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前夕，弟弟打来电话，说他要娶媳妇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非常高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一种终于熬到一九四九年的感觉。当然，弟弟给我打电话不仅仅是报喜，最重要的还是要钱。我承认我还不是大款，更不是富爷，基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点血还是责无旁贷的。
我问弟弟要多少钱，弟弟毫不客气地说两千。两千就两千吧，第二天我就凑了两千元给弟弟寄去了。
弟弟已经二十五岁了，这年龄在城里来说谈婚论嫁为时尚早，但在家乡已经到了危险年龄。家乡经过几代人的实践与总结，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男孩子，如果在18至19岁时不结婚，就相当于犯盗窃罪；在20至21岁不结婚，就相当于犯杀人罪；在22至23岁不结婚，就相当于犯强奸罪。弟弟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应该是三罪并罚了。
弟弟过了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压力最大的就是父母。父老乡亲们会因此对父母兴师问罪，把这件事情作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父母也因此而成为过街老鼠，活在别人的唾沫之中卫生眼球射程之内。
弟弟娶不上媳妇，自然和弟弟本人有关，黄金和钻石自然不会被聪明的女人抛弃。然而弟弟把这一罪过都归咎于父母，说父母没本事没能耐。父母也知道不能给儿子娶媳妇是一种失职行为，所以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地托媒人。
农村的媳妇价格是昂贵的，如果娶到家里，没有每市斤四百元的价格是拿不下来的。然而，在年均收入一千元左右的家乡，四万元是什么一个概念，就可想而知了。
仅比弟弟大两岁的我，也为这件事处心积虑，担心弟弟，因为他不是坚强的人，更担心父母，无形的压力会把他们瘦弱的身躯压垮的。我是从家乡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能体会得到。
给弟弟寄出两千块钱，我轻松多了，说实在话，有那么一点花钱免灾的感觉。我并不希望未来的弟媳多么优秀多么完美，只要是个女人不傻不笨四肢健全好使就行了。这样说好像有点儿过分跌份，但如果弟弟真的娶了个天姿国色的那种女人，才是真正的麻烦。
剩下的时间我就默默地为弟弟祈祷和祝福了，希望他早日结婚早日生子早日离开光棍协会，别再当那个千人看不起万人瞧不上的光棍协会常务理事了，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
九八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对弟弟的婚事也没有彻底地了解，但弟弟没有结婚，我那颗悬在心头的石头就不会落地。哥哥的责任与义务，像一块沉重的石碑压在我这并不宽厚的背上。
九九年年末，弟弟又打来电话。弟弟平时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打电话就是向我要钱。这是近几年我总结出来的规律，对于弟弟这样，我还是能理解的，打电话要花钱的嘛。
弟弟说他还要相亲。我闻言诧然，九八春节不是相了一个吗，怎么还相呢？弟弟说那位早就另谋高就了。不过弟弟坦然地说：“没关系，天下何处无芳草，好汉哪里不娶妻，我又找了一个，比那位更年轻更漂亮。哥，你就给我拿五千块钱，弟弟一辈子娶不了几个媳妇，就这么一次。”听弟弟的口气，就像总经理对他的会计下达命令似的。
我认为弟弟说得对，的确，弟弟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婚，如果因为我这五千元钱没有到位，而让弟媳花落他家，致使弟弟一辈子摘不掉贫困的帽子，我可是千古罪人。
我是工薪阶层，偶尔有一点稿费也只够买几个咸鸭蛋的，五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我几个月不吃不喝才能攒下来。可是，哥哥的使命又让我痛下决心。弟弟的机会不多，说不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五千块钱虽然也令我心痛，但是还可以赚嘛。
我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寄出了五千元钱，并附信一封，再三叮嘱弟弟说这可是人生大事，不可儿戏，这年头，钱难赚，屎难吃，千千万万不能让哥哥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说是在北京工作，挺能唬人的，但我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变相地在北京讨饭。北京不仅米贵、房贵，定居哪仅仅是不易，简直是太难了。工资光看数字不低，但再看看开销，也剩不下几个子。房租、水电、交通、吃喝拉撒一分也不能少。外地人在北京可以挣到钱，但你绝对拿不走钱。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可爱又可恨的城市。
