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七日,是云卫兄四十初度的日子。当日朋友们在各报副刊写了些回忆与杂感之类的纪念文章。其中我在《新民报》上写的文章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朋友们对这提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午,之的找我说:“抗战以来我们表扬过新闻界,歌颂过教育界,因为他们在抗战的宣传教育上都尽了常人所不曾想象和估计的力量。但,我们戏剧界呢?我们不想怨尤别人没有提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走完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之后,我们也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二十几年来的足迹,我们就来写一个戏吧,戏名就叫《戏剧春秋》……”他又说:“方才和于伶谈了,他也非常兴奋,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后,就没有戏了,《云彩霞》不能通过,那么几个人赶一赶,这题材是容易引起每一个人的写作兴趣的。”
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孑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
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的。”
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合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那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