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顺父母、无子、淫佚、妒嫉、恶疾、多言、盗窃。“七出”开始是以严格的伦理规范出现的，但唐以后各代都将其正式列入国家法律条文之中，成为定制。“七出”中，除盗窃、多言两条涉及个人品德外，其他五条都与违反古代婚姻的根本目的有关。无子显然使婚姻最主要的“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目标落空，因此，无子的婚姻必须解除。但统治者为维护家庭的稳定，又制定了一些附加条件，如妻子五十岁以后仍无子，方许离婚；妻无子，可纳妾；妻虽无子但娘家又无人可投靠，妻曾为婆母服丧三年，或结婚时夫家贫穷后来变富等情况，没生儿子的妻子也不能离。若妻无子又不许夫纳妾，便构成了恶德——嫉妒，这是父权与夫权所不能容的，可能被迫离婚。如果已婚妇女淫乱成奸，则构成重罪，夫家难容，必须离婚。若妻患哑、聋、盲、疠、秃、跛、伛等恶疾，不能与夫同祭宗庙，也必须离婚。最不可饶恕的要算“不顺父母”，古代媳妇侍奉公婆礼节繁复、琐细苛刻，稍有闪失便可作为逼妻出门的借口。二、义绝。是指夫对妻族或妻对夫族犯了殴杀罪、奸非罪(妻与夫族五服之内亲属通奸、夫与妻母通奸)和妻对夫的谋害罪。夫妻关系本属义合，若有以上行为发生，就表明夫妻间已情断义绝，必须离婚。三、协离。指即使不符合七出和义绝的条件，而夫妻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法律也予以承认，称之为协离。
兵役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征收兵士的各种规定。在我国历史上，征兵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当时规定：每个部落成员在战争期间；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
军队的核心是王家与贵族子弟，基干力量是由平民组成的甲士，步兵则由奴隶充当。战国时期，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凡选中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秦统一后，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汉代承袭了秦代的兵役制度，规定不分贵贱，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二十三岁起正式服役，到五十六岁止。适龄期间，除每年农闲受训外，每人一生中要进入部队服两次兵役，每次一年。一次在地方上，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城，称“戍卒”或“卫士”。南北朝后期，北朝出现了“府兵制”，即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让他们携带家兵等私人武装从军，使地方割据的私人武装中央化。唐初规定，人民有充府兵的义务。服役年龄是二十至六十岁。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府兵平日务农，农闲教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唐代中期，开始采取招募的办法补充兵员。到了宋朝，募兵制已成为主要的兵制。元朝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实行部落兵制，进入中原后，抽调二十岁以上的汉人壮丁建立汉军，作为戍守地方的军队。明朝实行“卫所”制。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战时征战，平时屯田或驻防。
清朝实行“旗兵制”，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将满、蒙、汉族力量编成八个旗，分别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色旗作标志，因此称作八旗军。
户籍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户口统计的规定。我国古代户口的调查统计，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全国统一的调查制度，二是定期汇报制度。我国的户口统计始于夏朝。到西周时，户籍制度已很详密，西周末年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调查。春秋战国时，户籍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鲁、齐、卫、吴、越等国先后采取了以二十五家为一社，一社的户口书于版图的“书社”制度。户籍的登录工作，由各地郡、县的长官具体负责。郡、县长官们，必须在每年年底之前，将下一年度的户口税收数目做出预算，上报国王，等到下年度终了时，国王便依据上报数字对官吏的政绩进行核查，并以此决定黜赏。调查的内容大致有：所辖境内的人口数，壮男、壮女数，老、弱人数，官、士人数，非体力劳动人口数等。秦汉时期，户籍的调查统计已经制度化。汉代以每年的八月作为全国普遍人口调查的月份。逐户逐人进行核查。汉代的户籍称为名、名数、名籍等。造籍后，各地派出上计吏带着籍帐上交京师。唐代规定，三年修订一次户籍，从正月上旬起，到三月底之前完成。各乡户籍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尚书省。州县户籍必须保存十五年，送交尚书省的户籍，起初规定保留九年，后来改为二十六年。户籍式样，由户部统一制定，然后分发各州。造籍时，各县派员赴州依式勘造。唐中叶以前，人口、土地和赋税是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的，还没有户口册、土地册和税册的区分。所以，唐代户籍的形式，基本上是按户口、赋役、田土的顺序登载的。两宋到明清，基本保持了前代户籍制度的基本特征，只是逐步将土地的登记造册与户籍分开，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土地记录册。隋唐以后，各代的户口和土地的调查统计工作统由朝廷的户部管理，它关系到民政、治安、财源、徭役及兵役等事务，对巩固政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赋税制度
