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年前与他一起工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同就在昨天。那是一个复杂、多变，甚至可以说有点丑陋的职场，他在其中得意失意、起起落落，但他始终能保有那种传统的文人学者气质，令人折服。那时的文物局还处于初创阶段，从人员的编制到机构的设置，从干部的配备到职能的分工，多少有点含混模糊，不尽完善。包括老陈在内的只有五人组成的文物处，是小局里的大处，承载着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有关事务，面对着不仅是有关全省的文物政策、法规、管理、修缮、保护以及文物流失等等大的方面的事情，有时更多的是一些没完没了的琐碎、杂乱的具体问题。对一个文物大省来说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他的领导下的四个人中，一半是来自基层的，另一半则是初出茅庐的士子，对全省的文物状况知之甚少，更缺乏管理经验，对上对下都不能够应对自如，遇事不免莽莽撞撞，把握不定，因此许多事情无形之中都得他一人担当。成堆的文件、信函，成群的各地来访者，频繁不断的电话，很难静下来做事。我们自嘲，文物处像个自由市场，有时着实让人觉得难以招架，心烦意乱。这时我们几个不免发发牢骚，说说怪话，遇到不公不正之处，也会闹闹情绪。四个人自是经历不同，性情各异，也各有各的问题。有时失控，惹来麻烦，上边问下来，有时是严厉的追究。每遭此况，老陈都是向上陈情或自承职责，竭力保护他的属下，总能让我们逢凶化吉，在他的护翼下，大家安稳渡过，工作的开心、和谐，令人感动。但是也不是回回我们都能善解他意，心领其情，有时也许还会误会他，但他总以特有的涵养克制自己，从来都是友善亲切，平易近人。
记得那时大量的工作是起草各类对上对下的文件、信函，对于这些文件的起草格式、行文规范、措辞用字，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帮我们修改、校正。事无大小，几年一贯，他像一位师长对学生一样的体贴、爱护，从不发脾气、使权力。他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至今留下深深的印象。1983年，全国上下开始整党，虽然我们已经历过大大小小多次政治运动，但我天生对政治迟钝，弄不明白那个运动是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只是每日学习讨论来自上面的文件和重要的报章。但是我很快发觉，一些人对老陈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上边对他的任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什么？我至今都不得而知。我虽然有些呆，但当时的政治纪律还是知道的，那就是不应该知道的事，不能去问，不应该知道的人，不要去打听，有些事是有范围的，有级别的。就这样看着他每日照常上班下班、照常处理一切工作事务，却承受着各个方面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怀疑、猜测。这中间在文物系统有过几次民意测验选举局领导，许多人都认为他应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之一，可命运捉弄人，一直到他离世仍为“布衣儒生”、文物处负责人。我们开他的苦涩玩笑说：“你是一头牛，吃的是草，奉献出的不仅是奶，还有血。”常常听到来访的人为他鸣不平，这当然也包括他的下属和周围的同事在内。特别像我是工作在他身边的人，怎么也难以想象他会是有过什么劣迹的人，加上我是个性情愚顽，不知隐忍，不懂含蓄的人，有时说话尖刻，不知轻重，认为以他的才能、人品，他的声誉和人缘，更重要的是他对全省文物事业的了解和熟悉。对文物工作的热忱和付出，怎么说都不该是一个文物处的负责人。每当这时，他总是及时制止我们的这些议论，以他谦和温文的语气来劝阻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相信组织，更相信真理，以德报怨，仍旧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有怨恨和消极颓废的神色。宽容无我的胸怀，大彻大悟的境界，他像一个圣者一样安详。在那样的状态下，他倒忙里偷闲的做起学问来。一个多年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学问做的也是头头是道，颇有见地。闲暇时还能顾及到别人的苦乐。我这个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孤独者，特别是后来遭遇婚变，独自抚养着幼女的单身母亲，他似乎能够体察那种无助、无奈的苦境，总是给予适当的帮助和照顾，而忘却自己正身处逆境，这让我倍觉感动，也使我在那种压力下，不致于垮下。后来开始的全省文物普查中，急需业务人员到各地工作。领导来找我，当时我正因为一己的待遇感到委屈，闹情绪，一急之下，顶撞上司，断然拒绝参加，当然也确因幼女无人可托，遇到别人也许会婉转陈词，而我就是这么一个直脾气，不会拐弯，局面一下紧张起来，后来局头让老陈出面给我谈话。记得很清楚，他神情肃然，但语气诚恳，可我在气头上，横竖都不吃，虽不是冲着他的，但也面目可憎，让他为难，可他并不与我计较。推想他一定还为我做了不少工作，使我不仅免于责难，似乎还得到谅解。我是一个心实嘴笨的人，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表示歉意和敬意，但多年来一直铭刻于心，今日回忆音容宛在，只是逝者不可追，只留空哀叹。
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在人生最后的大事上，仍然言行一致，去之匆匆，不累及亲友。“西归当如是”，只是抱憾他英年早逝、未曾留下机会让我们为他做一点补偿，此为今生憾事之一，更加遗憾他终了一生未能实现他心中宏愿。他短暂的一生，也正是一代有学之士，有才之人，有德之君的典型遭遇，抱腕悲痛，只有仰天长叹。
