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洋教育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别入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必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像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不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拚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己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Boy Scout）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像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诸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育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选自陈独秀1917年7月1日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
新教育是什么
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高师发表了演说《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是什么》标志着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进一步思考。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方针应贯穿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即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即用民主主义教育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三是职业主义，即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以伦理说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即用注重体魄和意志锻炼的强身教育取代忽视体育的弱民教育。他把旧教育的弊端概括为两种：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形式主义。他深刻揭露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各种现象，指出：“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表达了改革旧教育的迫切心情。
陈独秀认为，旧教育是主观的，其教育主义是个人的，其教授方法是教训的；新教育是客观的，其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其教授方法是启发的。陈独秀从教育主义和教授方法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新教育和旧教育的根本分歧，认为旧教育“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而新教育不专在造就个人的伟大，而注重在改良社会。最后，得出结论：“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陈独秀深刻揭露了旧教育个人主义的四大缺点：1．减少教育的效力。陈独秀认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就减少了教育的效力。
2．减少训练的效力。在教育的实际经验上表现为：（1）家庭教师的成绩：在家庭受教育的儿童其学科或较优于在校儿童，然而缺乏社会知识、秩序及公共观念的训练，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学校儿童的成绩：小学生在校受训练的时候活泼、守序、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专门以上学生的成绩：许多学生在校读书时，品行纯洁、志趣高尚、大有希望，一旦出了校门、进入社会马上变得“胸中无主”，在社会上混久了，则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教育自教育，社会自社会”，致使训练失去效力。
3．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相分离，学生和学校在社会中便分别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和“特殊事业”。社会上的一般人视之为奢侈品、装饰品而不是看成必需品，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旧教育是离开社会的教育，从而减少了学术应用的效力。改革这一弊病的唯一办法是“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的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就个人的伟大的上面。”陈独秀主张，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
4．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陈独秀认为，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各学校门口大书特书：“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这种“学校的个人主义”以“造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懂为浅陋，这种教育界的“闭关主义”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一切学校都是为社会设立的，而不是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享用，只有如此，才能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才能使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才能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
陈独秀还分析了新、旧教育在教授法上的区别，他认为，旧教育采用先生教学生的教训式，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新教育采用启发式，是学生教先生，即“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不如何如何。”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的不同，所以他又强调，中国古代的教授法并不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也不认为欧美各国现代教授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
陈独秀根据新的教授法的原则对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手工及唱歌等学科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1．伦理。陈独秀主张“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要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伦理教育。
2．历史。历史科要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要让学生感到有趣味。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除，就是不废除，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而不应该教国史。
3．地理。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从本校讲堂教起；要采用能培养学生实际观察能力的教授法，不要教学生死读教科书。
4．理科。理科各科目更要重视“实物经验”，小学理科必须注重乡土教材；各省物产不同，各省的小学教材便要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