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60年代到80年代，从省革委会文化组（当时只有老陈一个人搞文物）到省文物局，老陈代表着陕西文物系统的一个时代。在20年里，以老陈为代表的文物工作者卧薪尝胆，苦心经营，艰难支撑着陕西文物事业最艰难的时期。如果写这一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老陈的。
很难忘的：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总挂着一个人造革黑包的老陈；文物局的楼道里，手拿文件，匆忙走来的老陈；把地县的人送到楼梯口，握着对方的手说“就这样办了”的老陈；回家的路上，把自行车停在路旁，买上一把青菜的老陈。
我怀念老陈，也怀念那个时代一些可贵的东西。
愿老陈安息
2007年6月28日
张在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廿年功过付平章——忆孟东同志
刘合心
不觉之中，孟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我与孟东相处中的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难以忘却，挥之不去。草拟此文，作为对孟东同志逝世20周年的纪念。
一、鞠躬尽瘁为文物保护
我认识孟东同志，起源于参加1970年9月召开的陕西省第一次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当时他是会议的组织者，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负责人。以后每次全省召开文物保护工作会议，我都参加，才与孟东同志有了较多的交往。1978年，专业人员归队，我由周至县文化馆调到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工作，与孟东同志在文物处共事了十多年。他那吃苦耐劳、待人诚恳、谦和、办事干练的精神，我省的老文博工作者，都是有目共睹、交口称赞的。
70年代初，正是“文革”浩劫刚刚结束时期，百废待兴。“文革”中的破“四旧”，对文博事业的破坏尤甚。自1970年开始陕西省每年召开的一次全省文物保护工作会，无疑对各地县的文物保护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陕西省文物局未成立之前，全省的文物工作、图书馆等工作，全都是由省文化局文物处的三四位同志承办。人少事多，工作繁忙，作为文物处负责人的孟东同志，压在他身上的责任可想而知。
1979年6月份，我陪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公安部组成的长城情况调查组，到我省榆林地区调查了明代长城的破坏情况，回到西安，即向省政府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在7月26日的《陕西日报》上作了报道。当时孟东同志草拟了“关于加强对我省境内长城保护的通知”一文，文件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的名义下发到各地、县。这个文件对我省境内长城的保护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全国也是首创之举。
众所周知，秦兵马俑是1974年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后经省文管会派员组成考古队前往钻探和试掘。已掌握的大量资料证明秦俑坑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引起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特别是1978年9月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了正在发掘中的秦俑坑以后，激动地称秦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对于秦俑的发掘，孟东同志早在1978年5月与省文管会负责人前往北京向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汇报，并认真听取了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对发掘工作的意见和要求，整理成数千字的书面材料——《国家文物局关于发掘秦俑坑等问题的意见》作为陕西省对秦俑坑发掘工作的指导。
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秦俑的科学价值与艺术等价值越加凸显，这个考古发掘工地也越显重要。因此，北京的某些权威、专家，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对考古事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未能统帅这个重要的考古工地而有些遗憾。所以一度向陕西提出一系列的责难，说什么挖秦俑像刨土豆一样，对出土的秦俑残片是冷水浇、开水烫等等，这事惊动了谷牧、胡乔木和国务院，搞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物局的有关领导压力很大。孟东同志在这个事情上作了大量工作，他深入考古工地作调查、掌握发掘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又和发掘、修复人员广泛接触、交谈。发掘工作虽有缺点，但并不像北京某些人说的那样。经过各方周旋，省上领导心中终于有了底。经过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研究，最后责令孟东同志迅速写一份材料，系统的说明秦俑的发掘和修复情况，以省委宣传部送阅件的形式报送谷牧、胡乔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文物局。此后，这场声势浩大的发掘风波才慢慢平息。
