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制度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成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封建社会的奴婢，一般分为官奴婢和私奴婢两种。官奴婢主要为皇室、朝廷、官府服务，主要任务是到皇苑饲养狗、马、禽、兽或在宫廷充当侍女、宦人以及在官署承担各种杂役。私奴婢主要是为封建贵族、官僚和富豪家庭服务的。具体任务各代略有差异。清代奴婢从事的劳役大致有四类：一类是从事家庭内部的劳动和服侍主人，即内外仆妾，唯主人之命是听，各从其事，以供役使。另一类是充任管家或侍从、帮主人催租、索债、掌管账目、料理钱财、管理奴婢或作随身侍从。还有一类是从事农业生产。最后一类是用于经商。奴婢的来源主要是通过籍没罪犯家属和买卖(自卖或掠卖)，以及奴婢的自然繁殖。在封建社会中，奴婢是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从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备的成文法《唐律》到清朝的《刑律》，都把奴婢列为“贱民”等级，被规定在最低的法律地位上。奴婢不但没有人身自由，而且可以被主人当作财产一样买卖。奴婢没有独立的经济，也不能解脱为民，不许掌握文化知识，也不许与平民通婚。甚至连居住、穿戴都有苛刻的限制，稍有不顺，轻则遭到辱骂、鞭笞，重则施以毒刑、囚禁乃至杀戮。
后妃制度
历代帝王宫中等级分明的一套后妃组织和内职机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在方方面面，对异性的大量占有就是其一。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同时也为了皇位的继承有充足的候选人，于是广纳后妃。历代王朝皇后一般都是只有一人，而妃嫔的名号则达千种之多，并且区分为若干等级，有的还兼任一定的职事。同时，在皇帝正式的皇后和嫔妃之外，还有大量侍妾作为后妃的补充。他们担任内宫的各种劳务，并随时要为君王提供兴趣所致的淫乐，这些人称为宫女或宫人。如生有子女，地位即可上升；如遇君王宠爱，甚至可作为正式的嫔妃，但不能升为皇后。因此，她们是整个帝王后妃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维护继承权，明确规定嫡庶的等级区别，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待遇。像皇后、皇太后可以像君主一样，取得尊号和谥号。在内宫中有一套模仿于朝廷的官署，为她们服务的官吏称为女官或内官，还有一批专为她们服务的宦官和士人，在名分上可以指挥嫔妃。若皇帝幼小、怯弱、昏庸，或皇嗣中断，太后可以监护人的名义监督、选立后嗣，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妃嫔则是等级不同，享有的待遇也不同。有子女的妃嫔，皇帝死后，可以随有封爵的子女一起生活，享受在宫中的等级待遇。没有子女的要固守宫中，或到皇帝陵寝去伴灵守位，死后可在皇帝陵周围安葬。
教育制度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为适应本阶级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制定的教育目的、方针、设施等的总和，也指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我国的学校教育从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当时奉行的是“学在官府”的制度。夏代称学校为“校”，商朝叫做“序”，周朝时则叫“庠”，主要招收贵族子弟，由负责宗教祭祀的官员来担任教师。春秋季节里，教学生学习礼乐，夏冬两季则教学生学习诗书。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培养人才的制度是官学制。官学制自秦统一中国后产生，并随朝代的更替而逐渐发展演变。学校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汉武帝时，在中央设立最高学府“太学”，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国子学”、“四门学”，把学习和人仕结合起来，重点学习儒家经典。汉平帝时，明确规定在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村)设庠序。校、学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学校系统。
隋唐两代是我国教育制度发展时期，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学校也就变成了科举制的附庸。随着考试科目的增加，相应的专业也丰富起来，象增加了算学、书学、律学、医学等。唐承隋制，在京师设立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管理学校教育。宋以后各代，教育制度虽不相同，但仍跳不出科举的藩篱。宋元教育制度最大的变化主要是书院制的兴起。宋初有四大书院：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南宋书院更盛，仿效官学的“三舍”制度，不少地方书院分成三级，学生按考试积分，依序升等。元代有书院百余所，连偏僻的琼州也设有东坡书院。书院的出现原是因为科举逐年发达，官学多为科举选士服务，使一部分学者失去了讲读研习经书的场所。书院作为私人办学的形式，可以自由讨论问题，不受科考制约。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国子监，学生称贡生、监生。明清省以下行政区域有府和州县两级，按制都有孔庙，孔庙后面就是学官(学校)。府学教官称教授，县学称教谕，州学称学正，副职均称训导，启蒙教育主要靠学塾，官学虽普及，但丧失了教育职能，明代书院仍保持前代特征，而清朝时，书院也改由官办，限制极严。
卫生制度
