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以武装性质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专职机构与人员的设置及各项规定。在我国，警察这一名称是在清末变法的过程中出现的，但就其职能和具有这种职能的机构而言，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只是分工还不够明确。春秋时，由于国家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各种具有警察职能的机构开始出现，并有了明确分工。象设“司民”负责户籍管理；设“司市”执掌市场管理与治安；设“司暴”、“司稽”掌管维持社会治安和捕捉盗贼；设“司圜”、“掌囚”负责禁囚与监狱管理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之后，警察制度在法律上被肯定下来，各有关机构和制度也相继确立。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封建的警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古代具有警察职能的机构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各层次内部有较为明确的职责，而各层次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统辖关系。从体制上看，中央警察机构一般分为警卫皇宫和皇帝本人的禁卫部队及维持京城治安的机构两套体制。古代地方和基层警察机构的设立，目的在于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和缉捕盗贼，以及调解民间纠纷和民政管理等。自秦代确立了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体制后，历代地方行政和治安都是以郡县两级为主体，并在郡县长吏之下设立相应的主管治安的官吏，由于古代长期政警不分、军警不分的体制，所以尽管各代都有专门的类似于现代警察的治安机构，但在近代警察组织出现以前，整个封建社会的警察机构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组织机构。
礼制
是我国古代关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与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广义的礼，是指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周礼就是有关周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狭义的礼，是专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中国古代有三部最着名的礼典：《周礼》、《仪礼》、《礼记》，它们总称“三礼”，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各种礼制的百科全书，其中《周礼》侧重政治制度，《仪礼》侧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侧重于对礼的各个分支作出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说明。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的”全部内涵。礼的起源可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从仪节上讲，它一开始就和神权相联系，因为一切仪节都是从祖先祭祀鬼神开始的。从理论上讲，礼起源于人类为调整主客观矛盾，寻求欲望与条件之间的动态平衡的要求。封建社会礼的中心内容和基本原则，是充分承认仔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亲疏、尊卑、长幼等差别的合理性。尽管礼仪三百，纷繁复杂，但每个人只能按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相应的礼，而不允许贱用贵礼，卑用尊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就是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各自有自己特定的行为规范，任何人都要在一定行为规范的约束下生活。
宗法制
是我国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缘远近区分嫡、庶(妾生的儿子)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它包括封建社会规定的嫡庶系统的法则和家族中祭祀、婚嫁、庆吊、送终等事务的家法。实际是我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其核心是嫡(正妻所生的儿子)、长子继承制。是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目的在于维护贵族世袭统治。商朝末年，宗法关系已经决定王位的继承，使宗法关系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到西周时，宗法制度已经基本完备。宗法制度的基本点，就在于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古代宗法以始祖的嫡长子孙这一系为大宗，其余子孙的世系为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分封的同姓诸侯，对天子来说都是小宗。但诸侯的王位也由嫡长子世袭，在其封国内又是大宗，其余被封为卿大夫的诸子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卿大夫在本族又是大宗，其余诸子为士，对卿大夫来说又是小宗。士人和庶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从最高的王位到士，都由嫡长子世袭，称为宗子，掌握本族财产、祭礼和管理，就这样一层层的分下，全族系属便等级分明了。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并且依据宗法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政治等级的尊卑高下，形成了从王至士的政治等级阶梯，借以加强统治。
