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号俑坑钻探试掘简报介绍，二号俑坑的建筑结构比较复杂，按平面布局并参照兵马俑的排列情况，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俑坑东边突出的大斗字部分，出土的均为步兵俑（弩兵）。第二单元，是俑坑的南半部分，出土的均为驷马战车。第三单元，是俑坑的中部，出土有战车、徒兵和骑兵俑。第四单元，是俑坑的北半部，出土的主要是骑兵俑和鞍马俑。从这些情况看，二号俑坑可以说是一个由车兵、骑兵、步兵（弩兵）组成的一个大方阵。大方阵中包括有车兵、骑兵、步兵（弩兵）和车步骑四个小方阵。但是从车兵、步兵（弩兵）、骑兵的配备数目和姿态看，这个阵又不是实战的阵。如车兵，按规定应配备车左、驭手、车右和72个步卒，可是第二单元中的车兵，仅有车左、驭手和车右，并没有配备步卒。第三单元中的车兵，有的虽配备了步卒，但数字又不够。这两个单元中的车左、车右和驭手，都并排站在车后，全没有登车。第四单元的骑兵，骑手都站在马后，也没有骑马。第一单元后边站立的指挥官，面相威严，有络腮胡须，身高1．95米，两足分开站立，右手紧握左臂手腕，双手交置腹前，作拄剑状。从神态看，安详、自若，好似正在观看他指挥下的步兵在练习动作。从这些情况看，二号俑坑的阵，不是个实战的阵，而仅是军队训练的阵。
第一单元由步兵组成，是作为二号俑坑整个大方阵的阵拒。
这个步兵阵阵心中步兵为坐姿，阵表步兵为立姿，所以这个方阵应称为“坐阵”。这个步兵阵摆在大方阵前作为阵拒，既可以理解为是“防御”和“警卫”也可理解为“迎敌”。
过去称谓的“跪射俑”，都在阵心部分，他们姿势一样，都是臀部坐在右腿跟上，这种姿势应为坐姿；他们的两手不是握弓射箭的姿势，所以不能成为射姿。这种俑的姿势应是训练坐阵的一种姿势，所以叫“坐阵俑”更为合适。
过去称谓的“立射俑”，都在步兵阵的阵表。立姿一样，不同的是表情不一。右手掌心有的向前，有的向内。这种俑的姿势，既不是技击，又不是立射，很类似武术中的“下插掌”动作。这种动作应为单兵动作训练中立姿的一种。这种俑叫“军训俑”为合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秦俑二号坑是个由步兵、车兵、骑兵混编的方阵；二、方阵的阵拒是第-单元的步兵阵。步兵阵采取坐姿，又叫坐阵；三、二号俑坑虽然是个阵，但它不是实战的阵，而是用于训练军队的阵；四、步兵阵中的所谓“跪射俑”应称为“坐阵俑”；所谓“立射俑”应称为“军训俑”。
（与卢桂兰合作）
载《文博》1987年第1期
《扶风县文物志》序二
扶风县地处关中西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们祖先劳动生息和繁衍的良好地区。《诗·大雅·绵》赞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扶风地处周原内，至周太王率族迁居周原后，这里成了周人发展昌盛的地域，被誉为“周人故乡”。后历西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代，这里或为京畿，或为“三辅”，成为兵政要地，其重要地位经久不衰。“扶风”之谓，原是西汉官称，有“扶助京师，以行风化”之意，唐设扶风县，后成定名，可见位置之重要。
扶风县境内原始社会遗址遍布各地，西周青铜器更是举世皆知。自西汉以来，青铜器不断出土，大克鼎、伯诸器，折觥、簋，史墙盘等数千件珍品问世，赢得了“西周青铜器产地”的美称。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云塘制骨作坊遗址，庄白、齐家、刘家等处的西周遗址、墓葬和窖藏的发现，更为周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秦汉之后，昌盛不衰，遗存的古建筑，古墓葬和石刻艺术比比皆是。这些瑰宝，往者毁废，今者珍惜，以志翔实，颇有必要。
近年，全国各地编纂地方史热潮纷纷兴起，《文物志》以从来未有过的新志形式跃入其行列。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志书的体例，准确的资料，把一个县的文物种类，分布情况，变迁经过记载下来，无疑是承先启后，造福后代，服务于“四化”的大事。
扶风县文物志是部鸿篇巨着，拜读后深感神怡旷怀，观点之新颖，体例之求新，材料之丰富，结构之严谨，文字之流畅，皆颇感耳目一新。余接触编志工作多年，深感编志之辛苦。《扶风县文物志》编纂成功，当得力于扶风县委、县政府、县文化局的关心与支持，也是编纂者罗西章等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
《扶风县文物志》经省文物志办公室专家审阅，确定为样本先行出版，甚感欣慰。受托记序，爰以为之。
1987年4月3日
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
1982年9月，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农民在村南盖房打土坯挖土时，挖出一件两诏秦椭量。后在倒卖过程中，被华县公安局于1986年6月查获，现这一珍贵文物已由文物部门收藏。
据目睹出土情况的农民讲，两诏秦椭量原放置在一个小陶罐内，罐灰色，高约二市尺，小口小底，腹上大下小。陶罐出土时已破碎，内淤满黄土。
两诏秦椭量为铜质，呈黑绿色，内壁布满土锈。椭圆形，口沿下部2．5厘米处有一周突楞；短柄，柄中空，可装把，重1275克，高7厘米。口长20．8厘米、宽12．5厘米、深6．1厘米，实测容水量980毫升。外底面略鼓，长15．5厘米、宽7．8厘米。柄长5．7厘米、上宽4．7厘米，下部呈拱形，高4．3厘米。
柄面上刻字三行，自右向左排列：“右”，“北私府”，“半斗、一”。柄的左侧面刻一“私”字。北私府为秦宫中的收藏单位；“半斗”，自铭容量；“一”，系编号；“私”，即“北私府”的省称。
容器的左右外壁上，分别刻两个相同内容的秦始皇诏，容器外底刻秦二世诏。
右外壁上诏文为：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左外壁上诏文同上。
