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喜鹊纹高足杯子洲县周家砎乡南山岔村出土。出土时间不详。通高10．5厘米、口径9厘米、足高5．6厘米、足径3．6厘米。侈口，平底，高足，足底为喇叭形。杯腹饰一条宽黑带，黑带上刻白色细线花纹，两边刻两只同向喜鹊；宽黑带上下，各饰一条细黑带纹。喇叭形足底部，有一个乳钉。高足下半部露胎。
（三）耀州窑瓷器
鹿衔牡丹花纹青瓷盘1982年佳县城关沟乡沟渠村出土。口径14．5厘米、高3．5厘米、圈足高0．4厘米、圈足径7厘米。盘内壁和盘底刻同心圆双层葵花纹，外层葵瓣边沿突起，瓣心下凹。盘心刻一鹿衔牡丹花纹，鹿为卧状，竖角，回首向背，口衔一枝牡丹花。花有枝叶相配，鹿身有梅花斑点。
（四）龙泉窑瓷器
1．双鱼冰裂纹青瓷盘1966年米脂县官庄出土。共两件，形制花纹相同。口径22厘米、沿宽1．8厘米、高4．4厘米、腹深2．7厘米、圈足高0．9厘米、圈足径2．7厘米。通体为冰裂纹，盘心刻两条鱼，鱼头朝相反两个方向。鱼的头、眼、尾、鳍都刻划出来，非常生动逼真。
2．缠枝牡丹纹青瓷碗1966年在米脂县官庄村出土。口径20．2厘米、高7．1厘米、腹深6．5厘米、圈足径7厘米。碗内壁至碗底，刻满缠枝牡丹花纹。碗外壁口沿下，刻四道勾连弦纹，中部刻两条弦纹，腹下部刻仰莲瓣纹。
（五）定窑瓷器
白瓷高足杯1981年在佳县城关镇狮子滩村征集。口径6．5厘米、高5．6厘米、腹深3．6厘米、足高2．1厘米、足径4厘米。杯腹外壁有不明显弦纹。高足呈喇叭形，喇叭形足内露胎。釉为白色。
榆林地区收藏到的这批瓷器是非常珍贵的，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1．宋代确实是我国瓷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根据瓷器考古资料看，宋代瓷窑址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产量之大，品种之多可想而知。宋瓷的销售量也是很大的，瓷器的外销有“瓷器之路”誉称；瓷器的内销也非常广泛，当时的饭店用耀州窑青瓷碗、饮食担子用定州窑白瓷瓶是普遍的事。从榆林地区收藏到的几十件宋瓷看，说明当时边远的地方瓷器销售量也是很大的。
2．宋瓷的销售与当时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榆林地区收藏到的宋代瓷器，北方瓷占多数，南方瓷较少。北方瓷主要是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的产品。耀州窑系以陕西铜川黄堡镇为主，其他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南等地。这些地方距榆林地区不远，产品便于销售到榆林地区。磁州窑以河北省的磁县为主，其他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特别是山西省属于磁州窑系的大同窑、怀仁窑、浑源窑和乡宁窑等，主要生产黑釉剔花、黑釉刻花产品，器形以瓶、罐最多，其特点是剔刻刀法纯熟，釉色乌黑发亮。还有一种装饰是任意点画，不拘形式，没有什么规则排列，但烧后显得自然，花呈酱色，釉为黑色，两色非常谐调。这些窑场与榆林地区只有黄河一水之隔，其产品销售到榆林地区是比较容易的。榆林地区现收藏的磁州窑器物，很可能是山西磁州窑系诸窑场的产品。
载《文博》1986年第1期
跪射俑立射俑新说
《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指出：“跪式背弓俑二十四件，在第一单元的T10出土。这个探方包括南北两个东西向过洞，每个过洞各有身高约1．2米面东跪式背弓武士俑两行，每行六件，出土时多数完整。这批俑的姿态完全相同，右膝着地，左腿蹲曲，身和首向左方倾斜，两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上作握弓状（弓形竖立，弓弦在俑背后）。在两过洞中清理出大量铜镞，俑旁并发现腐朽的木弓遗迹和少数铜剑鞘头等，证明这批武士俑原持有弓箭和铜剑。”
《简报》中又指出：“徒手步兵俑三十六件，出土在T3（东段）、T4和T5内，即第一单元的东西长廊和南北两过洞中。长廊内的步兵俑排成面东的二行横队，过洞内步兵俑排成面东的三行纵队。这批俑均身穿战袍，胫着护腿，足蹬皮靴，身高1．8-1．9米，姿态都是左足向左前方伸出，左腿微拱，右腿后绷，两足成丁字形。右臂横曲胸前，右手伸开，掌心向前或向内；左臂下垂微向左伸与身体相距约35度，四指并拢，手掌伸张，说明两手原未持物。俑头微向左转，唯面部神情各异。从俑身旁出土有铜镞分析这批俑可能也为弓箭手。”
《简报》对这两种俑在二号俑坑中的位置和姿态以及身旁的遗物都说的比较清楚，并将这两种俑定名为“跪式背弓俑”（即蹲跪俑），和“徒手步兵俑”。但在以后不少着作和介绍文章中，又将这两种俑演变或更改为“跪射俑”和“立射俑”。
上述两种俑都是弓箭手，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在他们身旁出土有大量铜镞并发现有腐朽的木弓遗迹。但是否就叫“跪射俑”、“立射俑”，或者叫“跪式背弓俑”、“徒手俑”呢？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所谓的“跪射俑”并不是跪射姿势。如《简报》所述，这种俑是右膝着地，左腿蹲曲，身和首向左方倾斜，两目向左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上下作握弓状。但细察俑的两臂和两手，是左肘搭放在左腿膝上，臂向右弯曲几乎成直角，左手微握，手心向内，四指并拢，拇指翘起；右臂垂下，弯曲成弓背形，四指并拢内握，拇指翘起。从俑的两臂和两手的姿势及所放位置、角度看，显然不是握弓、控弦、射击的姿势，也不是弓弦在俑背后的背弓姿势。通常情况下，跪射在射击时，有的是右膝着地，左腿蹲曲，也有的是两腿交盘射击的。这两种姿势都是臀部离开脚跟，而不是坐在脚跟上。还有一种是两腿交盘和臀部着地的坐射姿势。