作了进一步探讨，表现出开始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探索教育规律的意向，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地主张学习西洋。
陈独秀指出：教育组织形式（科举和学校）的不同，教材种类（经史子集和科学）的不同，还不是新旧教育的根本差别，新旧教育的根本差别在主义（宗旨）和方法的不同。旧教育的主义是“个人的”，要“做成伟大的个人”；新教育的主义则是“社会的”，是“重在改良社会”。在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的”，新教育是“启发的”。
陈独秀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从中国情况看，是有了中国社会才产生孔学，而不是有了孔学才产生中国社会。要改革社会便非从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由此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他主张教育改革应重在社会的观点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教育应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素质，而不是只重视造就少数“圣人”；另一方面，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陈独秀对旧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作了更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旧教育只是一种装潢门面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缺少应用效力。学农的只知背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学工的只知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只记了许多外国名词，但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了一些外国的经济统计，但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却毫无所知。因此，他大声疾呼：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如广州附近丝业昌盛，就应设蚕桑学校；潮惠近海，应设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设森林学校，如此等等，总之是服从“社会需要的原则”，即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来兴办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