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只是单纯地把天皇禅系改属，那还很难在理论上站稳脚，于是法藏又杜撰了威音王圆相，从而用来重新诠释五家宗旨。作为旷远的过去世的佛陀威音王，除了在《法华经》、《佛名经》等典籍中有所叙述外，并不见于其他佛典，而作为威音王圆相的“〇”，则更是无稽之谈了。而在法藏看来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声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声之外，未有出载，无所考据，文字以前最上事也。若龙树所现而仰上，所谓无相三昧，然灯以前是也。”0正因为威音王是“形声之外，未有出载，无所考据”的，因而给法藏的杜撰圆相“〇”提供了很大的虚构空间。以故他在《五宗原》的开篇中说尝见绘事家图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圆相。之后则七佛各有言诠’言诠虽异，而诸佛之偈旨，不出圆相也。这简直是在捕风捉影：法藏居然抓住佛像绘制中的圆光，杜撰了七佛始于威音王、而威音王又从圆相中出之说。绘画家笔下的圆光，本来是从《观无量寿经》中“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语中命意。这与表示禅法的圆相“〇”之间，毕竟存在着许多差异，且这个圆相“〇”，仰山在不同场合中的表法又存在着许多差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则更不能与圆光等量齐观了。法藏在论述曹洞宗时，接着对圆相作了这样的阐述：“威而音、音而威者，〇五位前后事也。五位无位而位者也，威音以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时也。今时无空劫，则非今；空劫非今时，即非古。今古一〇，其为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邈然于威音之先矣。”由此概括起来说，法藏的圆相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尽的，威音王与佛法的无量妙义皆从其中出，因而作为禅门五宗的法义，则更是源于圆相了。
在设定了禅法本体妙义的圆相之后，法藏对五宗法义的诠释便更加游刃有余了。他说：
圆相出于西天诸祖，七佛偈出于达摩传来，盖有所本也。尝试原之：圆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临济宗旨，此相抛出直下，断人命根。于一〇中，宾主辊辊，直入首罗眼中。所谓“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是也。次则“云门三句”、“一字关”也，沩仰圆相本于此也，法眼谈教义于“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其余傍出道理极则，教家玄妙渊微，莫不悉备。
这就是说，禅法的根本妙义可以用圆相来表述，而在中唐以后形成的五宗禅完全是从这个圆相中派生出来的。但法藏在论述五宗同源时，却没有忘记列出五宗的先后，他认为五宗中最先的是临济，接着便是云门、沩仰、法眼，最后才是曹洞一宗。其实，五宗中沩仰一宗开宗最早；其次是临济与曹洞两宗，它们几乎同时开宗；接着是云门宗；最末开宗者乃法眼宗。显然，法藏如此扭曲史实，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抬高临济宗在禅门中的正统地位，从而贬抑曹洞一宗。说诚实言，作为法藏本人，果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证悟程度，则其观物必然平等一如，绝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分别心理。无论是站在开宗的历史时代来看也好，还是站在“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实际来看也好，法藏的见地都是错误的。但法藏论述至此并不罢休，他进而提出：
所以从威音一点辟开，至临济一囊收纳。云门本出睦州于黄檗，岂外滹沱？沩仰自续风穴于首山，还归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宾归王，法眼虽入教而难逃至化。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
由此看来，法藏之所以要讨论五家宗旨，其目的不外乎是要突出临济宗旨，最终把其余四家全部归并到临济门下来。在师承上，云门文偃在承嗣雪峰之前确实参学过睦州，曹洞宗发展至北宋中叶也确实曾由浮山法远代续过法统。然沩仰开宗居五宗之首，又何曾“续风穴于首山”？法眼绵密的六相禅法又与作风快捷的临济有何相干？如此牵强附会，已经不是治学粗疏可以形容了，而是有些不成体统了。且法藏历来主张“得心于自，得法于师”，他并不刻意强调师承，乃至对圆悟也“当仁不让”，他在这里又何必如此附会师承因缘呢？他这样做岂不是在自我掌嘴么？然而，他竟然处处以“三峰藏挽临济七百年之大法”自诩，殊不知杜撰宗旨、贬抑旁宗，正好是坏祖师家风的“狮虫”。
要而言之，法藏作《五宗原》的目的主要在于重新诠释五家宗旨，从而凸显临济宗旨，达到建立三峰宗旨的实际目的。但他的理论既缺少必要的禅史与教史论据来支撑，又不能形成严密的思想体系，仅仅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臆说，因而并不能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倘使法藏真正建立了像他自己所说的“千古万古扑不破”的宗旨，尽管有雍正出来干预、打压他，造成法脉一时的低落，但在事后也必将重显异彩，为后人所法式的。然而’三峰禅系在经雍正打压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尽管近年来有少数学人出来为之鸣不平，但无奈和者盖寡，依然逃不脱其灭亡的命运。