我国古代历代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律、法令、条例和规定。我国的赋税制度从虞夏时就已经产生了，税率为土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西周时规定“九赋”，既包括田赋、人头税，又包括商税、货税。到春秋时，既有税又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税是土地物产的征收；赋是军役、力役军用品的征发。战国时期基本是按土地的多少、好坏而征收差额赋税。从秦汉起，就既收田租，又征收户赋、口赋。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实行以户为征收单位的租调制，即只征收田租和户税。唐中叶以前，主要是以丁为征发单位的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新唐书·食货志》)。唐中叶以后，公元780年(建中元年)，下令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确定了土地、财产为纳税主体的地位，同时规定以钱为纳税计算单位。两税法颁行后的八百年间，一直是赋税制度的基础。到明代后期，赋税制度又发生重大变革，实行了一条鞭(编)法，也叫条编法。即本州、本县将应征的田赋与力役全部折合成银两，计算出总数，然后按田亩分摊，由田主交纳。它改变了历代赋予役平行征收的形式，使封建税制从赋役制走向租税制，从实物税走向货币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前期仍沿用一条鞭法，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政府下令：依照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各地所报人丁数字，作为丁银的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口固定，丁银也随之固定，使丁银并入田赋征收。实现了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地、户、丁分别征税的混乱现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除土地、户口、丁役作为征收赋税的主要内容外，商税、盐铁税、茶税、矿税、契税、酒税等，也成为封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徭役制度
我国古代统治者强迫人民进行无偿劳动的各种规定。徭役实际是赋税制度的一种超经济的剥削形式。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明确规定了服徭役的年龄和期限，但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至汉代才形成。汉初规定：成年男子在一生中要服两年兵役(为中央政府服兵役一年、戍边一年)，每年还要服劳役一个月。因为这些徭役都是轮流承担，所以叫“更”。不能“贱更”(服役)的，可出钱由政府雇人代替，叫做“更赋”。唐代初年则规定：每丁每年服力役二十天，如不服役，可以以绢代役。服役超过规定天数十五天的，可以免除纳绢，超过三十天，地租、纳绢可全免。唐代中叶以后，实行两税法，将徭役纳入两税之内，以税款形式征收。但到宋代时，又出现了职役和杂役，按资产将户分为九等(后来改为五等)，各户按等轮番差充职役和杂徭，又称差役。明代的徭役分为三种，即里甲、均徭、杂泛。凡成年男子(十六岁——六十岁)均须按田产的多少来应役。明代的徭役制度由于实行了一条鞭法而将力役折合成银两与田赋一起按田亩分摊。清朝的摊丁入地，实际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总之，历代徭役名目繁多，有军役、力役、运役、差役及其他杂役，统称为“众役”或“百役”。征发制度与户籍制度相结合，层层控制，十分严格，使广大劳动人民处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山中寡妇》)的悲惨境地。
盐制
我国古代关于盐的产销制度。我国古代的盐法，起源早，内容杂，变化多。早在周代，就已经有专门掌管盐政的官了。春秋时，齐国实行局部专卖政策，战国时期，各国都设征税官。秦统一后不再进行专卖，只收税。到汉武帝时，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专卖制度。招募百姓使用国家统一发的煎盐锅，自费制盐，由官家定价收买，官运官销，严禁私制私运，违者法办，各产盐区均有朝廷任命的盐官管理。东汉改行征税，三国时又恢复专卖。隋唐时期曾实行征税制与榷盐法。后来，刘晏又改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之法。
即同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于商人，听其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五代时期，在实行官商分销制的同时，并行计口授盐之法——蚕盐。
宋代在承袭专卖制度的基础上，推行盐引和专商制度，“引”是商人向政府交钱后领到的一种可以运销食盐的执照。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执照)，然后凭引支盐运销。这种以盐引出现的专卖制，到元代已基本系统化。明代承宋元之法又有所变动，公元1370年，明政府实行鼓励商人运送米粮到边塞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制度，即“开中法”。明末时，政府把食盐收购运销的权力都划归商人，并允许世袭，出现了专商袭断的局面，清代主要承袭明的商引专卖制。道光年间推行票法，规定每一张票，运盐十引至百引，只要照章纳税，任何人都可以领票运销。公元1866年以后，盐票法又被官督商销制度所代替。
