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孟东兄，是1971年国庆前的一个晚上。那是我们十个北京来陕西插队的学生从村里被招工到陕西省博物馆，早上从延安出发，在砂石路面上跑了一整天的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晕头转向地拉进西安碑林的大门，食堂大师傅按领导的安排特意给我们开了夜宵，正当我们狼吞虎咽之际，省博物馆的若干头面人物前来看稀罕了。因为这毕竟是“文革”后陕西省博物馆首次大规模进新职工，毕竟是进来一群传说中的北京知青。也许是缘分，10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戴眼镜，而头面人物中我也发现了一个眼镜，于是，两个眼镜对视一秒钟，而这一秒却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机敏、清隽，但给了我同样深刻印象的是边幅不整。管事的人介绍说这位是陕西省文化局社文组（今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前身）负责人陈孟东。
五年后，我与孟东兄同坐一间办公室，那时我还有吸烟恶习。在接过孟东兄扔过来的一支香烟后，听到他说：你们刚来西安时咋那么土？因为他是领导，我只能在心里说：你那满口的河南话更土！
二
孟东兄很聪睿，解决问题对他来讲是一种享受，他的行政能力之强是少有的。1971年秋季，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承办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文物工作会，孟东兄时年不过34岁，竟也成功地组织了这场盛会。
那一年我20岁，单身。孟东兄的夫人卢桂兰大姐是我所在的省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自然，到桂兰大姐家蹭饭吃也就习以为常了。也许是蹭饭增加了了解，也许还有贵人相助，大约在1975年七八月份，孟东兄一脸严肃地跟我讲：小吴，你愿不愿跟我到文化局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政府机关，做了孟东兄的马前卒。从这时起，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他。
社文组连我算上共4个人，直到1978年我离开前，调来了现今省画院院长苗兄重安，最高峰期不过五条汉子而已。社文组主管的是全省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文管所、文化馆等凡一切有关文物事。同时，直属的有由文管会、考古所、博物馆混编在一起的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华清池，还有省图书馆、省艺术馆，于是又连带管了各地、市、县的博物、图书、群众艺术等工作。孟东兄凭借着他充足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干练的领导艺术，承担着这些繁杂的工作。
1974年秦兵马俑被发现，我调到省文化局后的首件大事就是跟着孟东兄跑临潼工地。当时秦俑工地两件大事：一是组织发掘，二是组织建馆。考古发掘工作很快进入状态，只一年多时间便探清了一号坑，又发现了二号、三号兵马俑坑。建馆工作很艰苦，首先把“文革”中被下放到各地、市的干部调回来，成立筹建处，然后又从政府机关角度去配合地质勘察、建筑设计、建材统购、人员调配等一系列工作。在这里，孟东兄协调着局政工组、物资站以及省计划、财政等部门，在筹建秦俑博物馆的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76年，经陕西、北京多方协调，孟东兄组织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地对周原遗址的调查、发掘。在北京大学俞伟超、严文明先生，陕西徐锡台、杭德洲、陈全方先生等诸位大家的合力下，云塘制骨作坊、周原甲骨遗文、京当贵族墓葬、凤雏宫殿遗址纷纷面世，引起极大的轰动。周原遗址自它泯灭后3000年，又一次揭开了面纱。当时参与发掘的学员，有不少竟成了后来陕西文博界的扛鼎之士，如尹盛平、任周芳、呼林贵、杨亚长和吕智荣等。我也因参与其中而积累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经验。
1978年我调入秦俑博物馆筹备处，仰仗孟东兄的安排我直接进入秦俑考古队，因此，当1980年秦陵铜车马出土我便得以有幸参加发掘、修复了。盂东兄多次来发掘工地解决问题，直至二号车的修复工作，也是由于他的协调才进展顺利。我的业务工作是从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发掘、修复、保护起步的，又是孟东兄把我领进了这扇大门。
孟东兄很厚道，在他身边工作就像追随着一位兄长。在户县乡下时，因为饭菜太差我突患急性胃炎，是孟东兄连夜找医生，并把我接到他的住地以方便照顾我。在当时，有些领导不公正地对待他，我宣泄性地对那些人说了些不恭不敬的话，孟东兄反过来劝导我，并引用“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句与我共勉。我至今保存着一封我在上海念书时他写给我的亲笔信，信上说：“祝贺你步人新的生活。学习机会很难得，千万不要有畏难情绪，经过几年努力，你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其实正是在此时，他在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孟东兄终于副处长的岗位，稍有公道心的人都知道，以他的能力、人品，岂止于如此！