但愿老陈千古。
田中华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
忆陈孟东叔叔二三事
张建华
1987年秋，我刚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进修毕业，省文物局抽调我去刚刚成立不久的“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帮助工作。当时陈孟东叔叔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于他和我父亲是同学，所以我都称他陈叔叔。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也就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回忆起在省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有几件事情是令我难忘的。
一、协助公、检、法破获重大文物盗窃案件
改革开放初期，文物案件频繁，盗窃案尤为突出。针对严峻的形势，省政府下达了“要破获重要案件、公布社会、震慑犯罪分子、刹住文物犯罪案件发案频繁的势头”的决定。在省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的领导协调下，公安部门破获了许多文物犯罪案件，其中以秦俑坑出土的“秦将军俑头被盗案”和“眉县秦编钟被盗案”的破获最为震惊，公安部、国家文物局都发来了贺电。在这两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中，陈孟东同志带领办公室的全体人员，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法院机关的同志，对文物的鉴定、案件的定性、罪犯的量刑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由于案件督办的紧急，孟东叔叔经常忙到深夜，在开完几个方面的协调会后，就立刻起草文件，在第一时间向省政府有关部门汇报，并及时将上级的精神传达到各地县。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总是精神饱满，不知疲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手上那支不灭的香烟，从早上一进办公室，他点燃第一支烟，到晚上离开办公室时，那支烟依然着着。当他一个人独处时，总是紧锁双眉、思考着什么！而工作小憩与我们聊天时，又谈笑风趣，自然轻松。两大案件的审判大会分别在眉县和西安举行，孟东叔叔奔波两地组织协调，使案件通过审判大会在全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震慑了犯罪分子、刹住了文物犯罪案件频发的势头，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表彰。
二、亲赴基层、指导地县打击文物走私活动
在1987年的10月份，针对陕北地区文物走私活动猖獗，省打击文物走私办决定由陈孟东率领一个工作小组亲赴延安、榆林两地县，指导和协调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工作小组人员有省文管会王翰章、西安市文物商店王长启二位同志，主要是文物鉴定；省文物局文物处刘合心同志负责摄影及资料，我是文字记录，司机是省文物局贺永昌同志。这次行动历时15天，所到延安、榆林两地区及靖边、定边、神木、绥德、安塞等十余个县。每到一处均与公安、文物、工商等部门召开联席协调会，分析当地文物犯罪案件的形势和特点，指导建立交流沟通的平台，使各部门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各类信息的交流沟通，把打击文物犯罪推向一个更高的力度。工作组经常是晚上赶路，白天工作，开协调会、鉴定文物、去现场等等。15天基本上是连轴转。陈孟东叔叔还抽空对地县的文物基础工作做大量的调研，例如文物经费的使用、文物库房的安全程度、保管文物的数目、文物级别的鉴定、真伪的确定等等。总之，他随时随地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关键位置上，这种负责精神是我要终身向他学习的。经过这次工作小组的指导协调，延安、榆林两地在打击文物犯罪活动方面基本走上了有序的轨道。
三、在工作中帮助培养年轻人
办公室当时还有一位从省文物商店借调来的马志杰同志，小马刚从大学毕业时间不长，主要负责内勤。孟东叔叔经常给我和小马讲：“年轻人要少说、多做。要做到三勤：眼勤、手勤、脑勤。”虽然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是个临时机构，但具体工作是非常锻炼人的，接触的面很广，遇到的事情也很复杂。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具体工作是最锻炼人的。记得有一次要给省政府办公室起草一份会议报告，他让我先动手写，因为我也了解该会议的主要内容，当时我又不敢写，没写过，不知道公文的格式及称谓，他说不要怕写不好，以前不知道，这次一写就会了，做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这就是学习嘛！平时一有机会就让我们去给文物鉴定工作帮忙，搬运、摆放等，总之让我们多接触文物。我做记录时，他还亲自教我如何用专业术语更准确的描述具体器物，点点滴滴的指导、培养。在生活上，他也非常关心我们，而且非常人性化。他经常告诉我们，个人有什么私事可以去办，但不能影响工作。问我俩有没有女朋友，需不需要介绍等，是一个非常慈祥的长辈。通过那一段时间学习工作，使我基本上了解掌握了机关工作的一部分方法和程序，文物鉴赏知识和经验也有了一定积累。
