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娃哈哈从经销商策略、专业化定位到组织结构、人事等变动甚少。而且，该公司1987年上儿童营养液、1991年上果奶、1996年上纯净水、1998年推出非常可乐，2001年推出茶饮料，每一个产品，娃哈哈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最早做营养液的时候，调研人员的结论是市场饱和、退出竞争。后来做水、做茶，都在“旭日升”、“康师傅”之后。“非常可乐”，更是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最威风的时候推出的。但娃哈哈做一个赚一个，现在，除了碳酸饮料仍屈居两乐，茶饮料还追赶“统一”、“康师傅”外，其他产品都保持行业第一的市场占有率。这正应了迈克尔·波特的一句话：“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轻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
（3）政治上积极稳健
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政策时重实效而不赶时尚，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理性、务实。因此，浙商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4）亏损少，失败率低
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在谨慎保守的中小业主那里，就是小企业破产比例也不高。在义乌这个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5）长寿企业家多
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竟能做到年年不亏。宗庆后更表示自己绝对不会退休，除了干不动或不愿干了。
微利是途
钱，一厘厘地赚；事，踏踏实实地做。许多浙江商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起的，做鞋子，做纽扣，做五金……浙江富豪排名前10位的人物创业，大多相当贫寒：鲁冠球打铁为生，徐文荣躬耕田亩，南存辉摆摊修鞋，吴鹰执三尺教鞭，胡成中一介裁缝，楼明出身军旅，李如成是农民，郑元豹是工人，郑坚江是修理工，汪力成是丝厂临时工。
不少学者破解浙商的致富“密码”是：没有靠山，白手起家，再加上吃苦耐劳、精于算计的品质。浙江001电子集团的董事长项青松现在戴的手表才花了68元，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一家人至今仍住在公司的仓库里。
据粗略统计，浙江与江苏目前拥有民间资本过万亿元，其中又以浙江居多，自1995年以来，浙江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
民资的充裕，使得浙江老板尤其是富豪无需冒风险搞非法集资，或玩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借贷把戏，只需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事，办好自己的企业。
利不在多有点就行，重庆总商会浙江分会办公室主任杨俊，是个重庆人。他有个姓章的朋友，曾斥资数百万开办电脑城，却无可奈何地以失败告终。杨俊当上这个办公室主任后，因为每天都要和浙江商人打交道，以至商会500名会员相识大半。经过长期交往，杨俊从这些老板会员身上，总算找到了自己朋友章先生失败的原因。
浙江人创业，吃苦耐劳是他们经商的基本素质。他们大多数以提着皮包推销剃须刀、计算器等小玩意儿干起：整天穿梭于大街小巷，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他们与各种客户接触，从中得到各种供求方面的信息。由于浙江人众多，他们又定期联系，因此交换信息之后便互通有无，想方设法将生意做成。待发展到有了基本原始积累时，便开始摆摊。
如今很多大老板都曾经有过在市场里摆摊儿的经历。
杨俊说，章先生却刚好相反：以前从未做过生意，却要从大生意干起，一下子投资数百万元开了个电脑城，每天守着店，从不迈出大门一步，我卖我的，哪管客户的真正需求？其实土生土长的章先生有许多关系和朋友，但他们直到章先生的电脑城垮了，才知道哥们儿原来卖过电脑，而他们不久前才给单位进过一大批呢。如此自我封闭信息，如何赚到钱？
给杨俊很大触动的还有一件事情，那是商会刚刚成立时，需要一些金箔画等小礼品，总计也不过万把元钱。然而一个远在河北保定的浙江礼品商人在得知这个信息后，连夜坐硬座赶到重庆接这笔生意。这种情形让杨俊有点不敢相信。以前他与别人欲合伙做一笔生意，两人算来算去，辛苦个把月只能赚一两万，当即决定不做了。而这个浙江商人马不停蹄赶到重庆，大概只有几百块钱的利润！
商会有位林姓浙江会员，开着个电器城，资产几千万，却每天为卖一台只能赚5块钱的洗衣机、或赚20块钱的电视机而到处为客户送货。
杨俊真是服了。想想自己的朋友章先生，原来预计一台电脑要赚个千八百的，利润少一分他都不卖。这样的电脑城不垮谁垮呢？
从小打小闹到四面出击，当成功拿下总投资规模达20亿元的新疆上海城之后，家饰佳集团董事长王张兴的扩张步伐没有放缓。除了启动重庆项目，家饰佳将武汉、成都、辽宁、黑龙江均纳入公司下一步的开发计划。突破创新、大胆闯荡是浙商一贯的作风，而新浙商更从多方面对此进行了阐释。
