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
天文学的前身是占星术，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则最初来自古代希腊的星相学。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便对天象颇感兴趣，他们往往根据星宿的变化判断气候，预卜吉凶。但阿拉伯人系统地研究天文学，是从阿巴斯王朝开始的。阿巴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的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希腊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成》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为阿拉伯人天文历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穆斯林随之开始对天文学的研究，经过几百年的观测和研究，阿拉伯人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宝库。《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796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马蒙在位期间，阿巴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有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马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
随着对天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阿拉伯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对阿拉伯乃至全世界的天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下就介绍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以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了解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成就。
花拉子密（780～850年）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和希腊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了《花拉子密历表》，它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白塔尼（850～929年）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系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四十余年。他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著有《恒星表》（亦称《萨比天文历表》）。他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白塔尼在天文学领域的是突出贡献，他发现了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中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成拉丁文，对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阿布·瓦法（940～998年）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他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他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
比鲁尼（973～1048年）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贾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了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精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
伊斯兰教通用的历法就是徙志历（希吉拉历），即回历。这套历法从639年开始使用，规定从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地那迁徙到麦加的622年7月16日开始计算，即这一天为伊斯兰教的元年元旦。回历是以月亮的圆缺作为测定时间的标准，因此属于太阴历。回历每年分为12个月，单月30天，双月29天，不置闰月，全年共354天。每30年为一个周期，中间包括11个闰年（30年里的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每个闰年的12月末加上一天。这样30年平均每年为354日8时48分，比通行的太阳历（公历）回归年少10月21时1分。伊斯兰教的节日和宗教活动都是依据回历，而回历比公历一年的时间短，要准确计算两种历法的对应日期是很复杂的，所以伊斯兰教的节日便与季节无关，也与公历无法对应，每年的同一节日会出现在公历的不同月份。回历也将一周分为7天，星期五是聚礼日，也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公共休息日。
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年）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他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
数学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在位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被后人称为阿拉伯数字。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基督教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
穆斯林对数学，尤其是对几何学和数字的偏爱，与伊斯兰教信仰有直接关系。而穆斯林对数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们在继承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基础上，发展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他们还把几何学与代数学相综合，试图用几何学原理解决代数学问题，为解析几何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他们还首创了以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为基础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等等。