孟东兄很风趣，平易近人。我多次随他下乡，所到之处，基层的文物干部都像迎亲人一样待他。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孟东”，没有人去想他是什么“处长”。我在文化局时的几位年轻同事背地里都叫他“陈老孟”。那时候下乡没有宴请，没有礼物，我们也没有专车，到县上只是工作。抓过紫阳县的民歌、合阳县的故事、礼泉县的小戏、户县的农民画，当然最多的还是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古建维修。受孟东兄指派，我去周原和宝鸡，检查过考古工地，回来后向他提出办理意见，受到他的夸奖；耀县药王山、三原县城隍庙和丹凤县船帮会馆是孟东兄直接安排我办理的三处古建维修，为后来的大规模维修保存了基础。有时还跟着省博物馆的何正璜先生以及桂兰大姐等人去乾陵、茂陵等博物馆，由孟东兄带队审查修改陈列，工作结束打道回城，一路说说笑笑。有一次在办公室，孟东兄坐在我对面，把帽子摘下来后看到帽檐下面有一片泛黄，想了一会儿，边戴帽子边嘟囔着问我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他嘴里那根香烟一缕缕的烟雾上升时，恍然大悟：“是烟熏的！”想不到如此聪明的人也有糊涂时。
三
近些年来常有记者采访，往往会问我一个问题：你最佩服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其中就有陈孟东。可惜天不假年，孟东兄早早地就走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领导的关系方面，我没有学到。如果孟东兄再晚走几年，我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以简单的方法去接人待物了。
孟东兄是在1988年的春节时上路的，算起来有20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永不散去。孟东兄走得很急，那时我正在北京，是桂兰大姐托人给我捎来了这个噩耗。此事于我不啻晴天霹雳！我尊敬的领导、崇仰的兄长就这样离我而去了。在他简朴的家中一隅，大姐精心布置了一个灵堂，让朋友、亲人们寄托哀思。我望着孟东兄那熟悉的眼神，泪水夺眶而出。长歌当哭，应在痛定之后。多少年来，我每每在梦中与孟东兄见面。我常想起碑林院里皂角树下小饭桌上的那一盘青菜，想起勘查周原时脚下踏破的晨霜，想起办公室里面对面吸烟时讨论的工作，想起在户县下乡时晚上散会后在月光下匆匆行走的身影。渐渐地，那些朦胧的往事清晰起来，孟东兄的身影却渐行渐远，化成那刺人天际的圭峰。
2007年6月6日于临潼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吴永琪秦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中共十七大代表
斯人虽逝业绩存——忆陈孟东同志
周忠庆
陈孟东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将近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至今仍清晰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他对文博事业的忠诚与挚爱，他矢志不移的敬业精神，都堪称文博工作者的表率。
我们洋县位于汉中盆地的东部边缘，地上地下文物蕴藏量十分丰富，在全省应算文物大县。孟东同志生前对我县的文博事业十分关心。每当我们去省文物局汇报工作，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倾听，仔细提问。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基层从事文博工作的同志，他十分关怀，经常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搞好工作。这里，我们不仅回想起一件至今对我们县的文物保护事业影响深远的事情：
我县的智果寺始建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宋、元、明、清各代曾经屡次翻修。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学校大批内迁，寺院开始被学校占用，该寺的大部分场地至今仍为智果中学校园。1981年，智果中学想在元代建筑大佛殿前修建一座5层18间的教学大楼，连地券梁都打好了，眼看就要砌砖修建。当时，我们焦急万分，虽然竭尽全力地向领导宣传文物保护法规，进行劝阻，但人微言轻，根本无济于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孟东同志一行三人因检查文物普查工作到了洋县。听了我们的汇报，他感到事态严重，就马不停蹄赶到现场。实际考察后，他约见了当时主管文教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人，终于将此项工程制止住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不是陈孟东同志挺身而出，以党的文物保护法规据理力争，如果让这幢教学大楼建成，那么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智果寺，今天将是一种什么面貌？即使当时建成，现在也得拆除，那又将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
着名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却已经死了。陈孟东同志正是那种虽死犹生的人。
周忠庆洋县文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怀念老陈
张在明
1982年初，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春节甫过，去省文化厅文物局报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陈（孟东）。
当了10年的农民、工人，省级机关的门还是第一次进。对老陈的第一印象是“朴素”（这也是那个年代干部的普遍特征），半旧的蓝中山服，解放鞋，有点不修边幅。一说话，一口浓重的河南腔。交谈后的又一个印象是“坦率”。
