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兵分攻大顺城、荔原堡等七堡砦不能得手，梁乙埋恐师久无功，难以交待。正在困顿之际，宣徽院使网萌讹奉梁太后懿旨劳军，谓梁乙埋道：“我长骑术，利在野战。今宋人坚壁以待，骑兵无如之何。不若尽撤诸堡砦之围，合兵围攻庆州城。”乙埋道：“攻小城堡尚不下，庆州城坚，安可得手？”网萌讹道：“佯攻庆州者，以诱彼出击或援军来，合围而击之。此乃化不利为有利，以我之长攻彼之短也。”
乙埋悟道：“原来如此，妙计也。依你计行事。”于是，尽撤诸砦堡之围，合兵攻庆州城，团团围住，佯欲攻城。知庆州李复圭见夏兵将州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日夜攻打，急得慌了手脚，忙令钤辖郭庆领兵出战。郭庆出得城来，勇猛杀敌。夏兵且战且走，似避其锋，让开一条路。郭庆见前边帅旗招展，便杀奔前去。待到帅旗处，忽然帅旗不见，只听锣声一响，伏兵尽出，将宋兵围住。郭庆恍然大悟，呼道：
“我中计矣！”只好突围，冀得杀出一条路来。但寡不敌众，又经不住敌骑冲击，宋兵多战死。郭庆仅率数骑左右驰骋，忽被绊马索掀翻在地，为众矢射死。李复圭在城上看得明白，知郭庆全军覆没，又遣二骁骑趁夜色出城，急召大顺城守将都监高敏、荔原堡守将都监魏庆宗来援。夏人早已料知，佯似堵截，实放其调兵。果然二日后，高敏、魏庆宗领兵驰援，分别行至半路，中敌埋伏，尽被围歼，二将战死。夏兵攻城愈急，梁乙埋至城下呼李复圭答话，喊道：“汝城中所余兵将，岂是我对手。汝技已穷，速开城纳降，留汝一条性命，否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碎。”李复圭道：“天亡我也！虽兵败，岂可降汝胡儿！”正在答话之际，忽见一夏骑疾驰至其帅旗处，不知说了何语，只见夏师后军改前军，梁乙埋殿后，尽撤而去。李复圭惊魂未定，疑是夏人诱其出城，不敢追击。你道何来？原来夏人举兵环庆，国内空虚。王韶促蕃部保顺军节度使董毡出兵，攻入夏境。董毡率部经定西城、会州，渡葫芦河，杀奔韦州而来。夏静塞军司急报梁太后，请派大军驰救。梁太后心知韦州若破，则西平府不保，老巢若失，国将不保，这还了得！
因之，急令梁乙埋火速回兵，驰援静塞军司。梁乙埋亦知其中利害，哪敢贪恋庆州，急忙撤军。
消息传至宋廷，神宗谓辅臣道：“朕固知王韶能解君忧！彼一谋可退敌数十万。”诏赏王韶，进为太子中允；赐西蕃董毡诏及衣带、鞍马。王安石道：“环庆虽平，臣料夏人必不罢手，还会生事。今岁夏人出兵延、环庆，均未遂其愿。下次将会益兵添将，宏其规模，大战不可免矣。陕西多事，搅得朝廷不得安宁。臣未尝行边，今可出使放外，安抚陕西，为陛下分忧。”曾公亮道：“臣老矣，屡乞致仕，未蒙允准，虽在位，尸禄尔。今方推行新法，多赖安石主事，中书岂可无安石？”韩绛道：“如曾相言，朝廷方赖安石，臣宜行。”上道：“西事繁巨，宜派一得力大员去。朕思之再三，惟韩卿去主西事，则朕无忧矣。卿与安石内外相成，其为朝廷所赖一也。”安石道：“臣不悉边事，每谋议不果敢。今升之有病在告，中书应接宜有习事之人，故宜留绛遣臣。”上卒遣绛，乃诏韩绛判陕西路宣抚使，如有急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行事。上又问：“谁补参知政事以代？”韩绛荐三司使吴充代己。
安石道：“吴充与臣有亲嫌。”上以为无害。安石道：“吴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是。”公亮道：“安石言亦是，可以枢密副使冯京参知政事，吴充任枢密副使，则不妨碍矣。”上称善，用其言。遂诏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冯京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吴充为枢密副使；天章阁待制、知定州李肃之权三司使。公亮又道：
“前诏韩维为御史中丞。维以兄绛在中书，为避嫌力辞不就，今绛宣抚陕西，已无嫌碍，宜促其就位。”安石道：“维性恬静，不愿染指朝廷是非，不必勉强，仍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为宜。”上亦深知维之为人，从之。
韩绛安抚陕西，上诏执政同往绛第送别；翌日，诸官在板桥集贤楼设宴送行，此乃例行应酬，不须详述。绛别诸官，启程西行，安石与韩维别送一程。绛道：“此次西行，有二事尚不释怀：一为王韶与秦凤路主帅李师中交论市易利害及闲田顷亩事；二为司马光知永兴军后，恐今后事多不协。”安石道：“子华勿忧，安石已熟计之。联诸蕃以制西夏之策，不可变也。行此策无李师中可也，无王韶则不可。俟安石为上陈其利害，想必纳之。勿忧司马光生事。上以西事为重，若司马光节外生枝，别为掣肘，是自讨没趣也。”韩维道：“君实与兄等每议事不谐，或其有偏执之处，然一儒者，同行孔孟之道，可心平气和处之，无须抗争不已。”绛道：“持国误矣。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今所谓儒者以孔孟之徒相标榜，其实彼等与孔孟相去几远矣！董仲舒之三纲五常说同孔子性命之说，司马光之忠君利国养民说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之说，并无相通之处，且相悖谬。彼等坐而论道，无所事事，不恤国事，忌言财利。英庙时为称亲称伯一字，近来为一李定孝与不孝，闹得朝廷不得安宁，而对西夏屡侵，则熟视无睹，反责边臣滋事。不与此等儒者相抗争，其可乎！”安石道：
