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拿起笔来我就感到心酸。这本书是杨潮（羊枣）在监狱里翻译的，原稿和盖着美国新闻处蓝印子的《现代文库》版原书都在我的桌上，可是书排成铅字，译者已经开过追悼会了。杨潮已经死了，这句话在我至今还好像不是事实，可是我在上海再看见他，他已经被装在一只木匣子里了。愤怒使我流不出眼泪，几次看见哭肿了眼睛的沈强，我甚至于还得装作十分平静，可是，当出版者要我在这译本面前写几句话的时候，拿起笔来我禁不住就落泪了。中国只有一个杨潮，杨潮只有一次好死，死了之后，他的声音笑貌，他的才华气概，他三十年来孜孜兀兀地用功努力，累积起来的学殖经验，他决心用这些来替中国人民做事的可能，就此不存在了，为什么那些坏蛋偏偏要虐杀杨潮一般的人物？为什么杨潮不死于日本侵略者而死于中国法西斯？
那些用善良人民的鲜血来滋养自己的人，恐怕在他们虐杀了千万人的名字里面，早已记不起杨潮这个名字了吧，可是，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他的同时代的为着自己的民族运命而斗争过来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杨潮这个名字，他们是会以杨潮的受难，作为这个悲剧时代的象征的。
认识和不认识杨潮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才人，从此引申开去，人们就以为杨潮也许有什么奇矫的不平凡的性格，那么从他在牢中译出了克拉伦斯·戴氏的这本书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这想法的错误了。杨潮是一个平常而正直的人，唯其平常，所以和任何人一样的都有正常的喜怒哀乐。但是，也唯其正直，所以他不很世故，不很知道取巧逢迎。从我和他近十五年的交游，我觉得他的性格，是在豪爽任性之中带着强烈的不知道虚伪为何事的诚实。丝毫没有老庄气味，他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可是在中国，有了这样的性格就不能适应这个奇怪的社会，有了这样的性格就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了。
从这观点来看，杨潮爱这本书而把它译出来，就不是偶然了。戴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一直在使他的观众重新经历一次儿时生活，而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为什么这样一本平平凡凡的叙述家常的书能够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照常理，真应该是常道，真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而在今日中国，真就可以获罪，就可以致死，写到这儿我就只有黯然了。
算是侥幸，从牢狱里居然还译成了这么一本书，杨潮死了，他的译著永远不会死。杨潮死了，休息了，但是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译出这本书，还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的。
一九四五年
（原载《我的爸爸》，一九四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美·克拉伦斯·戴著，杨潮（羊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