首先是在地域上进行突破。正如老浙商当年看好上海的发展前景，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闯荡；新浙商们则把自己的脚步迈向全国各地。从3000万元资金起步的家饰佳，仅用4年时间，便发展成评估资产达30亿元的大集团。而王张兴透露，家饰佳在重庆开发的大型社区瞄准重庆房产市场，一年来利润颇丰。同样，新疆上海城的建设也成为当地最大的房产项目，人气旺盛。正如“谁动了我的奶酪”中揭示的，新浙商敢于突破、乐于突破，寻找新的“奶酪”，寻找新的机会。
其次是进一步拓展产业领域。从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包飞机创业中，折射出浙商的一大特点：胆大包天。近年来，新浙商拓宽了投资领域，将眼光看得更远。浙江企业的投资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餐饮、贸易领域，而是全面进军上海一二三产业的各行各业。眼下，现代制造业成为新浙商的重头戏；而在原有的强项——建筑业中，新浙商的品牌打进了重大工程，也打造了房地产精品。此外，新浙商还积极在上海开办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医药公司、教育机构等。产业领域宽了，发展的空间也广了。
“小产品大市场。不要因为产品小而小看了它所能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在浙商大会中小项目分析和推介会上，二十多个城市分别带来他们的拿手项目，浙江中大集团总经理胡小平一边客串主持，一边精心推介他的投资经验。
浙商偏爱三类项目，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市场，总份额占到99%的中小企业逐渐成为投资商们关注的热点。那么，这些手握充裕的资金、但又无力介入大型投资项目的浙商们需要钟爱的是哪些项目？在中小项目推介现场，杭州市温州商会秘书长陈旭明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目前浙商青睐三大类项目：房地产、资源类和技术类。
现在二线城市一些房地产建成后，却闲置销不出去。此时，如果寻找浙商合作、重新整合，借用浙商独特的运营思路来开发，“这将是浙商钟爱的，”陈旭明解释说，“这样的项目一方面投资相对节省，而且浙商对房地产投资有着丰富的经验。”浙江省的资源相对匮乏，面对激烈的竞争，很多浙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当一些省市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却又因为纯粹的开发往往难以体现资源本应有的价值，陈旭明认为，浙商的介入会带来双赢。而思维敏锐、爱创新的浙商，更看好有技术含量的项目投资。
如何选择投资项目？现场，二十多个城市分别端出了各自的拿手项目，如山东枣庄带来了二甲醚生产项目、合肥东岗招商打造家用电器配套工业园、成都彭州的医药园区招商……面对琳琅满目的推介项目，如何从中挑选出最适合自身的项目？中大集团总经理胡小平说：“最重要的是要选好产业，以中大投资比较成功的两个产业来说，就是小产品大市场！”中大集团成功投资了两家业绩优秀的公司“大东南”和“三花”，胡小平说，“大东南”做的是薄膜，“三花”的产品电液压元器件等也都是小器件，“但是往往小产品的市场消费量是巨大的。”
重商精神
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
南宋期间，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崇尚功利，主张务实，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批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提倡“农商一体，发展工商业”。永嘉学派对推动后世浙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浙商群体的精神支撑，就是这个“重商价值观”。
对于为什么又是浙商取得成功，哪怕是在IT浙商当事人中，答案也是众说纷纭。郭羽首先强调的是文化因素。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浙江的地域文化就是重视工商业，并且敢闯敢干，老一代浙商有的优良品质，新生代浙商也同样具备，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他们立即抓住了。”
郭羽说，浙江传统的重商主义传统文化，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民营企业活动的商人多数学历较低、多来自农村，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哪怕是在浙江，有其他当官、研究研究学问等出路的人，未必就会选择做企业。但是，重商主义文化愈演愈烈的浙江，哪怕是新生代拥有高学历、家境颇好的年轻人也放弃了其他选择，开始了商业生涯。