1980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秦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土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参观者络绎不绝。但在提取文物要到秦兵马俑博物馆修复时，附近村民为了一些私利，阻挠提取文物。为处理好这件事，孟东同志与我、王世昌以及渭南地区文化局高存祥局长，奔波了七八天，最后到临潼县、晏寨公社及当地村干部家中去做协调工作，讲清利害，按政策给村民做了适当的经济赔偿后，两乘彩绘铜车马，才顺利安全地运到秦俑博物馆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修复工作。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和省上制订的文物保护工作政策、法令，1981年底到1982年春，孟东同志与我汇编了《文物工作手册》，印刷成书，下发各地县领导与文博单位。
西安新城北城门，实为明代秦王府之遗址，有一定的历史价值。1983年4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处的同志，一是考虑新城北城门残破；二是考虑领导人的出入安全，开始拆除新城北城门。孟东同志作为文物处负责人，只能是一方面向有关领导写了《关于保护新城北门的意见》的书面材料，一方面与文博干部十多人联名向中央电报反映情况。当时在《陕西日报》、新华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国务院办公厅给陕西省政府发了特急电报，要求停止拆除新城北门，查明情况报国务院。
1983年，《新观察》杂志记者艾端午等人，在《新观察》杂志及《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黄帝陵古柏被随意砍伐的照片与文章，引起海内外华人的一片指责声。
6月初，组成了省、地调查工作组。陈全方、陈孟东和我都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经过几十天的详细调查，终于弄清了黄帝陵古柏砍伐一事的真相。原来黄帝陵桥山上的古柏，有枯死的、风吹折断的、倒伏的，特别是“文革”十年动乱中，林无人护，庙无人管。一些枯死、倒伏的柏树，被附近的村民偷偷砍伐。1975年8月。省文管会田醒农同志到黄帝陵林区调查，并提出对枯柏的处理意见。1976年2月，黄陵县革委会报文请示省文化局，提出清理倒伏的柏树。经省文化局批准，黄陵县组织黄帝庙三名管护人员，从1976年10月开始到1982年3月，每年冬季清理，共清理枯柏、倒伏柏树170多棵。
调查结果证明：黄帝陵的古柏，并非随意砍伐，清理枯柏基本符合《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中“卫生采伐”条款精神。
调查工作结束后，孟东同志连熬了数夜，写成《关于黄帝陵古柏砍伐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我在调查中拍摄的实际情况照片，上报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1984年1月28日《陕西日报》第一版刊登“省地工作组调查证实，黄帝陵古柏并未被盗伐”一文，并指出：“经反复查证，艾端午同志的报道，基本失实。”
1986年初，孟东同志组织省、市专业人员，对西安市鼓楼北、秦始皇陵附近的文物市场，进行整顿，收缴了一批珍贵文物，打击了日益猖獗的盗掘文物活动。
1987年10月，孟东同志先后组织陈泽秦、王翰章、李长庆、王世昌、王长启等同志，到凤县、铜川市、榆林地区等，对公安部门查获的文物及馆藏文物作了鉴定。
二、身体力行抓文博科研
1980年8月份，在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展开后，陈孟东同志在抓全面工作的同时，他与我还亲自对我省境内的魏长城遗址作了实地考察。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先后到华阴、大荔、澄城、合阳、韩城、黄龙等县，对魏长城遗址作了详细的考察、拍照、记录，结合文献资料，撰写了《魏长城调查》一文，在《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和《人文杂志》上发表。
1981年春，为了开展全省各县文物志的编写工作，省文物局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招待所召开了全省文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各县文物志的编写及陕西省文物志的编写工作，具体由陈孟东、王世昌二位同志负责。1986年底，为进一步编好文物志工作，在西安半坡召开了编审会议。扶风县文物志、淳化县文物志、户县文物志、礼泉县文物志编出初稿后，孟东同志都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1982年3月，由孟东等同志策划、组织，在西安钟楼饭店召开了“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会议收到文章100余篇，从中选出34篇，编印成《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这对陕西文博界来说，鼓励、推动、多出科研成果、多出人才，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1983年底到1984年春，孟东与陈全方等同志，积极筹办创刊《文博》杂志，为陕西文博界的专业人员，开辟了一个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