先进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使阿拉伯产生了许多闻名于世的数学家。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数学家。花拉子密不仅在天文学领域颇具贡献，而且在数学领域成就斐然，所著《积分与方程的计算》一书，论证了解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基本方法以及求二次方根的计算公式，提出代数、已知数、未知数、根、移项、并项、无理数诸多概念，从而使代数学发展为数学的基本分支。花拉子密论证的解方程的两种基本方法，即“还原”和“对消”，对西方数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演变为现代数学中常用的代数运算法则“移项”和“合并同类项”。花拉子密因此被后人誉为“代数学之父”。阿布·瓦法在三角学方面极有造诣，尤其是论证弦、切、割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三角学计算公式和三角函数表，从而使三角学开始脱离天文学，逐渐成为数学的分支。欧默尔·赫亚姆著有《代数》一书，着重研究一次方程的解法和多次方程根的几何作图法，系统阐述采用圆锥曲线求根的理论，并且采用圆锥曲线交割的方法解三次方程，奠定了解析几何的重要基础。
物理学
在古代和中世纪，物理学的内容一般归类于自然哲学范畴。牛顿便把自己看作是自然哲学家，穆斯林学者亦不例外。在传统的伊斯兰科学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穆斯林自然哲学家们对时空、物质及运动的本质的研究都曾作出过杰出的理论贡献。在伊斯兰科学史上曾产生过众多的自然哲学的理论流派，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以伊本·西那和图西为代表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这一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时空与运动的理论。其次是以拉齐·比鲁尼和巴格达迪为代表的反亚里士多德学派。拉齐发展了一种独立的关于时空理论的宇宙学，他还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子论。比鲁尼曾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很多基本假设如形式质料说等提出批判，主张利用推理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实验来认识自然物理现象。
穆斯林学者在力学和动力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多有贡献。他们曾提出了关于物体运动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概念。伊本·海赛姆发现了惯性原则。伊本·西那提出了倾角概念，借以解释抛体运动，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薄弱环节。穆斯林学者在动力学、重量研究等领域的理论建树，曾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和牛顿的很多科学思想产生过影响。但由于伊斯兰科学知识框架的局限，穆斯林学者未能对物理学作出理想的科学性的解释，一般只停留于对自然界的象征性质的认识水平。
穆斯林在光学上的贡献，主要应归功于伊本·海赛姆。他于10世纪为这门学科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之更加系统，因此被誉为“光学之父”，成为光学史上欧几里德与开普勒之间最重要的人物。他曾撰写过很多光学著作，而以《光学之书》最为重要。这部著作曾对西方光学、特别是开普勒和牛顿的光学研究产生过影响。他在反射光学、折射光学和大气现象研究中都曾做出突出贡献。他对日出日落及彩虹等自然景观备感兴趣，并应用光学反射原理进行相应的研究，曾提出优于托勒密的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他曾对眼睛作过解剖并进行生理研究，揭示了眼睛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在观看过程中眼球的折光作用。海赛姆最先证明了折射的第二定律，即入射线、法线和折射处于同一平面上。光学中关于球面镜的“阿尔海森问题”正是以海赛姆的名字命名的，他利用几何学原理解答了这一问题。另一穆斯林学者库特布丁，曾根据伊本·海赛姆的光学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彩虹的成因，指出彩虹是阳光透过大气水珠发生折射和反射的效果。
医学
医学是穆斯林科学家最为关注的学科。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以及波斯、印度医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穆斯林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却在长期的医学实践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技术。穆斯林的医学总是与伊斯兰传统科学特别是与伊斯兰哲学密不可分。医务工作被认为是一种高贵和神圣的职业，因此医生要遵循职业道德并要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在穆斯林医生看来，医务工作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非通过收取高额医疗费用和高价药费来聚敛钱财。医生还应仁慈宽厚待人，对病人要有人道精神和同情心，说话还应和气，等等。
穆斯林医院的机构建制，最初是沿袭波斯和拜占廷的体制。医院与医疗教学相结合，是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医学向穆斯林传播的主要途径。据说，穆斯林开始建立医院是在哈里发瓦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时期，最早的穆斯林医院便是由这位哈里发于707年在大马士革创建的。但第一个设备齐全、名副其实的医院，当属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时期在巴格达创建的医院。该院后来名医云集，成为医疗中心和医学教学研究中心，巴格达的很多医院都是以该院为楷模创建的。在12世纪又分别在开罗创办了曼苏里医院以及大马士革的努里医院。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是全天24小时对外门诊，以便患者随时得到适宜的治疗。穆斯林医院的发展也呈多样化趋势，有综合性医院，也有为麻风病、精神病患者甚至为动物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专科医院。大的医院一般都附设有图书馆、演讲厅和其他教学设施，使医疗与教学相结合。
伊斯兰传统医学实践还与药房和药店有密切关系，药商往往要比正式行医的医生更多地参与日常医疗服务。直到今天，伊斯兰国家一些传统的药商除了仍可满足顾客的一般性医疗服务要求，还能为那些尚未恶化的常见病提供药物治疗。穆斯林的沐浴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它是传统医学保健的一部分。
如同在其他领域，阿拉伯在医学方面也产生了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穆塔瓦基勒在位期间，哈里发的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著有《智慧的乐园》一书，是为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医学纲要。拉齐（865～925）全名阿布·柏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西部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巴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有史以来关于天花、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伊本·西那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眼科和妇产科，系统论述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药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教育