狱讼制度
指历代王朝为处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而制定的各项规定，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诉”是告的意思，即当事人一方向官府控告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叫“告状”、“打官司”。“讼”是指“争”、“公言”，即官府接受了告诉后，开始审理并使用法律以制裁犯罪，也叫“断狱”、“判案”。我国古代的诉讼程序，各代定制不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诉讼程序主要分起诉、审判、执行三个主要阶段。战国时期，李悝所着的《法经》中，已有关于劾捕的规定。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对审判程序中的告诉、查封、勘验和审问、判决等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魏晋时，已经有关于告劾、系讯、断狱等单独成篇的审判法规。隋唐律法中的名例、斗讼、断狱等篇和元代律法中的诉讼篇，都有关于诉讼的规定。明清律法的刑律中也有关于诉讼制度的专门记述。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司法权也由行政机关行使；监察机关执行审判任务，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没有实质区别；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凡重大疑难案件，均由皇帝裁断，皇帝可以不按法定程序提审断案，并决定诉讼程序的形成和改动，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平等，皇亲贵戚和官吏等享有特权；准许拷问和逼取口供。诉讼的基本程序是：告诉、传唤、拘提、羁押、审问、判决、上请、上诉、执行，特殊案件须按皇帝诏令执行，可以不遵循此程序。
狱禁制度
指我国古代关于用牢狱和器械监禁犯人的规定。监狱也称“圜土”、“囹圄”、“牢”、“狱”、“监”等。监狱，既是对已经判决的罪犯执行刑罚的场所，也是对有罪尚未判决或已经判决等待执行的人犯暂时监禁的场所。为了防备犯人越狱逃跑和管束方便，对囚犯还要施加各种狱具。据考古证实，商代就已经有了狱具。周代的狱具分“桎”、“梏”等，都是木制的，可算是近代手铐脚镣的雏形。秦汉时期开始使用铁索、铁链，并使用法绳来拘禁犯人。魏晋时开始使用木枷。唐代把枷、锁、镣铐列为法定狱具，并有长短广狭之别，量刑轻重而用，囚犯病重则除去。还规定死罪者枷、镣铐并用，妇女和流徒罪犯仅用枷，国家七品以上官员锁而不枷。宋代规定狱具由政府统一颁给，狱吏不得擅自增损，明清两代也有类似规定。从周代起就有了专职管理监狱的官吏，不过周代的监狱是白天强迫犯人服劳役，夜里给犯人戴上狱具就地锁禁，也就是所谓的“划地为牢”。直到春秋之际，监狱才初具规模。唐代州、县均设监狱，监狱管理与监押制度也愈加规范。从元代起，由刑部掌管中央监狱，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也都设置监狱，刑部下辖司狱司，有司狱、狱丞、狱典等专门官职。并设有部医负责治疗刑部监狱内的病囚。另有刑部属官轮流担任提点牢狱，定期督察各处监狱，考核狱吏得失。清代监狱分内外监，女监。死刑犯禁于内监，流刑以下禁于外监、妇女犯罪则另禁于女监。这时的监狱设置已基本接近近代的格局了。
服制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对各阶层人士着装形制的规定。我国传统服装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早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对后世的服饰形制影响很大。衣裳连属制也起源于原始时期，古时也叫“深衣”，对后世服制也有很大影响。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华夏族的服饰是上衣下裳。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及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但也只是规定了正式场合的服装，民间除了明令禁止的服装之外，从没真正统一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服制都吸收了民间服制的因素，彼此差异也很显着。汉代主要行用深衣。东汉开始，上层的袍服转入制度化。平民的衣服比贵族的短，色彩、纹饰也较朴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服装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胡服成为流行服装，并出现了胡服与中原民族服装相融渗透的趋势。隋唐时代的服装便集中体现了各民族服制融合、变迁的特点，并被宋、明两代沿袭。元代服装制度比较混乱，但服装材料有了大的变化，元以前基本以丝麻、皮、毛为主，元代开始以棉布为主。清代是我国服装史上又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满族贵族开始时强制推行本民族服装，通过法令要求汉人剃发易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统治政策的调整，满族的服装样式虽得到推行，汉族的服装样式也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