那天，和我同时去文物局报到的，还有同班同学刘夫德和黄晓芬。老陈和我们仨简单地聊了几句后宣布，我分配在文物局文物处，刘夫德分在半坡博物馆，黄晓芬去省文管会。听到这一结果，我很有些意外。因为，从毕业成绩和政治表现看，我都不算很好，不一定适合在机关工作。我立刻对老陈说：我不适合在机关工作，请把我和黄晓芬调换，我去省文管会。老陈说：我们看了档案，你的年龄最大，文物处需要一个年龄大一点、有一些社会经验的人。不说了，事情就这样定了。
没有走动，没有托人，更没有送礼，和老陈一面都没见过，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的一段机关生活。
那时的省文物局只有文物处、博物馆处和办公室3个单位，总共20几个人。其中文物处的事最多，处里最忙的就数老陈。
那时的文物处与地县的联系远没有现在多，即使这样，处里每天也人来人往，像菜市场一样。地县的人进门，绝大多数是找老陈，老陈总是热情接待，想方设法为基层解决问题。那时的文物局地处省文化厅大楼西头的三、四、五层，其他处室也有不少事要找老陈，常常是三楼的人刚叫老陈，五楼的人也在喊，弄得老陈跑上跑下，忙得不亦乐乎，连上厕所都得小跑步。
那时衙门里的称呼也和今天不一样，局里边对领导的称呼，除过两三位局长外，一律称呼“老某”，决不冠官衔。对博物馆处负责人王世昌（他比老陈年长近10岁），叫“老王”，对办公室主任张世杰，叫“老张”。在我的印象里，局里、处里的人从来没有把老陈叫过“处长”。局里是这样，地县的人也是这样，年龄比老陈小的，叫“老陈”，年龄相当或年长的，叫“孟东”，老陈从来不以为忤。
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跟随老陈接待国家文物局的领导。
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庄敏来西安，处里的王军陪同。老陈叫上我去火车站，把庄敏、王军接到西大街的文化厅招待所。安排好住宿，买了在招待所食堂就餐的饭票，给每人借了副碗筷，对我说：“好了，回吧。”就完成了接待上级领导的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国家文物局的人，也是王军第一次来西安。以后每次见王军，说起那时的饭票和碗筷，恍如隔世一般。
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庄敏多次来陕西，每次的接待都和那次一样，简简单单，毫不铺张，甚至庄敏当了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当时的省文物局也没有请他吃过饭。庄敏是南方人，大概是实在吃不惯文化厅招待所食堂粗陋的大锅饭，老陈知道了，把庄敏请到家里喝了顿绿豆（红豆？）稀饭。第二天在局里见到庄敏，他一脸幸福地向大家夸奖老陈的稀饭：“好喝，好喝，稀饭好。咸菜也好。”表情里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一旁的老陈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笑。
还记得老陈对我的第一次批评。
大约是1982年秋天，处里收到一封耀县农民来信，说犁地时发现了文物，从信中寄来的模糊的拓片看，文物可能是钱范。老陈把信交给我办。我请示老陈同意后，叫上了半坡博物馆的刘夫德，坐班车赶到铜川，铜川又派了卢建国，驱车颠簸到耀县稠桑公社的南巴村。
寄信的农民30出头，人很朴实，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地里。经过调查和小面积试掘，发现了圆形冶炼窑炉、铜渣、“大泉五十”陶范和绳纹瓦，确认是一处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有很高的价值。我们又赶到公社，向公社领导通报了这一发现，嘱托保护好遗址，并再一次表扬了寄信的农民。分手时，我拿出20元（相当于我近半个月的工资）钱给农民，说是代表省文物局奖励他。农民打了收条，激动地表示要保护好遗址。
回局向老陈汇报后，老陈说：“也不打个招呼，你真胆大。”我说：“先斩后奏不对，不行的话，那20块钱我出。”老陈说：“咋能让你出，以后注意就行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佩服老陈的智慧，是新城北门的较量。
1983年，当时的省政府为了盖家属楼，以“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价值不大”为理由，打算推掉新城北门，在省文物局引起震动。当时局里的大部分干部都反对这一决定，但又不能公开顶。那几个月里，老陈特别的忙，每天跑里跑外，想方设法，要把新城北门保下来。在实在顶不住的情况下，老陈出了个主意：以局里几个普通干部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电报求援。果然，习仲勋马上给陕西省政府打电话，制止了省政府的这一行为。
事后，老陈对这一神来之笔很满意，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想到给习仲勋反映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习是陕西人，对陕西有感情；二是习有眼光，有水平，很开明，对文物很重视。
从这件事以后，“文物是高压线”的说法传遍了陕西。省地县各级政府对文物有了新的认识，政府行为的破坏文物现象开始减少。
和老陈熟了以后，他就给我们讲文物系统的历史，讲一些趣闻轶事。如麟游县的人特别实在。50年代，宝鸡地区文化局下通知，让各县来人领两个订书机，麟游县的人竟然牵了两匹骡子来到宝鸡拉“机器”。70年代，省文化局拨给麟游县2000元钱，盖“九成宫醴泉铭”碑的保护房。麟游人因陋就简，省吃俭用，仅用了1000多一点就盖好了保护房，他们把节省的900多块钱用报纸包好，给文化局退了回来。听得大家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