1圆悟对法藏的批判。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圆悟收到法藏寄来的《五宗原》，但并未通览全文，而是束之高阁，但对法藏作了提醒，希望他不要成为“知解宗徒”。后来，圆悟的同门师弟圆修致书批评法藏，而法藏便回信反驳圆修。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圆修把法藏反驳的复信寄给圆悟，请他裁决。圆悟听说“汉月每提唱时喜为穿凿，恐后学效尤，有伤宗旨，因其省问，乃为规诲”1希望法藏能回归到本色本分上来。次年，法藏提唱《智证传》的作略传到圆悟耳里，加上法藏仍坚持己见，圆悟乃着《辟妄七书》，揭开了他批判法藏的序幕。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法藏巳经圆寂，圆悟又着《辟妄三录》，再度对法藏进行批判。此时，法藏的弟子潭吉弘忍（公元1599年一公元1638年）为了维护法藏的学说，同时反驳圆悟之说，遂着《五宗救》十卷。对此，圆悟认为：“潭吉聪明伶俐，博极群书，其所作《五宗救》，读书人爱看。殊不知古人道：博极群书，只要知圣人所用心处。知得了，自家心术即正；心术正，则种种杂毒不相污染。今潭吉心术不正，反借群书为杂毒，可怜！可怜！但潭吉不久便死去了，而圆悟在潭吉死去后不久便推出了《辟妄救略说》十卷，对法藏与潭吉师徒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裔妄救略说》按照过去七佛到密云圆悟（附法藏）历代佛祖传记的顺序排列，摘录弘忍《五宗救》的言论附于每条之后，逐条进行批驳，矛头主要指向法藏。首先，圆悟驳斥了法藏不尊重师长，是无君无父、乱臣贼子。他说：“古人道：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汉月抹杀老僧，便是外道种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顿他，亦为道也，非为名分也。又说：“汉月妄攀高峰为得心之师、觉范为印法之师、真师则临济，正若世间无父之子，认三姓为父亲，遗臭万年，唾骂不尽。又说世有读书君子、明理髙赞，以为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贼子’之笔伐、‘无父’之口诛否耶？圆悟的这类咒骂，如果站在宋明道学的立场上看，自然是十分合理的。但禅门中应当允许弟子创新，丛林中所谓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堪与传授”，就是鼓励弟子在禅法的弘传中要有创新精神，因而圆悟的这种口气似乎有些跋扈。但在另一方面，法藏依附于圆悟门下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且他在禅法弘传中自行其是但也无妨，又何必公开说明自己远师高峰、慧洪呢？由于法藏那些咄咄逼人的言词，处处触忤圆悟，给圆悟的尊严造成极大的损害，这也促使圆悟不得不对他们师徒进行笔伐。
其次，圆悟对法藏的五家宗旨也进行了批判。圆悟指出：“汉月不识五宗正旨，妄揑一〇为千佛万佛之祖，则千佛万佛、正法眼藏已被汉月抹杀。更谓五宗各出〇之一面，任汝作《五宗原》、《五宗救》建立五宗，实乃抹杀五宗；任汝执‘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拣’举扬临济，实乃抹杀临济。作为法藏，他凭空拈出一个圆相来作为万佛之祖、正法眼藏固然不妥，我们在上文巳经提到。而真正的五家宗旨只有在切身体验了五宗旨意之后才能领会，而真正的临济宗旨也只有在禅法的具体修学中才能契会。在圆悟看来，“从上已来，佛法的大意，唯直指一切人，不从人得之，本来为正法眼藏，为曹溪正脉，为五家无异之正宗正旨”因为，真正的“本色衲僧，据自受用身，迥然独脱，以本分草料，直指一切人，各个醒自身受用，别无一法与人，即此是临济宗旨。”3其实，像正传与圆悟师徒之所弘扬，应当是真正的临济迅捷禅法，也是禅门打破了数百年来话头禅桎梏之后的崭新成果。如果像法藏那样到话头中去讨生活、到慧洪的文字禅中去求知解，那显然要与五家宗旨、临济正宗背道而驰。
另外，在禅法弘传中，圆悟擅长棒打，在他看来此临济建立宗旨，唯问着便打而巳”。因而，“老僧拈条白棒，问着便打，直教一个个迪然独脱、无倚无依，这便是老僧的宗旨。事实上，圆悟的这一作略完全是对临济作风的继承与发扬，因为在临济那里，也是“山僧无一法与人”的。另外，对于法藏追溯“临济宗旨来源”、执着名相一事，圆悟也予以了严肃的批评。圆悟认为：倘使“据第一句为宗旨，何尝有种种名相”，而法藏等“又谓若宗旨便是实法，则诸老自立而自呵之，病狂丧心，不至如是”。他认为，以上这些，正是法藏师徒“病狂丧心，自语相违”的具体表现。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圆悟完成了《辟妄救略说》，在江南佛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各方居士多希望能调解双方的僵局。翌年，圆悟前往吴越会见地方上檀越，当时有居士请圆悟消除天童与三峰间的论战，圆悟上堂说法，遂有“将从前葛藤，一时斩断，祖孙父子一志同心，回挽道法”，这场争执就此告一段落。
雍正对法藏的批判。如果说圆悟与法藏师徒间的论争，体现了复兴中唐禅风一派与执守南宋以来文字禅、话头禅一派的冲突的话，那么雍正对法藏师徒的批判便是代表了统治者试图整饬丛林，从而使禅宗服务于清王朝的君王意志。在法藏圆寂后近百年时，自命为作家的君王雍正抛出了他的八卷本《拣魔辨异录》，将法藏一系禅做了彻底的摧毁。雍正认为：