无论射击姿势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射击时必须一臂用力伸直手握弓背，另一臂弯屈，用力张弦，使矢、的、视线三者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才能射准目标。射击目标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射击时姿势主要靠腰部扭转进行调节，但无论调节成何种射姿，两手和箭同视线始终是保持成一条直线。如四川画像砖上的“弋射图”，为一人坐射和一人跪射。坐射者两腿交盘，臀部着地，右手握弓，左手控弦，倾身射远方天空的大雁。跪射者，也为两腿交盘，但臀部离地，上身卧俯得接近地面，是左手握弓，右手控弦，准备射头顶上空的大雁。还有陕北画像石中的“狩猎图”，猎手是骑马射猎，有的是左手握弓。右手控弦；有的是右手握弓，左手控弦。他们都是把两手和箭同视线保持成一条直线。
第二，所谓的“立射俑”并非立射姿势。《简报》中说，这种俑是左足向左前方伸出，左腿微拱，右腿后绷，两足呈丁字形。左臂下垂微向左伸，右臂横曲胸前，两掌四指并拢伸开。这显然不是立射的姿势。关于立射的姿势，《吴越春秋》一书中记载了一段越王与陈音的对话。越王说：“愿复闻正射之道”，陈音对曰：“臣闻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枝，右手若抱儿，右手发，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立射俑”左手不是紧握弓背若扶枝，右手也不是用力控弦若抱儿，而是四指并拢，手掌伸开。这与记载的正射姿势是不相符合的。再如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有弓箭手数名，都是立射姿势，他们是左足纵，右足横，左臂伸直，左手紧握弓背，右臂弯曲，右手用力张弦。每个弓箭手三支箭，倒插在地上，有的已将箭上弦，准备射击对面的敌人。画面非常生动，弓箭手们的立射姿势活生生地被刻画出来，这种姿势与所说的“立射俑”姿势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上述两种俑的姿势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应先从“阵”讨论起。
阵，即古代交战时的队形。《宋史·岳飞传》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见“阵”并不怎么奥妙，就是交战时队列摆布，问题在于怎样运用和变化。根据史书记载，“阵”一般由位、列、行三个要素组成。“位”，即步卒的位置；“列”，即阵中的纵列；“行”，即阵中横的队形。《司马法·严位篇》说：“定行列，正纵横”，就是对“阵”的位、列、行的要求。兵书中关于阵的名称记载很多，这都是根据实战需要而变化出来的。《淮南子·后略训》说：“变化无常……以应无方”；《孙膑兵法·奇正》说：“形胜之变，与天地相蔽而无穹。”这都说明“阵”要根据形势而不断变化，才能够取得胜利。“变”，成了评价阵形的一个重要标准，由于“变”，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阵。
但是，阵的千变万化，归根结底只是阵本身队形的变化，其渊源都是方阵，各种各样的阵，可说都是方阵衍生出来的。秦俑二号坑的阵应是方阵，这是一种最基本的阵形，它可以根据实战需要变化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阵形。
以上是按队形谈阵的。如果按作战方法分类，阵则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种。战士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叫立阵；取坐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叫坐阵。《尉缭子》说：“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也。立坐之阵，相参进止。”《管子》说：“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吴子》说：“坐而起之，行而止之。”从以上记载看，立姿是进攻动作，它可以在行进中作战；坐姿则是防御动作，它只宜于原地坚守。也就是说，立阵是进攻性的；坐阵是防御性的。
战争中进攻和防御都会经常出现，《周礼·夏官·大司马》载：“乃阵车徒如战之阵，皆坐……群吏作旗，车徒皆作（起立）；鼓行鸣镯，车徒皆行……群吏弊旗，车徒皆坐……振铎作旗，车徒皆作（起立）……及表乃止，坐作（起立）如初。”这段记载是描写军队演习情况，就是训练战士连续不断的坐、起、前进，坐、起、前进。这种单调的操练，实际上是训练部队从立阵变成坐阵，从坐阵又变成立阵；从进攻转为防御，从防御又转为进攻的作战能力。随着战争的发展，坐阵中的士兵不一定全坐，根据战斗需要，可以有一部分坐，有一部分立。所以坐阵要比立阵（全立）复杂一些。秦俑二号坑中的第一单元（大斗字部分），也可说成是大型立阵中的一个小坐阵。
前边讨论了“阵”的问题，现在再讨论“军训”问题。
军队的战斗力强弱，在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平时的训练是个关键问题。大军事家孙武，就把军事训练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大事，他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谁得？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司马法》也说：“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使可阵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意思是说，作战布阵没有什么难懂的道理，问题是要训练出纪律严明，可供调遣的士兵，那就十分困难了。可见，军队训练是个十分重要的事情。
