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皮具厂成立的时候，除了厂房和自有资金，张仲林厂长和他的合伙人向街坊邻居借了十几万块钱。张仲林说，“私人资金拆借在我们这里很普遍，主要是邻居、朋友、亲戚之间，利息一般在1分到1分5之间。”1998年，皮具厂进行了第一次扩张，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皮具厂完成了第二次扩张。与创业初期相比，张仲林厂长坦言，银行对自己工厂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农村信用社开了户，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每月的资金流动情况，而且现在银行的门槛也降低了，所以现在主动上门要给我们贷款。”张仲林厂长仍然没有使用银行贷款。两次扩张使用的大约150万元左右的现金，基本上是经营利润的累积，“这里的企业胆子比较小，步子不愿走得太快。”“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呈会，”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说。
而所谓呈会，其实类似一种基金会，会员在10人左右，每人大约出5000元钱，相当于一股，一人也可以入多股。基金会有一个负责人，他应该了解基金会中的每一个人，而基金会中的其他人相互未必认识。基金会的资金只借给入会的成员，谁最需要钱或谁出的利息最高就把这笔钱给他，而借钱的人需要按月或按年把利息还给每一个成员。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使用这笔钱时是不需要付利息的，但是在基金会其他成员借钱无法按期归还或是卷款逃走时，他需要把利息或是本息都垫出来。这样的基金会的利息月息大约在1分左右，而银行大约是5、6厘。曾有人同时入了几十个会，卷了几百万携款出逃，但是这种事情比较少，因为浙江商人大多比较讲信用，而且每个基金会的人数不会太多，大家彼此之间都还比较熟悉。
（2）圈子主义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浙江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而浙江商人的“圈子主义”则是民间金融在浙江这方水土上的适宜形式。
温州的戴钟涛对他的同学一直心存感激。从跑皮包公司做起的戴，一开始攒了几十万，然后看准市场，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压缩机配件厂。虽然只是压缩机上的一个小小配件，但是坚持“小产品，大市场”的他在6年前将厂从朋友那里买下，独自经营。
当时投资共500万，其中60万是自有资金，另外的400多万都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我主要靠的就是同学，”没念上大学的戴钟涛对自己的同学一直心存感激，除了同学的帮忙，戴钟涛的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表哥也借了100万给他。“这些钱的利息并不算很高，大概比银行利息高10%左右吧，借贷的时间也在1年左右。”这种私人之间的资金拆借是依靠什么规则来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呢？
“一般就是写张条子而已，有的甚至只是口头表述一下。虽然借钱人逃掉的、破产的现象也很多，但是大家都是经过很多年磨合下来，彼此之间也有信用了。”戴钟涛说。
同样的经历在浙江并不鲜见。在缺少法律的保护下，维系这种资金利益关系主要靠的是商业信誉。
“在1980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温州经济还不太发达，而这之后，大家都有了一点家底，企业也都在慢慢做大，大家开始重信用。因为只要有一次不讲信用，在这个圈子里就没法再做事了。”戴钟涛认为，一开始向银行贷款不太可能，“银行的手续实在太麻烦了，而朋友借钱最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信用。”
（3）票据贴现
事实上，浙江商人的民间金融远不止于拆借这一种形式。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成为浙商的真实写照。
200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从市场上抽走了1500个亿的资金，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那就是7500个亿左右。同时，人民银行对四大行的总行实行了余额控制，实行银根紧缩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四大行停止了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贴现业务，部分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停止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活跃的私人资本开始抬头，寻找新的契机。
台州某橡胶公司一位杜姓的老板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企业急需要资金，我们打算到银行贴现一张100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可是银行这项业务却停止了，无奈之下，我们就找到私人。”杜老板说，一般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率是1.89%左右，但他们却为那张汇票支付了高达5%的利息。
据当地一位银行业人士介绍，假定1000万的一笔资金，按照5%的贴现率来算，那么就是50万的利息，一年周转两次，就是100万，10%的票据贴现率吸引了众多拥有闲置资金的私人老板加入了这种票据贴现业务。
吃苦耐劳、追求财富
通过与浙江的商人接触，笔者深深感觉到浙商之所以能有今天辉煌的成就，完全离不开根植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些精神。
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是对浙商精神最深刻的理解！
浙江商人具有艰苦创业，敢于打拼，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创业精神，具有相互结合到一个地区搞开发的团队精神。“‘浙商精神’是加快遵义发展的需要，遵义的古老文化需要注入更多的现代信息、更多的新精神。我们不但要引进浙商的资金、管理、人才，更应引进浙商的精神，用新的精神面貌助推开封复兴大业！”遵义市委对“浙商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浙江做咨询期间，耳闻目睹了大量浙商创业的故事，感受到了现代浙商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人生如何才算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浙商的回答是一致的：赚钱。的确，从足迹踏遍世界的温州商人，到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台州、宁波、义乌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当今诸多声名显赫的浙商发迹之初曾经的生活，也是尚未发迹、正在奋斗的浙江人的现实生活。
杭州萧山区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曾是一位农家子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是一名鞋匠，上海珍珠大王丁美富曾是一位独闯上海、手臂上挂着珍珠沿街叫卖的浙江小贩，浙江农民邱继宝带着拷边机通过下水道进入广交会，如今成了国内缝纫机设备制造龙头企业的掌舵人。余姚不产塑料却拥有“塑料王国”的美誉，当地的“中国塑料城”成了全国塑料市场的晴雨表；嘉善没有森林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基地；更有文成县女企业家王月香先后筹资3600万元到延安承包了30口油井。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百万浙商在中国西部投资创办7000多家企业，上海如今有50万名浙商聚集，河南有35万名浙商创业，“鸡毛换糖”的义乌廿三里镇本地人口外出经商的超过了当地留守的人数。在全国各地，走南闯北的浙商构成了一个个在当地举足轻重的“浙商部落”。
浙江人的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不屈不挠、努力拼搏、艰苦创业、永不满足的精神，构成了“浙商精神”的精髓。正是由于“浙商精神”才造就了浙江的企业家群体，才打造了浙江经济今天的辉煌。学习“浙商精神”，就是要不偷懒、下身份、下力气、走出去、闯世界，就是要学习浙商的创新理念、吃苦耐劳的品质、追求财富的方法和手段，促进人们放弃享受意识，促进价值观念、创业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学习“浙商精神”，就是要在全社会掀起一个敢想敢干敢于低成本扩张而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创业高潮；学习“浙商精神”，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投资者、服务投资者，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进而打通以商招商的“商脉”的氛围，让“浙商精神”扎下根来，让开封人的精神面貌来一个质的飞跃，进而形成促进开封复兴的强大的团队精神。