器外底上二世诏文为：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此器为战国秦所铸。秦朝建立后，以秦制统一全国度量衡，故在此器上刻始皇诏，定为标准器。秦二世继位后，重颁秦制，此标准器再次加刻始皇诏和二世诏。
二世诏第一行文的“疾”字右下方，第二行文的“焉”字右下方，第三行文的“帝”字右下方，第五行文的“德”字右下方，均刻有“L”符号，系古代的标点，称作“勾识”，在金文中为首见。此器内侧口沿有磨损，当为长期使用的痕迹，实测容水量980毫升，近于1千毫升，正合秦制半斗，与自铭相符。在秦量器中，铜质半斗量实为首见。
此容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珍品。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定名为“两诏秦椭量”，属一级甲等文物。
载《文博》1987年第2期
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综述
建国以来，陕北榆林地区各县出土东汉画像石600余块。这些画像石不仅以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题材极为丰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到日常生活都有表现。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陕北东汉画像石，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它的题材无疑可靠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东汉时期，土地兼并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许多累世贵盛的世家地主。这些人在政治上把持政权、垄断仕途、纵横捭阖；在经济上广霸田园、设垒置壁、荫庇大批徒附、宾客和奴婢；在思想文化上世代传授经学，成为经学世家。正如《后汉书》说的那样：“子孙朝夕礼教，常若公家；其营利产业，物无所弃。其所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东汉时期又非常崇信“谓死如生”的观念，认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幻想生前的奢侈生活死后还会搬到“冥间”继续享受。于是就“良田造茔，黄埌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这种“厚资多葬”习俗，当时不仅在富人中间盛行，就是一般贫民也不例外，曾一度达到“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的程度。正是因为“谓死如生”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观念，所以当时社会上一些真情实况就自然地在“冥宅”中反映出来。
东汉时期的陕北经济是农牧并重，所以“粟以万钟计”、“谷数万斛”、“马牛羊数千群”、“以财雄边”的大地主、大牧主很多，这些人自然有条件营造规模宏大而又侈奢的墓室。从陕北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刻记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
“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绥德县出土）
“西河太守盐官掾贾李卿室宅”（清涧县出土）
“永元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甲申西河太守掾任孝孙之室”（绥德县出土）
“西河太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绥德县出土）
“永和三年四月廿日司马袝宅舍”（清涧出土）
“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盛室宅”（米脂县出土）
“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绥德县出土）
“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绥德县出土）
“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米脂县出土）
陕北（包括现在的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秦和西汉时属上郡，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把陕北东北一部分与内蒙、山西西部几个县合置为西河郡。从上述刻记看，画像石墓主人多数是西河郡的官吏。其中有行政长官；有掌军的司马和管理盐业的官吏。这些人都是军政要员，在当时的社会中自然都是家垒万金的地主、牧主。其他墓主人的刻记虽然不显官职，但从其墓中画像石内容看，也都是些地主、牧主。
画像石虽出自这些地主、牧主和富商之墓，但其内容却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实况，既表现出全国社会概貌，又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点。其题材异常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