山林管理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养护山林资源的规定。山林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历代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保护山林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主张以各种形式保护山林。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人提出了适时砍伐。最大限度保护森林自然更新的主张，使我国奴隶社会的山林管理进入了消极保存和利用阶段。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不仅继续推行适时砍伐的保护方针，而且采取在一定时期内封山禁樵，以养育林木的做法。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倡导利用屋宅空地、耕地空隙、道路两旁、基地与园苑进行人工造林。既满足了经济等各方面用材的需要，也绿化了环境。在林政管理上，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置了专门掌管山林、监督执行保护山林禁令的官吏。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对林业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中央林业资源的总管机构是“山虞”，掌管养护山林的各种禁令。“林衡”在山虞的领导下具体执行管理。地方林和民用林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调查统计林木资源，按时巡视森林，禁止滥伐，并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的经营种类征收“贡赋”。秦汉时，山林为少府掌管。魏晋时，管理山林的虞曹、虞部归尚书省领导。隋唐时分设六部，管理山林的虞部成为工部的下属机构。民间林业由基层地方官里正监督管理。并规定，管理失职者要受惩罚。明清时期，则是在工部之中设置虞衡清吏司，来掌管山泽采捕、陶冶器用等。
漕运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水上运输的各种规定。漕运是我国历代朝廷在各地征收租赋后，由水道转输集散，或供宫中消耗，或充军旅粮饷，或作廒仓屯储的一种运输途径。漕运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漕运起于秦汉时代，而利用漕运进行转输集散，则是从魏晋时开始的。到唐宋时，漕运的规模已相当壮观。唐玄宗天宝初年，通过漕运干线大运河转运的粮食，每年有四百多万石。到宋朝真宗、仁宗年间，漕运量已达八百万石。漕运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漕运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装载的粮米，叫漕粮、漕米；押运漕船的军队和役夫，分别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各朝都特设有专司漕运的官吏。在漕运的具体形式上，历代也屡有变迁。宋以前属于民运，由征发来的漕夫、漕丁承担。到了元朝，则以军运为主，明代有民运亦有军运，清朝则官收官兑，再由政府招募专司漕运的运丁。具体运输方式分转搬法，直达法和兑运法三种。漕船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往来，对两岸经济的发展，对南北经济的沟通和物质交流，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伴随着漕运的发展，漕运的工具——漕船的制造，河道的治理、疏浚，水利资源的利用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此，漕运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商业管理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商业活动的各种规定。我国古代的商业活动，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到商代，已经有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西周时，商业由奴隶主官府垄断，并设有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市场。商人和百工一样，多半隶属于奴隶主贵族，称作“工商食官”，主要为贵族的需要而经营和服务。
春秋时，“工商食官”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民间独立的商人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已经出现了经营生活用品、器具及生产用品的商业城市。秦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并修筑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汉时，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固定的市场，叫“市井”。市井与住宅区用围墙分开，市内设有各种店铺，同类商品集中在一处，称“列肆”。另有存放货物的仓库“店”，也叫“邸舍”。官府对市井管理很严，市门有专职门吏掌管，市内设官署，由市令或市长管理、监督交易，还有专管治安的官事，开市与闭市用击鼓通知，闭市后禁止营业，违者处罚。在市井营业的商人须向市井官署登记，交纳市租。隋代开凿大运河后，隋唐商业更加繁荣，管理也很严格。北宋时，各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了唐代住宅区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开始有了夜市。各地农村出现了定期集市。为满足交易的需要，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开始了设计和使用商标。明代时，商业资本已相当活跃，并慢慢渗入到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到了清代，商业城市已经发展到西北和西南各地。
奴婢制度
奴婢制度指我国古代关于奴婢的来源、使用、人身隶属关系、社会地位等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