“子华之言是也。安石与君实每议不同，乃术不同之故也，欲其相协，固不能也。”绛急于赶路，止安石与维再送，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请回。”遂一揖而去。
韩绛赴陕前，即向朝廷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对夏岁赐，以原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帅，别募奇兵骁将，伺间择机，破荡敌寨，招抚其部落。其二，严为守备，贼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或乘虚攻略以为牵制，并速报邻路出兵救援以解敌围。神宗纳之。绛至陕西，开帅府延州，即募奇兵，又分番汉兵为七军，以知原州种古、知环州种珍、环庆路都监任怀政、知保安军景思立，知清涧城种谔、知德顺军周永清、秦凤路钤辖向宝分领之。宣抚司判官吕大防言：“自来屯兵不分战守，置将不别能否。一遇敌人入境，则帅臣往往自拥精兵，好功者惟知生事不顾方略，偷安者惟务苟且而无节制。今差定七将，用兵之始，如诸帅尚循故态，则必误事。今宜申悉听宣抚司节制，不得有误，违者军法从事。”又言：“今朝廷已绝夏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绝贼之命也。夏人岂能俯首从命，势必与我抗争，寻机生事。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需累日，敌之所短也；建营列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防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少者，敌之所长也。异时尝以我之所短而抗敌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向扰击；彼若聚兵击我一处，则六路牵制，使敌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绛曰：
“善。即知照各军帅限日来延州计议。”
韩绛宣抚陕西后，王安石在中书疲于应接。曾公亮以年老屡乞致仕，不许。会上御集英殿册进士，午漏，移御旁殿便坐，延辅臣赐茶。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上急命掖起。次日，以告病连乞致仕。陈升之多日有病在告，这时又遭母丧，合当罢相返里守制。冯京新添执政，尚不谙事。条例司并中书后，其日常事多移交司农寺，这时知农寺吕惠卿亦遭父丧去职。安石荐曾布代之，上遂诏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同判司农寺。虽云曾布干达，为安石推行新法之左右手，然难补中书之空缺。神宗亦知朝廷宰相不可久缺，遂准曾公亮所请，罢去宰相，以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仍五日一奉朝请；王安石、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翰林学士王圭参知政事。韩绛以宰相仍判陕西宣抚使。
安石领中书，同执政冯京、王圭议事于政事堂。说道：“近几月来，忙于边事侵扰，延误新法之推行。现子华去陕主西事，使我等得以专注朝政。均输、青苗二法已次第推开。备战夏人，从当前与长远计，应急行兵民，建立保甲与更改役法。夫先王以农为兵，今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长久计，当罢募兵，用民兵。而募兵尚不可全罢者，乃以保甲之制未立也。今司农寺拟就保甲条例，由判司农寺曾布先说草拟经过及条例事项，然后集议。”曾布道：“保甲之事缘起京畿。先是管勾开封府界常平诸事赵子几上书言：‘职往来畿县乡村，察民问疾苦，皆谓近岁以来寇盗充斥，劫掠公行。虽有地方壮勇，大率怯弱，纵能告捕赴官，而盗贼余党辄行报复。诘其所以患盗之由，皆言：自来乡户各以远近结为保甲，务先察觉奸伪，止绝寇盗。但岁月浸久，此法废弛，凶恶亡命之徒乘间复聚，致为民患。今欲因旧日保甲，重行整治，逐县实其户口，除疾病、老幼、单丁、女户别为附保系籍外，其余主客户两丁以上，自远及近，结为大小诸保，各立首领，使其部辖。其置保、捕贼赏格、保内巡逻，将次第草成条例，以相约束’。上从赵子几建言，先试行于开封、祥符两县。经一年之试行，成效显著，百姓安居乐业。再诏下司农寺详定。故司农寺因之增损，拟就《畿县保甲条例》。其法：十家为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大保，选主户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有一人为之副。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战阵。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往来巡警，遇有盗击鼓，大保长率保丁追捕；如盗入别保，击鼓应接袭逐。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处置。其居停强盗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其法要略大致如此，提请中书集议。”安石道：