我国古代为保护生存环境，维护身体健康，预防疾病而制定的有关规范和条例。个人清洁卫生，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天天洗脸洗脚的习惯了。以至官府都每五日给假一天，让职吏们回家洗头沐浴，叫做“休沐”，并逐渐形成定制。今天我们使用的排毛牙刷，在元代就已经有了。到宋代时，开始有了供各阶层人共同洗浴的“混堂”，并有专门按摩、擦背的服务人员。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卫生的规定。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殷之法，刑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远在商代我国就有了管理都市街道卫生的法令。周秦时代，法律对在街道上倒灰、抛置污物的人，仍施以重刑。由于保持环境卫生的需要，扫帚这种简单的清扫工具，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的习惯。城市的污水处理也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先秦时代，城市和宫室中就有专用的地下排水管道。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厕所。城市里设有公共厕所，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到了明清时代，公共厕所的设施已经和现代的公共厕所相类似。至于我国民间保护环境卫生的措施更为独特。古代人民早就开始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壳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清洁环境。这种习俗一直在民间沿用，至今民间仍用此法来消灭居室中的虫鼠。植树美化环境，绿化庭院，更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医事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行医、售药的各种规定。我国早在周朝时，就有了比较健全的医事制度，并开始有了分科，像掌管饮食的“食医”，专治民间疾病的“疫疾”，主治肿疡、溃疡、金疡等病的“疡医”及兽医等。“医师”是当时医药界的长官，掌管医疗政令，每年年终进行考核。凡接受治疗的患者，都要建立医疗档案，死者要报告交待。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帮助齐桓公施政，曾在京都创建收容聋、哑、盲、跛等残疾人的机构，供食宿、提供医疗，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医院了。汉初设太医令丞，隶属于少府。后汉时，设掌管医事的太医令一人，下辖计员医、药丞三百多人。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凡官府各部均设置官医。隋代时，太医令改属门下省，门下省设尚药局，并创办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唐也设太医署，分医学与药学两大部分。医学部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及受佛教与道教影响而形成的咒禁科。药学部设药园三顷，学生主要学习中药的种类、栽培、采集、加工、贮存、配方、禁忌等知识。隋唐时期，医院已遍及全国各地，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隔离医院。宋代的医事制度比隋代有所发展，设有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太医局以培训医疗方面的人才为主，翰林医官院设大小方脉、眼、产、口腔、肿瘤等科。另设御药院，由尚药局掌管皇家药物。宋代的民间医药设施发展也很快，于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在京都开设了我国第一个由政府经营的“官药局”，称“卖药所”，并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州县。官药局的组织结构已相当严密，有专门人员监督成药的创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和检验；还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的炮炙配制的研究工作。
同时对药局内人员的职责及赏罚，也做了明确规定。元代疆域广阔，在中外医药交流的影响下，创办了一些阿拉伯式医院。明初设有提举司，后改为太医院。在地方设有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有疾病，均予医药。明清时，制药业已相当发达。从明代起，还在全国许多地方设立了药物集市。
宫殿建筑制度
我国古代建筑宫殿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考工记》
中，记载了当时宫殿建筑的规划，认为宫殿的基本制度应该区分“三朝”
(即举行重大仪式和政治活动的外朝，处理日常政务的治朝和起居生活的燕朝)，要“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就是说，整个宫殿的布局应该是前朝后寝，左祖(宗庙)右社(社稷)。这一制度不断被历代帝王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规范了历代宫殿的结构和布局，并不断得以完善。例如明、清的故宫可以说是宫殿建筑的典型，它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布列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等五门三殿。午门以外称“外朝”，太和门内与太和殿之廷为“内朝”，是皇帝举行重大典仪的地方。乾清门内和乾清官之廷为“燕朝”，即《考工记》中的“寝”。太和殿与乾清门之间依次建有中和殿(皇帝举行大朝前做准备的地方)、保和殿(皇帝举行酒宴和亲自举行朝考的场所)。乾清宫和它后面的交泰殿，坤宁宫是皇帝和皇后起居的场所，两侧便是东西六宫，为嫔妃们的住所。其后还有乾东五所和乾西五所，是皇太子们居住的地方。宫殿的色彩历经演变，宋、金以来，逐步用白石台基、红色墙柱门窗，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檐下则用金、青绿等色彩画，从元明起渐成定制，使宫殿建筑达到了社会内容、工程技术与艺术效果的高度统一。