在阿拉伯文明的诸多领域中，宗教教育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斯兰教育不仅是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穆斯林修身养性和培育后代的主要途径。在穆斯林看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人的精神培育、灵魂的铸造和品性的修炼。因此，穆斯林历来对教育极为重视，将其视为具有切身利益的日常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伊斯兰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往往是穆斯林民众自发兴办的，穆斯林曾创建了寺院教育为中心的、发达的以《古兰经》为主体的宗教教育体系。
在传统伊斯兰教育中，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反映在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教育内容、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
教育体制
穆斯林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造就有德性的人。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既重视培养个人的美德，又兼顾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曾将教育划分为三类：一是“超凡教育”，旨在唤起“宗教的灵感，使受教育者进入超凡脱俗、瞑思内省的境界”，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完美；二是意在培养绅士、达官贵人的文化教育，它尤为看重社会的名誉、地位；三是专长教育，以培养各种技能和手艺专长为目的。伊斯兰教育体制则将这三类教育融为一体，在强调心灵的净化、内心的诚信、身体的力行的同时，又要求个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献身于穆斯林社会的公益事业。
阿拉伯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普通百姓通常将孩子送到清真寺里去接受教育；第二，哈里发或贵族的孩子可请家庭教师来教育；第三，向贝杜因人学习，伍麦叶王朝前朝的哈里发经常把儿子送到沙漠地区去，向贝杜因人学习纯正的阿拉伯语和骑射技术。其中，清真寺教育是最主要的，因为清真寺教育是免费的，穷苦百姓的孩子也可以享受。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主要有三种，即马克塔布、马德拉萨和清真寺。马克塔布一般也被称作经堂，以念诵《古兰经》为主，兼学语文和算术，程度较低，类似于小学。马德拉萨是比马克塔布高一级的学校，相当于中学，一般以宗教学科为主，包括《古兰经》注释、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还设有阿拉伯语和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哲理学等与宗教相关不大的文化知识学科。而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育体制中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后来发展为穆斯林大学，如驰名世界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摩洛哥凯鲁万大学，都是以清真寺为教学场所的学校，它们最初也称作马德拉萨。在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区，两者往往为共同体。清真寺与伊斯兰传统教育关系极为密切，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是穆斯林民众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这种枢纽地位，使得穆斯林的教育活动与宗教的和社会的活动融为一体，从而使伊斯兰传统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广泛的社会性。
对伊斯兰传统教育影响至深的另一种教育机构是苏非活动中心，它在阿拉伯世界称为扎维亚这些中心以传授苏非神秘主义宗教知识为主旨。扎维亚的教学规模相当于马克塔布，但教育水平整体上要高于后者。苏非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心灵的净化，以最终达到人主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因而把教育视为精神修炼的最重要的途径。同时，苏非主义还注重一种由苏非导师亲自传授宗教知识的导师制度。苏非信徒在导师的指导下，一步又一步走完精神修炼的旅程，获得完美的宗教知识，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知识尽管是属于超验的宗教知识，但它同样具有宇宙论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此外，苏非主义还往往用最高品位的文学形式——诗歌，来表达其超验的信仰和心灵体验的旅程，因此苏非道堂同时常常是艺术教育的场所。
此外，伊斯兰传统教育中还包括了与医学、天文学以及与工艺美术有关的应用学科。伊斯兰传统教育不仅重视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生活需求，而且也有满足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一面。比如，伊拉克的巴格达医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著名的波斯医学家拉齐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一边行医，一边教学。学医的学生需要接受理论教育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在医院里实习一段时间后，他们还要经过考核，最后被授予医生职业称号。同样，在重要的天文观象台中，不仅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还教授相关学科如逻辑和哲学。在历史最悠久的伊朗的马拉盖天文台中，天文学家、哲学家兼数学家图西，就是一边从事研究，一边从事教学的。在实用工艺教育中，艺徒们或者是经师傅在家中传授，或者是经师傅在作坊中边干边学。他们不仅学到了地毯编织、砖瓦制造等技艺，还接触到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世界的科学知识。在接受了各方面内容教育后，艺徒们在制作传统工艺品的同时，也铸造了自己的灵魂。用现在的话说，综合素质大大的提高，使他们不仅了解了制作物品的性质，还明白了艺术、加工过程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教育理论
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与伊斯兰宗教思想的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8～9世纪，随着逊尼派宗教学者阶层的兴起，正统的宗教文化传统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使学生熟悉经训、教法知识，了解伊斯兰文化传统，用宗教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有文化素养的、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们在向弟子传授知识过程中，力图把启示知识（《古兰经》）、传述知识（圣训）和推导知识（教法常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9世纪以后，随着正统的艾什尔里学派的崛起，理性主义与正统信仰相结合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引进了形而上学、逻辑学、思辨哲学等新学科，教学内容已不限于宗教传统教育。12世纪以后，苏非神秘主义勃起，对宗教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苏非神秘主义者反对以理性思辨、逻辑论证为认知方式。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与社会需求脱节，苏非信徒们以规避世间俗事为荣，蔑视尘世间的物欲追求，带有消极遁世、洁身自好的思想倾向。