我国历代都是把农业作为“天下之本”。各代史书记载帝王率百官亲耕，皇后率嫔妃养蚕的事例很多。《月令》说：“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躬耕帝籍。”《周礼》注曰：“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籍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日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日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逸也。”《后汉书·礼仪上》又曰：“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农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
有关皇后养蚕的记载也很多。《汉仪》曰：“皇后出，桑于蚕宫，手三盆于茧馆，毕，还宫。”谷永对称：“四月壬子，皇后蚕桑之日也。”《后汉书·礼仪上》也载：“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
郡县长官更是把劝民耕种和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后汉书·礼仪上》说：“是月（正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又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关于记载郡国长官在农业上做出成绩的事例也不少。如李忠任丹阳太守时“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着者五万余口”，被三公奏报给皇帝，获得了“天下第一”的好评；杜诗任南阳太守时，“造作水橐，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得到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美称；马援任陇西太守时，“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使东汉西部边境安宁，得到了皇帝的赞扬。
当时的农民有两类，一是由于土地兼并使一大部分农民破产，成了世家地主荫庇下的“徒附”，他们“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务”，实际成了奴隶，是地主土地上的主要劳动者。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收获图”，有五人在收割庄稼，当是“徒附”们的劳动场面。另一类是尚未破产的自耕农，他们能够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耕种，过着小农经济生活。
陕北画像石中，反映农作场面比较多，从积肥、耕耘到播种、收割等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都有。米脂和绥德出土两幅“拾粪图”，说明陕北农民熟知粪对农作物的作用，非常重视积肥。“牛耕图”已出土四幅：两幅是一牛拉犁，后边一人扬鞭扶犁；一幅是二牛抬扛拉一犁；还有一幅是一牛拉犁，一人扶犁，一人在后播种。东汉时期牛耕开始普及。由于牛耕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当时社会中影响是比较大的。陕北画像石中出现多幅“牛耕图”，不仅把当时社会上这一重要现象反映出来，更说明当时陕北是较早的采用牛耕和二牛抬扛的先进技术。米脂等县还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大型铁辟土和铁铧等实物，更形象地说明了牛耕技术在陕北的应用和推广。陕北画像石中还有多幅“谷物图”和一幅“收割图”。“谷物图”中谷棵茁壮，穗子丰硕下垂；“收割图”中有一农夫站在谷田边，精神抖擞，手执镰刀准备收割。绥德县西河太守墓中曾出土过一罐谷子，与“谷物图”、“收割图”正好相印证。这说明当时的陕北由于应用了牛耕技术和重视了肥料，取得了谷物的丰收，也进一步说明陕北是谷物生长的良好地域，是“沃壤宜粟，米汁如脂”的好地方。
二、畜牧业
中国古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很重视畜牧业生产。其原因，一是畜牧业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们生活资料来源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是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正如恩格斯在谈到牧畜业作用时说的“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二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秦代就在边郡建立养马场，设“六牧师令”专门机构掌管畜牧。西汉时在边郡建立“六牧师令”三十六所，主要集中在上郡、西河郡、陇西郡等地。由于统治者的重视，畜牧业相当发达，《盐铁论·西域篇》说的“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景象，正是当时陕北畜牧业的写照。
古代的陕北，是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的地方，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地域。此地又是匈奴长期活动的地区，这个民族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形成陕北的社会经济长期以畜牧业为主。秦汉时期虽多次向陕北移民和输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起了农业生产，但因陕北自然条件和民族习俗关系，农业生产并没有代替畜牧生产。在东汉时期形成了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以“饶谷”、“多畜”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