朕览密云悟、天隐修语录，其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者。及见《密云悟录》内示其徒法藏《辟妄》语，其中所据法藏之言，骇其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师悟处，亦全未窥见。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外魔知见，所以其师一辟再辟。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
可见，雍正基本上同意圆悟的禅观，他所认可的是圆悟与圆修这两个法脉，而对于法藏及其门徒，则自然是予以了严正的批判。
从表面上看，雍正之所以要摧毁法藏的三峰禅系，乃是他们因为他们“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但实质上雍正深恶痛绝法藏的三峰禅系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三峰禅系结交士大夫，对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雍正指出：“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于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在明清鼎革之际，南方的士大夫普遍具有反清复明的意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文人以名士自居，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依然吟诗作文，饮酒狎妓，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随着明朝的遗民不断地走人佛门，怀念亡明的情结与生活上的颓废作风，自然对禅林不无影响。在南方的禅林中，不恪守戒律、与怀旧的士大夫交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丛林时尚。这一丛林现象自然会引起清廷的警觉，因而雍正也试图通过取消三峰禅系之举，来达到他杀一儆百的目的。基于这一出发点，雍正决定：“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人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着直省督抚详细査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然而，雍正在处理法藏一系禅时，还是比较慎重的，他一方面允许三峰下的弟子到他方参学，对于其中“得正知见，别嗣他宗”者，依然允许秉拂说法。另一方面，雍正对于祖庭名刹加以了保护，并下令“凡常住内一草一木，不得动摇，参学之徒，不得惊扰”。
其实，雍正对禅门的整饬颇为用心，他亲自编纂了《御选语录》，重新厘定禅宗谱系。《御选语录》以《肇论》作为禅宗语录的源头，精选了禅风比较温和的禅师语录，剔除了禅风剀切的那部分禅师的语录，就连临济、德山也被他拒之门外。另外，雍正把归顺清统治者的玉林通诱与茆溪行森的语录人选其中，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语录也入选其中，卷末还把云栖株宏的语录选人。这意味着雍正不但提倡禅净双修，同时也主张佛道合一，自然最关键的还是有利于巩固他清廷的皇图。雍正对于临济禅师避而不谈，对丹霞的烧木佛则深表痛恶，其原因自然不外乎害怕此风发展下去会造成“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的结局。对于德山的呵佛骂祖，雍正更是气愤，就连对他的禅宗辅导老师性音也不放过，一并进行了批判。他说：“如德山鉴，平生语句都无可取，一味狂见恣肆。乃性音选《宗统一丝》，采其二条内，一条截去前后语言，专录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垢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51在雍正看来，德山的呵佛骂祖之举，无疑“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了，因而也是“人神共嫉，天地不容”的，这自然在他的声讨之中了。
对于禅法的修学，雍正也有他自己的看法。雍正一般反对禅者去钻研禅宗的公案，他认为：“拈、代、偈、颂四者，颂最为后。学人于颂古切用工夫，逐渐至宗风日坠，此端一开，尽向文字边做活计。”在雍正看来，拈古、代别、诗偈与颂古这些文字，均已落入文字之中，是无益于禅法的证悟的。他提倡恢复禅宗“了悟自心”的传统，在他看来，“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雍正曾经自矜在他的指导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至于这八人究竟达到了什么悟境，则自然不外乎他所推许的“俗则居家，僧则秉教，为臣当忠，为子当孝，能尽伦常，即为玄妙”了。
雍正本人曾就禅宗语录下过一番工夫，他对禅宗的整饬，无论是在教理上还是在政策管理上，都做得很扎实。经过雍正整饬后的禅宗自然能更好地服务于清王朝，但此后的禅宗便消泯了其自身的特色，最终走向了衰亡。
天隐圆修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