“今上始欲更法度，即以措置民兵为要务，甚重其事，与执政反复论说义勇、弓手、民兵等事者数矣。或以为‘民兵虽善，然妨农事’。先王以农为兵，因乡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若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或以为‘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募兵与民兵无异，顾其将帅如何尔。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今创保甲法，集义勇、弓手、民兵等意于一焉。《畿县保甲条例》可先行于京畿、河北东、西路、永兴军路，待法备，再推之他路。”冯京、王圭知此法皇上与原辅臣熟计久矣，自己又新参政，不便多言，无有异议，同意呈上诏颁天下。
果然如韩绛所虑，司马光到任永兴军后，与绛背道而驰。光上疏奏道：“臣到官以来，伏见朝廷及宣抚司指挥，分义勇作四番，欲令以次于缘边戍守；选诸军骁锐及募闾里恶少以为奇兵；造干粮、刍饭、布囊、力车以备输运；又竭内地府库甲兵财物以助之。动皆迫以军期，上下相驱，急于水火。官吏狼狈，下民惊疑，皆云国家将于来春大举六师，以讨秉常之罪。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兵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今府库已竭，民力已困，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乃欲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之所大惧也。伏惟陛下深鉴安危之机，速下明诏抚谕关中之民，以示朝廷不为出征之计；其义勇不分番缘边轮戍，亦不选募奇兵；凡诸调发馈运者，悉令停罢。”
无独有偶，司马光疏奏后，富弼亦上疏言：“窃知陕西用武，诸路出讨，至今数月，调发输敛，不无劳费。今所得城壁，且恐未偿所费，既已克下，又须守御，自此劳费，卒无已时。臣又有愚虑者，北敌今当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师北伐，其必有借助西夏之谋，不可不虑及也。或更二敌相应而起事，则我国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间？况今天威已振，王师已捷，应退修边备，讲守御之策。乞陛下详察审处之。”
神宗览司马光、富弼疏言后，愤语二府枢臣道：“司马光疏罪韩绛，实罪朕好战。去年四月、九月、闰十二月，今年五月、八月，夏人五次入侵，光视而不见。朕迫于情势，诏韩绛备战陕西，反责朕好战。光若为夏人，理当如此，而光系宋臣，岂非胡言乱语耶？韩绛备战陕西，若永兴军司掣肘，将何以堪？富弼亦胡言乱语。韩绛方开府延州，与夏人尚未交兵，却言天威已振，王师已捷，无异梦呓！其欲我对夏退让，与司马光则一也。中书速制诏疏驳，不可屈就其意。”冯京道：“司马光交恶韩相，不过一时意气用事，陛下不必当真，可不从其言，但不必疏驳。”上道：“光如此不顾大体，岂朝廷重臣之所应为焉！”安石道：“窃以为朝廷若与其计较，光将以为陕民请命获罪为资，蛊惑人心。不若屈就其意，令其报受灾州县田亩、口数等情状，核实后当减免税、役者减免之，其农作有困难者，以常平钱贷之，其输边物、役，可视情减免，以塞其口。其他有关边事建言，可不予理睬。对富弼更无须理睬。其虑夏辽相勾结，朝廷留意可也。”其他辅臣均以安石言为是。上道：“如安石言，减免陕西输边物、力，当以河东路补之。朕诏命韩绛兼河东路宣抚使。薛向通知关陕钱盐移用之术，诏以向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副使，以助韩绛。”辅臣均称皇上圣明。
安石又奏秦凤帅李师中与王韶交言垦田顷亩及设市易事。原来，王韶奏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稍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乞假官钱为本。”诏以四川交子易物货给之，命韶领市易事。李师中言：“韶所指田，乃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通渭，恐秦州自此多事，所得不补所失。”后师中徙知舒州，以窦舜卿代。窦舜卿亦是师中，奏王韶欺骗朝廷。又诏韩缜核实，缜是王韶。双方交言不已。安石道：“有无万顷田？此事极易明。秦州以西之地，周为犬戎、汉为西羌、唐为吐蕃据有，以后蕃汉杂居，互为进退，无有标界，地籍不明，孰能定其为谁所有；况人稀地广，待垦者何至万顷。此事本无须核查。皇上若以非常之势，须用非常之人以开疆拓土，则王韶是，若惧秦州多事，闭关以守，则李师中、窦舜卿是。此事只在皇上一念之间，何须计较屑小事耳！”上恍然大悟，笑道：
“朕明矣，当是王韶。”令韶主秦州以西蕃汉事宜。后事如何，且看下回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