印章制度
我国古代对各级官吏使用印章的规定。根据古代遗存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印章产生于春秋之际。到战国时已经普遍使用，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称“玺”，百官的为“印”。汉朝时，“印”又叫“章”或“印章”。唐以后官印又有了“记”、“朱记”、“图章”、“关防”、“花押”、“条戳”
等名称。印章的产生最初是出于实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只是作为持信之物和政治权力的象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章在人们交流货物时成了凭信的实物。同时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任免官吏、发布命令、往来公文，也都以玺印作为凭证，于是玺印又成了权力的象征。我国古代印章的形制，有明确官僚等级，标志他们权力大小的作用。唐代以前主要是以印章的材质以及系在印纽上的丝带的质地和色彩来区分官员的等级。一般高级官员用金作印，中级官员的印则是银质的，低级官员就只有用铜质的印章了。另外，官员的级别不同，系在印纽上的丝带也有严格的区别。比如隋唐时期，一、二品官员的印章上配系绿绶；三品以上配系紫绶；四品配系青绶；五品配系墨绶；六品以下官吏有印章而无线。唐代以后，除了印章的材质及系印丝带有区别之外，在印章的形制重量、尺寸上也有区别，比如，金代规定：
一品官的印章，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五品官的印章，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九品官的印章，方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明代规定：正一品官用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正五品、从五品官员，都用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正九品、从九品官员，都用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
文书制度
我国古代朝廷或官署关于文书发布、执行、管理等的规定。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运用公文来发布和传达命令。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文书制度也逐渐形成，并日臻完善。文书种类主要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上行文书是臣下上奏皇帝的本章和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的申详等。臣下上奏皇帝的文书的种类、用途、规格、体裁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但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笺、状，是臣下对皇帝歌功颂德的贺章或陈述履历；一类是题、奏、揭、贴等关于政务的请示报告，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平行文书是平行的国家机关之间往来的文书，主要类别有刺、关、移、咨、牒、照会等，用来作为移交、咨询、通告、质凭等事务的行文往来君主和上级机关向臣下或下级机关下发的公文。君主下达的令旨主要有制、策、诏、敕、册、诰、旨、令、谕等，分别用于有关国家大计方针等各项事务。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书主要有符、帖、票、牌、檄、照等，分别用来传达布署各方面的政务。文书有专门的官署和人员负责收发、承送、保管、登记、催办等事务，并有拟制誊写、判署画押、用印登记、运转催办、监督复核、立卷保管等一整套工作制度，为保证文书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法典中对违反文书工作程序，错漏遗误，泄露机密等均有一定的惩罚。
娼妓制度
指我国古代关于允许并保护某些以出卖女性色相为业的机构或个人的各种规定。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统治阶级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娱乐的现象。汉代时，军中开始配备女乐，设置营妓，同时，富豪之家也普遍蓄养女乐，卖艺亦卖色。纯营业性的娼妓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官妓制度的形成却是在唐代。唐代是娼妓的发展时期，为娼者在官府注籍登记，由官府供应脂粉，在官府设立的机构中“营业”，妓女的来源不同，有的从私妓选拔入籍，有的由鸨母用钱买幼女调教而成，有的则以罪人的女眷罚为娼妓。妓女一入官籍，往往失去人身自由，连出游也受限制。宋代的娼妓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即私妓开始盛行。宋代对官吏宿妓有一定的禁令。明代中期取缔了官妓，从此娼妓完全归私人经营。同时明朝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菽园杂记》)。到了清代，娼门中不仅出卖色相，而且还有赌博、鸦片烟等流人其中。清代中期以前，对开设妓院及宿娼者还有一定的禁令，但清中期以后，已形同虚设。到光绪年间，官府设巡警厅，公开抽缴妓捐(税)，交税的便是官妓，不交税的为私妓。这样，便在法律上公开默认了妓女，也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并且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