丧服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以丧服确定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规定。与宗法礼制密切相关，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宗法系统中的地位和等级差别，反过来又维护了宗法制度的尊严。丧服，是丧礼中亲属们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穿着的一种服饰。我国古代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一个家族的亲属范围包括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九族范围之内的直系与旁系亲属，都是有服亲属，族内的某人死了，其他人就要穿着能表明自己与死者关系的丧服，为死者服丧。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丧服的形制及所用的材料也不同，服丧的日期也有差别，古代丧服与服丧期共有五个等级差别。一等丧服，叫“斩衰”(衰指粗麻布，俗称服重孝。因为用粗麻布制成，并且不缝衣边，保留裁剪时的茬口，所以称斩衰)。是子女为父母、妻子为丈夫服丧时穿用的，服丧期三年。二等丧服，也用粗麻布制成，但不留毛边，因此叫“齐衰”。其中又分成：齐衰杖期(除服齐衰外，还要执杖，杖用刨光的竹做成)，服丧期一年；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和齐衰三月，皆着齐衰而下执杖，服丧期分别为一年、五月、三月。一般是为祖父母、曾祖父母、姑、妹妹、兄弟、伯叔、妻子等服丧。三等大功九月，丧服用粗熟布制成，当堂兄弟、在室堂姊妹、侄妇等丧时穿用。四等小功五月，丧服用稍粗的熟布制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再从兄弟等服丧时穿用。五等缌麻三月，丧服用稍细的熟布制作，是为曾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等服丧时穿用的。以上丧服制度合称五服八等，服制越重，其丧服形式也就越粗糙，以示不同程度的哀痛之情。
家庭制度
我国古代为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确保父权、夫权统治，以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而建立在伦理道德规范及法律基础上的整套制度。在我国古代，婚姻的基础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是为了传宗接代，祭祀宗庙。因此，用来调节家庭内部关系、维持家庭生活稳定。协调的通行戒律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作为一个女性，在家必须从父，出嫁后必须从夫，夫死还要从子。日常行为举止必须做到守节有耻，动静有法，择词而论，不道恶言，服饰鲜洁，沐浴以时，专心纺织，不好嘻笑。男性家长在家庭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父为子纲，儿子要绝对服从父亲，即所谓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夫为妻纲，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于丈夫，任丈夫摆布。丈夫有休妻的自由，妻子却没有离夫的权利。妻子只要被认定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思有恶疾、多言、盗窃”等七种行为之一者，便可被夫家逐出家门，称作“七出”。要求做妻子的必须绝对忠诚于丈夫，要从一而终，夫死守节。
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庭制度起源于父系氏族，经奴隶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到封建社会以后，方才形成完整的成文法载入封建法典之中。其主旨在于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确立尊卑长幼、夫主妻从、嫡庶贵贱、亲亲疏疏的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使之融合于国法、家法、成文法和伦理道德之中，以达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政治目的。
冠制
我国古代关于戴帽子的各种规定。冠制，是我国服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冠帽是与衣裳同时产生的，冠是只罩住发髻而无帽顶，帽子有顶。贫贱之人只能戴帽，不准戴冠。周代的冠有冕、弁之分，冕是冠上加一木板，前后有玉珠穿成的垂旒，从天子到大夫，等级不同，垂旒的数目也不同。作为正式礼服，冕一直被历代沿用。弁用于一般性正式场合。从天子到士都可以戴。汉代的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官戴的进贤冠，另一种是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冠内要衬帻(包头发的巾)。冠与帻的配合有严格的规定，进贤冠必配介帻，武弁必配平上帻，卑贱者只能戴帻，未成年的人则戴没顶的帻。魏晋南北朝时，正式官服仍承袭汉冠制度，但便于脱戴的帽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流行，巾的使用也日渐广泛。隋唐时期，幞头(一种头巾)开始流行，且形式多样，同时有了妇女戴的帷帽，到宋代时已演变为方幅紫罗障蔽上半身的盖头，隋后演变成新娘的盖头。宋代的礼服仍用冠冕，一般公服则多戴幞头。身份低的人多戴无脚或软脚幞头，退休在野的官僚和士大夫多戴巾、帽。辽、金、元的礼服与公服多沿袭汉族旧制，而一般场合中仍保持本民族特有的服制。明代公服戴乌纱帽，是从前代幞头演变而来，一般人常用的是巾和帽。明代盛行的有儒巾、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统帽。清代的冠帽，民间基本沿承明代的旧制，但稍有变化。官服之帽却废弃明代旧制，皇帝和官员夏戴敞沿凉帽，冬戴折沿暖帽，上缀朱纬，帽顶饰顶珠，有特殊功勋的，皇帝还赏孔雀毛做花翎，戴在帽子上。
离婚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离婚条件的规定。我国古代把婚姻看作是延续家族的行为，是子孙对祖先应尽的神圣义务。因此在离婚的条件中根本不考虑婚姻当事人的感情，而是以家族利益的得失作为离婚的决定条件。一般具有以下条件就可以离婚：一、七出。是指可以将妻子逐出家门的七个条件。它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