最近CCTV-2在播出《新浙商》的系列宣传片，掀起了一股学习浙商精神的热潮。那么学浙商到底该学什么？浙商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的话题，特别是对于我们想创业的人士来说尤应如此。
低调平实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浙商”好比一个旗号，叫响大江南北。
而在上海，“浙商”同样是民营经济的主力军：从高科技的软件业到大规模的制造业；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机构到四通八达的跨国贸易……上海为“浙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而“浙商”还给上海一个创业“神话”——目前，浙商在沪开办企业近2.8万户（个体工商户除外），共计注册企业资本860亿元，实际运作资本超过3000亿元。
讲起“浙商”的成功经验，不少人想到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想到家族式管理的死板，想到产品模仿多、独创少的缺憾……殊不知，“浙商”早不是初闯民营经济的“试水者”，而是具备相当实力的“弄潮儿”。上海的浙商更愿称呼自己为“新浙商”，几年的闯荡，他们的价值观、创业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前，上海各界“新浙商”共聚一堂，谈起他们的“新浙商经验”。
在“新浙商迎春之夜”联谊会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新任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复星”是上海民营企业中响当当的一块牌子，而郭广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浙江人。同复星集团一样，许多扎根上海的优秀民营企业的创办者大多是浙江人。正如郭广昌在联谊会上总结的，浙商的成功，来自于他们天生的危机感，敢想敢做；也来自于浙商踏实务实的作风，能吃苦耐劳。与此同时，不少“新浙商”补充，众多新的元素已成为创业中的又一法宝。
以前，老浙商心里往往有一条规则：只做不讲，或多做少讲。他们不喜欢见记者，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宁愿默默耕耘自己的产业。而新浙商却不同。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随着企业大张旗鼓的扩张，“品牌”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他们心里。为品牌造势、为企业造势，新浙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形式。
在“光彩事业”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的民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浙商企业。新浙商们不仅想到了捐钱、捐物，不仅想到了建造希望小学，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到将企业的发展与贫困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在贫困地区建企业的生产基地或辅助设施，带动当地就业。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介绍，均瑶集团在宜昌建立了乳业生产基地。从企业本身来说，宜昌未必是发展乳业的最佳选择；但是，均瑶在宜昌建立生产基地，能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群众提供工作岗位，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将“均瑶”品牌向内地推广，起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此外，印在新浙商名片上的头衔也多了。他们既是企业的负责人，又是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比如上海家饰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张兴辞去了集团的总裁职务，专心担任绍兴市在沪企业联合会会长。
王张兴说，希望在自己三年的任期中，推动绍商企业进一步发展。还有一些新浙商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乃至人大、政协会议，就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并重，使新浙商成为品牌塑造过程中的赢家。
浙商不喜欢见记者，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曝光。年销售几亿几十亿的大公司，没有一篇老板的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大多浙商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
再有，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浙商的共同爱好。如在2002年进入百强的民企中，之前谁也没想到绍兴所占席位最多，竟然有35家。其中，绍兴民企“浙江玻璃”2001年12月就在香港特区成功募集资金5亿港元，成为第一家发行H股的内地民营企业。对这一极具新闻性的事件，该公司老板冯光成从未主动在媒体做过宣传。
低调产生的客观效应，是使得人们更关注浙江民企的整体，而不是个别的老板与富豪。有了这样的舆论环境，浙江民企有充裕的精力专注于发展实业，而无外界过多干扰，少了一份浮躁，浙江老板沉下去踏踏实实地做实业——这恐怕也是浙商们的主观诉求。
据了解，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首次评出8位中国内地商人，列首位的是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此前他并没有全国的知名度，但华立这个企业在2001年的销售额，就已达28亿元，利润3亿元，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电气工业百强之首。
汪力成本人其实口才一流，是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五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可是，他很少面对公众说话，只埋头做企业。他有一条原则：只做不讲，或者多做少讲。
浙商有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即“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始终怀有危机感和敬畏心态。他们生意可以做得很张扬，但做人却很谨慎内敛。
（1）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
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几亿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有，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2000年“中国50强首富”排行榜，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中至少有4位表示“不会认可”排行榜。
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经常可以看到的国内一些企业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比较起来，其不爱出风头的个性，显得十分突出。
（2）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
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娃哈哈老总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我个人一向主张稳妥，娃哈哈这十几年的发展很快，但一直很稳。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原则：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碰死不回头，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了，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