我来北京几年了，拼命地工作，葛郎台式地攒钱，几乎到了虐待自己的程度。房子里，除了书、行李，什么东西都是房东的，八十年代初木壳的老牡丹彩电，夏热冬凉的人造革自制沙发，一台几乎绝种的老式486电脑……将就再将就，凑合再凑合，花一分钱就像滴一滴血，对自己苛刻几乎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我不是不会生活，更渴望享受生活，可是我更知道一个只拿着八十元钱闯北京的人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一无资金，二无背景，三无关系的人想在北京有立足之地，谈何容易？我不能对生活奢求太多，如果抱怨，就只能抱怨自己为什么是穷人家的孩子吧。
就是这样，为了弟弟的媳妇，我轻轻地抛出了自己半年的血汗钱。如果这一次不出意外，我也心甘情愿了。弟弟娶妻生子，做父母的，做哥哥的也了却一桩心事，操心牵挂的事情也应该船到码头车到站了。
我还是频频地打电话给弟弟，询问相亲的结果。弟弟告诉我一切顺利，弟媳对他很好，对父母也好，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一个天上难寻地上难找的好女人。他叫我把心放在肚子里，耐心地等着喝喜酒吧。
于是我真的等着喝喜酒了。弟媳如果真的像弟弟说的那样，如果她能踏实地与弟弟结婚过日子，我不仅能为合出七千元钱心甘情愿，还得抽空去雍和宫白云观烧一炷香。
当然我还要算账的，弟弟说他的老丈人以八折优惠价把闺女送给他的，这是因为看在我们家比较困难和父母诚挚的讨价还价。就是这样，还要折合人民币两万五千元整，还不包括酒席包车等费用。
两万五千元，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如果现在结婚，足以让我们倾家荡产。我私下盘算，如果两年以后结婚，弟弟用这两年的时间赚一万块，然后家里再凑合万八千的，我再拿出一点，这件事也就圆满了。
给弟弟拿钱，妻子自然不会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只是表情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妻子的确不是个事妈儿，也不是太计较的人。她不高兴，我表示非常理解，就想办法哄她开心。妻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一位是哥哥一位是弟弟，但哥哥与弟弟只差两岁，早出生两年就一定要尽这个义务吗？
当哥哥的尽点义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最起码也不能看笑话。平常连一个电话也不打，更不要说什么沟通，什么时候都在要钱的时候，才想起这个哥哥。听了妻子的话我无言以对，总是用“就这么一次，等他结婚以后咱什么也不管”来搪塞。
为了这件事我和妻子吵过架，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还提出了离婚。可是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家里讲，因为家里已经够乱的了。
两千年春节我回家了，准备参加弟弟的婚礼。到家一看，弟弟像狗一样地在床上躺着，父母在一边唉声叹气，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一打听，原来被弟弟称赞有加的准弟媳又看上别人了，提出退亲。
我说退就退吧，人家姑娘不愿意，咱们也不能去抢去逼啊，只要把钱如数地退回来也就算了。众人闻言不语，默不作声，我再仔细询问，原来是二人在认识第三天就同居了。只要那姑娘来我家，就和弟弟对婚姻进行无照非法经营。我对此特别生气，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怎么能这样不守规矩呢？可母亲说这是现在家乡新流行的时尚，家家如此。
说实话，对弟弟这桩婚姻，我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的，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钱呢，一万元钱人民币呢？是她们违约在先，不退一万退八千总可以吧。弟弟说，都把人家肚子搞大一次了，没点表示不好。
我的脸都气绿了。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五千元钱，就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我当场发誓，说弟弟以后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没钱找谁都行，千万别找我，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