1984年11月，为了弄清报纸上发表的“旬阳县发现楚长城”一事，孟东同志与我利用到安康市检查工作的机会，决定到旬阳县实地考察。当时由安康市文管会徐信印同志陪同，一块儿到旬阳县铜钱公社，在公社同志的大力支持协助下，一行六人，白天冒着风雪，不畏野兽出没，步行数十里山路，在铜钱关一带，考察了石城墙的走向、关隘等。晚上夜宿铜钱公社，冷风嗖嗖，寒气袭人，久久难以入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孟东和我的这次文物考察，被当时的某个局领导，猜疑成我俩到基层搞串联反对他。我俩回西安后，该领导不惜人力和财力，另派一人专门到安康调查我俩的行踪，结果没查到我们任何不轨的事情。对此，孟东同志心知肚明，而他仍然在领导的猜疑中忘我的工作着。
1983年8月份，陈孟东、陈全方与我，在富县文管会同志的陪同下，到石泓寺石窟考察完后，继续向西行，在蒿地沟附近的荒草丛中，发现一通隋代四面造像碑，后由县文管会运回。在返回县城的途中，路旁半山上发现有一石刻造像，几个人不顾劳累，攀登荆棘丛生的山坡，拨开树枝，艰难而上，仔细地考察了这处石刻造像。
三、漫记日常生活二三事
1980年7-8月间，孟东和我到渭南地区的华阴、大荔、澄城、合阳、韩城等县，对魏长城遗址进行调查，由李师开着美式吉普旧车，风尘仆仆到这些偏僻的地方考察。孟东同志总是买一些青辣子角，在县招待所或饭馆，用纸包一些食盐，再买几个馒头装在挎包内，以备考察途中肚内饥饿时，用青辣子蘸盐与馒头同吃。考察的十多天，基本上天天如此生活。
1984年11月，在到安康市旬阳县考察石长城时，也是只买了一些烧饼和腊牛肉带上，到大山上去考察。其清苦的生活，可知一斑。
陈孟东同志在陕西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文物处以及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二十多年，一直是“负责人”，直到他病逝的前一二年，才任命为文物处的副处长。
国家文物局在80年代初，几次都想把陈孟东同志调到北京去工作，都被当时的局领导人以“陕西的文物工作离不了他”为托词而拖延下来。后来，国家文物局又想安排孟东同志随文物展去欧洲某国，也因同样的托词而未能出国。
对于这些不公正的事情，孟东同志的心情虽然郁闷，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仍能以大局为重，以陕西省的文物工作为重，始终像一头老黄牛，为文物处的日常工作和科研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陈孟东同志多年积劳成疾而自己全然不知，1988年2月，春节过完上班的第二天，他终于病倒了。经医生抢救无效，还是离开了为之奋斗、工作20多年的陕西文博事业！孟东同志猝死的消息传到我省基层单位后，人们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
陈孟东同志祖籍河南，1962年西北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陕西丁作，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如今陕西的文物誉满全世界，这与老一辈文物工作者默默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孟东同志一生做了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其德在人心，其功在典籍，不泯不灭，将千古永垂！
刘合心陕西省文物局研究员
心地一平原——忆老陈
田中华
老卢说准备出一个文集，以纪念老陈逝世20周年，问我可否写一篇文章。毫无疑问，作为他多年的下属，无论如何是应该做的事，怎能推脱，只是本来就文辞笨拙，又加上这些年疏于耕读，怕难当此任，但20年过去，忆及老陈、往事目目，仍不免生出酸楚之慨，谨以此文补偿心中遗憾。
20年，听起来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过起来却显得脚步匆匆。记得当年我于伦敦随展三月已近尾声，已准备回程之时，突然得知老陈病逝的噩耗，真如晴天惊雷，难以置信。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竟成冥人两界，永远阻隔。人生无常若此，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哀叹岁月之无情，竞让不该去的人过早的离开。然而，定而思之，岁月也有它公正的一面，它不让老陈因时光的流逝而淡出我们的记忆中，相反却是随着日月的增添，更觉清晰鲜亮，成为我一生印象最深刻、最敬重的领导与学长。他温文儒雅，仙风道骨，一如高山流水，阳春白雪。“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借用柳青的这首诗，聊以抒发己意，也觉用在他身上颇为妥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