军队的训练内容，按兵种分，各有各的要求。步兵的训练是包括兵器使用、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三个部分。兵器使用，即是技击之术；队列动作即是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四个简单动作。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单兵动作。
单兵动作，即是战士本人在队形中的个人动作。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有：
《左传》定公十五年：“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
《周礼·夏官·大司马》：“以教坐、作（起立）、进、退、疾、徐之节。”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左、右、前、后、跪、起。”
《礼记·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
《司马法·严位》：“坐进俯，坐进跪”，“跪坐坐伏。”
《管子·兵法》：“……所以起也，所以进也；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吴子·治兵》：“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
《诗·邶风·击鼓》：“击鼓其堂，踊跃用兵。”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距跃三百，曲踊三百。”
从以上资料看，步兵的单兵动作共有立、坐、跪、曲踊、距跃五个。
立：即为站。它可以由于两腿、两臂的不同变化作出各种立的姿势。
坐与跪：古代“坐”与“跪”区别不大，但是两者姿势又不一样。一般来说，上身坐在脚跟上的叫“坐”，上身离开脚跟直立的叫“跪。”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古人之坐两膝着席而坐于足，与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着地，又谓之跽。”可见古代坐与跪既相似，又有区别。区别就是臀部着于足跟，还是不着于足跟。臀部着于足跟的称“坐”，臀部不着于足跟而上身直立的称“跪”。
古代的坐姿是一个端端正正的曲尺形，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需要，又出现了一种“致右贤左”的坐姿。就是将右膝着地，臀部着于右脚跟；将左腿翘起曲弯。这种坐姿广泛用于战斗，不论是弩兵“超足”（蹶张），还是其他步兵进行防御或准备进攻都是不可少的。
古代的军事家还认为步兵的战斗队形只有采取坐姿时才是最坚固的。《礼记·乐记》说：“武乱皆坐。”《孙膑兵法·十阵》说：“甲恐则坐，车乱则行。”《司马法·严位》说：“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可见，坐姿是战士的防御姿态，部队转入防御时，阵前的步兵往往是以坐姿迎敌。
守卫部队在情况紧急时，也常采用这种坐姿。如《墨子·迎敌词》说：“设守门，二人掌右阉，二人掌左阉，四人掌闭，百甲坐之。”又《号令》说：“四人夹令门内坐，二人夹散门外坐，客见，持兵立前。”又如公元前514年，吴王僚去参加公子光的宴会时，为了加强警戒在走廊两旁布满了坐姿的甲士，即《苟子》说的“庶士介而坐道”。又《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杜预注：“坐犹守也。”侯马出土过一件佩剑坐姿俑陶范，这种俑就是坐道的卫士。
《司马法》说：“坐进跪”，就是说坐阵往前移动时要采取跪姿，跪姿是坐阵在移动时候的姿态。这同《吴越春秋》说的“吴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的“微子……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中的“膝行”是一样的。《容经》一书，对“膝行”的姿势还有一段描述，它说：“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说是跪姿在前进时，上身微前倾，两手随之摆动，所以《司马法》更简单地把这种动作说成“坐伏则膝行”。
曲踊，是武技动作中的旋风脚。杜预注曰：“曲踊，跳踊也。”孔颖达疏曰：“曲踊，以曲为言，则谓向上跳而折复下。”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引邵氏曰：“曲踊，横跳也。横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日横而日曲。”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十曰：“曲踊，今谚谓之旋风。”步卒从坐姿变为立姿的过程叫“起”或叫“作”。这个起立动作难度很大，为完成上述要求，步卒就需要曲腿跳跃，所以这个起立动作又叫“曲踊。”
距跃，即是向前跑过。孔颖达疏：“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过也。”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引邵宝曰：“跃、踊者，皆绝地而起，所谓跳也。距跃，直跳也。”距跃这个动作，不仅步兵要掌握，车兵更要掌握。作战时战车又高，速度又快，他们有时下车排险，有时登车攻击，就要靠“距跃”这个动作，做起来难度很大，很吃力。
现在来讨论二号俑坑的军阵和所谓“跪射俑”、“立射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