对于浙江人的重商主义文化，郭羽以白居易的《琵琶行》的感悟来说明这一点，郭羽说，“《琵琶行》当中有两句‘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毫无疑问，白居易这首诗对商人这个职业是讽刺揶揄的，但在浙江人看来，一个成功的商人，娶了个老女人，还为她抛家离子到外面做生意养家，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孙德良对于经商传统也十分强调，他说，“在我眼里，浙江商人总体比较踏实，图的就是实实在在，并且很努力，很能吃苦，又有智慧。其实，互联网产业和许多新产业一样，从本质来讲也是可以赢利的经营事业，所以浙江商人在该领域取得成功并不奇怪，如果再冒出个新产业，可能浙江人也能取得成功。”浙江商人改造着陈旧观念，在我们异口同声赞扬和夸奖浙江商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当年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针对温州商人提出来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以打击假冒伪劣为名对温州和浙江商人的围追堵截言犹在耳。浙江商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是与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和对抗全社会的不屈精神分不开的。打击假冒伪劣，为什么会选择温州？现在假冒伪劣遍及全国，为什么不再拿出某个地区作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只有温州代人受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和浙江商人为自己的生存乃至为全国商人生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凭这一点，他们得到世人的尊敬当之无愧。
其实中国人在经商的能力和智慧方面，一直很强。古往今来，只要有一丝缝隙，都能成为商人们生存的空间。商朝的后人、齐鲁盐商、范蠡、吕不韦、秦朝的寡妇清等等，都出现了很多经商故事和佳话。到了近代，徽商晋商人们耳熟能详。再看看世界各地，哪里没有华人经商成功的故事？
华人被西方称为东方犹太人，我倒觉得可能应该把犹太人改为“西方的华人”。
但是有经商能力是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商业精神的排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言利”，等等则造成了另外一个严酷的现实。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极“左”思潮的疯狂，才会有前面我们看到的对浙江商人的残酷打击。中国直到目前还远远没有消除对商人和商业的歧见。浙江商人的低调，我以为并不全部来自他们的优良品德，而是现实告诉他们的自我保护之举。今天仍然有人把经济学直接称为“小人之学”；
而“无商不奸”、“买的没有卖的精”，就是这些思潮在百姓中的表现。
商业的本质，是互惠互利，成交双方都是自愿的，因此成交双方并不存在欺诈。但是成交时的信息不足，和在以后肯定有很多机会获得相关信息，就会令人觉得，当时成交本来可以提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想承担自己当时不了解更多信息这个责任，而是希望交易对方无条件提供这些信息。由于交易对方没有提供这些信息，就迁怒于对方，认为对方欺诈。今天我们知道了获得这些商业信息要付出成本，知道了获得信息的过程永无止境，知道了交易对方没有义务给你免费、无偿提供这些商业信息，知道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交易条件。然而理智归理智，我们能因此就会心平气和的对待商人吗？恐怕不能。
买的没有卖的精。买方永远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很多普通人觉得不能接受商人、认为商人奸诈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去经商。商人们之间则会把彼此的交易看得很平淡，他们会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这种人家了解而你不了解的状态，就是你需要付出代价的地方。
所以，全社会要接受商业、商人，改变“无商不奸”观念，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大家都去经商。
十亿人民九亿商。这是前些年人们的一个顺口溜。真正做到不容易。
但是很多年前，广东很多地区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市民”就是小商人，他们在为别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享受别人提供的商业服务。笔者亲眼见过，在这些城市里，几乎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摆满了“货摊”，每个人都在某些方面成为“卖家”，成为绝对优势的信息占有者。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公务员，可能是教师，他们下班之后，也能心平气和的摆出一个茶点、一种特色菜肴，对他们来说，做生意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在这里，人们不会认同“无奸不商”这样的陈腐观念。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官员和官府，都已经被商业观念征服了。温州和浙江的官员自不必说，那里经常传出来弃官而去，下海经商的故事。在这样的地方，那些仍然为官的人，一则受到氛围的约束，不能像其他地方的官员那样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另一方面也对经商有成的人士表现出尊敬，心有戚戚焉，这个社会已经趋于正常了。
把握最佳经营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