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伊斯兰教权威大师安萨里。安萨里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最杰出的教义学家、哲学家，而立之年执教于塞尔柱王朝的著名学府——尼札姆大学。安萨里的教育思想尤为注重宗教神秘体验，但也并非绝对否认理性思维、逻辑论证、经验观察的作用。晚年他在《哲学家的毁灭》、《伊斯兰宗教学科的复苏》等著作中关于宗教、哲学的论述，也是其宗教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安萨里认为，宗教信仰包括内心信仰和外部行为两部分，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安萨里提出，知识与信仰属于不同的领域，“知”是理性的领域，而“信”是心灵的领域，二者不能互相替代；理性的权威只限于知识领域，而在信仰领域毫无地位。出自于对人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怀疑，安萨里主张必须把信仰还原为心灵的活动，而把理性禁束于知识领域。对于前者，应当以主命为出发点，从体验自我开始，通过心灵感应、内心诚信来认知真主；对于后者，应当把理性看作框正信仰的工具，用以教化误入迷途的一般信众，但要像医生开有毒性的烈性药一样，使用时要慎而又慎。他还认为，为了恢复“正信”的地位，必须对一般信众强化宗教教育，使之了解基本信仰而不必理解信仰。他晚年撰写的《穆斯林大众信纲》，便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便于背诵、记忆的普及性宗教读物。
另一位对传统教育理论有过突出建树的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是突尼斯人，他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伊本·赫勒敦曾就教育的社会性、实用性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职业，它与城市市民的技艺培训和日常生活需求关系愈益密切，而不限于人们的宗教生活。他在《历史绪论》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作出深入的分析，指出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伊本·赫勒敦曾以巴格达、库法和巴士拉等文化名城为例，说明伊斯兰教初期这些城市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是与商业、手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认为，教育应使人们学会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灵，人类的教育事业受人类的文明水平和各种力量的制约，其中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力量。他还强调，人类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科学则是所有学识的基础；理性能帮助人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明白不同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同安萨里一样，伊本·赫勒敦认为，人的理性作为认知工具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理性无能为力时，最终还要诉诸不谬的天启。
伊本·赫勒敦主张因人施教，掌握知识应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他还提倡去外地游学，以便向不同的老师求教，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在伊本·赫勒敦的故乡突尼斯，当时的小学教师除了要教授《古兰经》、阿拉伯文和诗歌外，还教书法和写信。伊本·赫勒敦主张，入门学习，不应从深奥难懂的经文教育开始，而应先学阿拉伯文和诗歌，接着学算术，最后再学《古兰经》。
教育方法
早期的伊斯兰教育以口授为主，教学主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内容。口头教学由老师背诵经文、口述经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以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穆斯林家庭的女孩子，一般是在家里接受口授教育。口授教育在伊斯兰传统工艺教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穆斯林各民族的很多传统艺术，也是通过口授方式世代相传而绵延至今。
穆斯林的经文学校，不论是马克塔布还是马德拉萨，不同年龄和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并肩坐在同一教室里听课，共同参加课外活动，并无等级之分。有才能的和勤奋的学生，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没有硬性的课程安排和学习期限。在课堂上，老师一般依柱而坐，学生们则排成半圆形围绕教师席地而坐。讲课结束后，老师说声“安拉无所不知”后，学生们不论年龄大小便自动靠拢老师并吻其右手，以示敬意。接下来由一位得意门生复述老师所讲的内容，以便加深记忆，帮助那些仍未掌握要点的同学进一步理解。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然后由老师作答。这也是很多学生充实和表现自己的机会，进而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
穆斯林传统学校对于入学年龄没有限制，穆斯林不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入学，来去自由，没有强制性规定。学生一旦觉得学有所成，就可以到高一层的学校深造。这类传统学校是全天开放的，以便于那些在职的或有家务负担的成年人也有机会学习知识。传统的穆斯林学校也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学业结束后也没什么毕业证书，学生成绩和知识水准全由教师评估。这类学校也没有学习年限，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有的甚至是几十年。
送孩子上学念书，穆斯林视为作父母应尽的义务而非国家的责任。同样，教师教书育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义务。在伊斯兰教育发展初期，教师一般是不收学费的。随着教育的发展，后来教法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合法的收费办法。在马克塔布这类初级学校中，在有条件集资的地方才允许向老师交付学费。在马德拉萨和清真寺这类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教师往往会得到国家或富人的大量赞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者。正是有了历代阿拉伯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阿拉伯才能涌现出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学者，这才有了阿拉伯文明的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