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活动是他的整体思想及其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民国教育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宝贵财富，其主要特色有以下几方面：
爱国主义是主线
于右任很少说教育足以救国，但无时不在表达要教育民众爱国的思想。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作及教育言论中，而且在其广泛的教育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他在家信中所说“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国事到为难处，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以学报国的赤子之情。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时，于右任在总司令部下设立教育处，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将救国寓于新教育的创设之中，吸引了各地的进步青年。就任“驻陕总部”司令以后，于右任积极开展平民教育，促进了教育与革命的进一步结合。1927年4月，“驻陕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员杨明轩、王绶金等为首的“强迫平民教育筹备会”，宣布平民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国民实际斗争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命。4月18日，在西安莲花池，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强迫平民教育运动大会，于右任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教育社会化、教育革命化”的口号。于右任在他参与创建的学校中，积极为学生创造充分自由地思索革命、探索国家前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氛围，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自治能力、参与精神，激发学生对国家前途、社会改革的热情，上海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上海大学“不是一个死读书本的学校，而是一个与革命密切结合的新型的社会学校”。1923年8月，提出办学的目的在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因此，上海大学应当具有时代性、革命性，才能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它的立校精神着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平时教学特别强调使学生读活的书。社会学系对马克思学说作系统的讲授，并以讲学与行动相结合，颇具号召力。学校的学生会组织严密，学生把宣传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参与街头巷尾的讲演，散发进步的刊物、传单，起到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
创办报纸，利用舆论，致力于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中，如何使大多数民众从愚昧落后中解脱出来，是时代对教育家提出的严峻课题。于右任认识到办报有助于新知识学习与新思想的传播，并能启发民众觉悟、转移社会风尚和习俗。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经理。该报试图“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它以革命主张为“经”，以优美文字为“纬”，持论公正，曾用大量篇幅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政治口号，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针砭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挽救危亡，救国强民。还开辟了学校动态与体育新闻等新栏目，吸引着广大青年学子。《神州日报》自筹创之日即与复旦和中国公学不可分。于右任指出，“复旦、中国公学创立后，因用这两个大学作基础，由母校中联络八个人出来，开办了《神州日报》。从此，早起去吴淞教书，下午归来办报。《神州日报》的主笔多为复旦和中国公学两校的同学。这说明《神州日报》与教育是相互促进的。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于右任称民呼即人民的呼声之简称，于革命运动上为一鲜明的标帜，于文学技术上亦为大胆的创作。1909年10月3日，在英租界出现了一种名为《民吁日报》的新报纸，这是于右任创办的第三份报纸。于右任以“海”为笔名发表了宣言书，表示“予将手执斑管以经营八表兮，用求坠鼎而复我金瓯。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同协力而以力，扼此横流。”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出版虽仅48期，但以大量篇幅披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种种侵略行径。
于右任的报人生涯屡遭不幸，但他唤醒民众的志向却并未因此而消失。“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本着这种精神，加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呼唤，1901年10月11日（农历重阳节），于右任在法租界创办了《民立报》并出任社长。在名为“中国万岁民立万岁”的发刊词中，他喻《民立报》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立志要在“秋高马肥之际，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并尽力“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该报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鸩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究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该报创立之后，成了革命党人的宣传机关和他们在上海的联络基地。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揭露社会黑暗，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反映民间疾苦，呼唤民生幸福。它们既充当了革命的喉舌，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又教育了民众，树立起了中国教育史上巨大的丰碑。这四种报纸，是内容丰富的活教材，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
运用诗歌进行教育
于右任的诗歌是言个人之志，但也是在教育鼓励他人。他的诗作思想进步、感情真挚、笔墨凝重、内容充实，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于右任就作过《从军乐》一诗。面对民族危亡，高喊：“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照青史”，号召热血男儿扶军御侮，奔赴国难。这样激昂慷慨的爱国诗，不仅是当时振聋发聩的呼号，其教育意义也是可想而知的。
1918年至1922年，在就任靖国军司令期间，复杂、困难的斗争环境和现实经历，使于右任留下了许多意义深刻、富于教育意义的诗篇。1921年，经过三年多战斗的靖国军濒于瓦解，于右任退居自己创办的民治小学，留下了《民治学校园纪事诗》二十首，成为其寓教于诗的代表。该诗感情沉重、格调苍凉，以革命之艰难事实比托于离骚草木中。写学校生活，或开辟，或创造，亦共力，亦相亲，钟声而杂角声，战地还同学地。“动地弦歌真画获，烧天兵火亦燃萁抬”，既歌颂了师生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仍弦歌不辍，播种希望，又揭露了内战实质不过是“煮豆烧豆萁”，实际上是发出了时代之声。
于右任从热心陕西的地方教育到襄助主持复旦校政，创办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由西往东，自北向南，构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教育画卷，折射出他对教育的高度认识以及对教育事业的钟爱与执著。这对于一位有繁忙的政务、军务以及报业宣传活动的社会活动家和宣传家来说，是何其难能可贵，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在从事各项活动，尤其是教育活动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独到的教育思想，又影响了他的教育实践。这些思想虽然缺乏完整的体系，但却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展现出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战士对现实教育的满腔热忱以及发展教育的真知灼见。于右任在教育方面的思想及其活动，已充分奠定了他在民国教育史，乃至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