转眼孟东叔叔去世快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些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亲切、慈祥！在这里还是让我再喊你一声陈孟东叔叔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2007年4月19日
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张建华西安碑林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三十年里的点点滴滴——忆孟东
卢桂兰
我和孟东是老同学，老朋友，是事业上的伙伴，也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我和他相处只有短短的30年时间。
一
1958年9月，我们同时考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58级历史系的新生人数比较多，我们班共有60多人，其中的一半儿是被保送的“工农速成中学”的调干生，另一半是由全国各地考来的高中毕业生，当时称我们为“普高生”。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普通高中来的学生，年龄小，阅历浅，显得幼稚、土气，也有些傻气。
195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上了岁数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我们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跨人了大学校门。
人校后，我们没有进入课堂，没有见过授课的老师，更没有见到我在中学时已仰慕的历史学泰斗——侯外庐教授和校长。而首先进行的是政治教育，讨论“红”与“专”的关系问题，批判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的资产阶级思想。整天是开会学习，学习讨论。速成中学来的同学政治上成熟，也显得十分活跃，而普通高中来的同学就显得沉默。尽管是沉默，但常在一起开会，同学之间虽叫不出名字，但都有些脸儿熟，唯独对陈孟东，似乎不曾见过，不知班上开会时他是坐在哪个角落里。
经过十几天的政治教育，系上决定把全体新生开赴西安郊区北沈家桥村劳动，参加大跃进的实践活动——深翻地。
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出发了，男同学步行前往，女同学受照顾——坐生产队派来的拉同学们行李的马车。我们六个女同学，分别坐在两架马车上。当我和另两位女同学上了马车后，看见高高的行李堆上坐了个男生，不仅我不认识他，那两位女同学也不认识这位似乎没见过面的男生。我们都感到诧异，心想，他是不是我们班的男生？他为什么和女生一起坐车？这位男生本来就有些腼腆的模样，看到我们几个以奇怪和不解的目光看他，他更有些不自然，把身子转了转。我们三个女生中，范棘同学的年龄最大，她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来自西安速成中学，在行李车上，还是她先开了口，问是不是我们班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有和大家一起走路？车上的那个男生告诉我们，他叫陈孟东，因他脚上有伤，不能走路，班长让他坐车去。我听他是河南口音，顺口就问：“你是从哪儿考来的？”他答是从偃师高中。胡书静同学又进一步问：你的脚咋了？陈孟东很不好意思地说：暑假期间，我在生产队劳动，不小心驴蹄子踩到脚上，把脚踩烂了，一直没好。
我们在北沈家桥村的任务主要是深翻土地，要把原有耕地翻几尺深，说那样可以提高产量。因为每天都有指标、有进度，白天完不成任务的话，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我和陈孟东没分在一个队，不知道他跛着脚是怎样劳动的。
从农村回到学校，天已经很冷了。紧接着我们班又投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学校院子里建有炼钢炉，我们班的任务是为炼钢炉供应燃料，到处拾劈柴。还好，当时学校正建图书馆大楼，在施工工地上扔有乱七八糟的木棍子，每天我们在一起拾柴，他拾柴很卖力，仍很少说话。
我们入学第一学期一直是翻地、炼钢铁和在校办印刷厂拣字班拣字，陈孟东在印刷厂拣字拣的很快，成了熟练工。
在班里他一直是沉默寡言，没人注意他。如果说偶然露点峥嵘的话，那就是班上配合中心任务或过节过年出壁报的时候，总是由他抄写和插图。他写的一手好字和善于绘画的本领曾引起同学的一点注意，但那也只不过是一年中少有的几次显山露水的机会而已。
1959年的下半年，大跃进之风慢慢减弱了，我们由农村和炼钢工地回到了课堂。但是，历史系刚刚批判了“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要贯彻“厚今薄古”的无产阶级的教学思想。学校和系上决定，要从我们这一级开始矫枉过正。教学安排从现代史开始，先现代后古代，多现代少古代，以体现“厚今薄古”，所以，一开课，给我们先开了两门现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
上课了才知道，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有着天壤之别，中学时各门课都有课本，考试以课本上的内容为依据。而大学里上历史课不仅没有课本，也不发任何资料，讲课内容是老师手中的讲义。课堂上老师讲，学生像个记录机一样不停地记，两节课下来，课堂笔记总是记得老厚老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