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织品光洁柔软，绚丽多彩。在古代社会，丝织品不仅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还成为他们死后的殉葬品。历代治者对种桑养蚕很重视。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骨甲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的内容。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方针中，也有“省赋敛，劝农桑”一条。诸葛亮任蜀国丞相时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望于锦”。由于种桑织丝对人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对于国家来说，丝织业也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汉武帝时期用赋税的方式从民间征收的绢帛达500万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在此数额上有增无减。宋高宗每年仅在两浙地区征收和收购的丝绸，就达117万多匹。在中国历代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丝绸生产具有重要作用。由南到北，自东到西，“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机杼之声彼此相闻”。
丝绸是华夏民族对兄弟民族和援外输出的重要物资。早在商代，丝织物已成批地向外推销，《管子·轻重》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中马，以为民利，而天下死之”。《尚书·酒诰》
也指出：“肇牵车牛，远服贾”。在汉代，丝织物由官方经营，大批西运。初期，汉王朝摄于匈奴的强大，奉行“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单于赠送大批丝绸等物品，以求边境之安定。
后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认识到和中亚、西亚各国打交道，不仅在军事上极有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会对汉朝产生很多效益，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器重中国的财物，尤其是丝绸。于是他及其后来者致力于开辟东西交通，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活动，打开通向西域的道路。通向西域的道路在进入新疆后，分成三条线路，可以说是主要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路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芒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来称呼历史上横贯东西的这些路线。这个名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些路线上所进行的活动的主要内容。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频繁来往于这条路线上，首先是中国与外国的使节、军队、官吏，其次是商队，再次就是传播或求法的各种宗教人士。这些路线在大规模航海之前，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各族之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丝绸之路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看，都远远超过了其本意，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丝绸传播，而且也是标志着东西文明相互交往的词语。
进入宋朝以后，各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与西边各族进行贸易外，还开有茶市、马市与各兄弟民族贸易，其中丝绸在双方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样，不仅丰富了兄弟民族的生活，而且通过贸易往来，加强各族的联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前，我国外销的丝绸主要是经陆路外运的。宋元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日新月异，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中国通过海道出口的商品仍以丝绸物为大宗。很多人将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之间的海上航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郑和下西洋时，每到一国，就把所带“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请国王”。各国商民皆携带物品，“来易丝磁器等物”。丝织品的贸易沟通了亚欧大陆的交通，保持着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光荣传统。丝绸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代表着光辉灿烂的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因为丝织品可谓一种综合工艺品，它涉及到印染技术、工艺美术等多种技能，可反映丝织者各方面的能力。《晋书·列文传·窦滔妻苏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前秦苻坚当政时，秦州刺史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蕙思之，“织锦为匡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后来，武则天见到这一“五采相宜，莹心辉目，纵广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人百余言，纵横反覆，皆为文章”的织锦匡文图样，曾着文赞美，叹其“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宋元间，僧起宋又刻意求深，从840字中读出诗3752首，明康万民继而又增读其诗到4206首，更可以说明织锦匡文的文思与技艺之神妙。
丝织业的发展促进和刺激了商业市集的繁荣。许多地方本来是荒凉小镇，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使居民日增，自成市井。如南京“中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凑，成园灌输……南北商贾争赴。”自明中叶以后，由于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南苏、杭、嘉湖等地成了丝织业中心，涌现出许多新兴的纺织业大市镇。杭州被称为“可以工巧，衣被天下”。盛产绢，“县民织者甚众，今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嘉兴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绸为生。”“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丝织业蓬勃发展，各地相继推出负有盛名的异产名，如四川的蜀锦、江宁的宁绸、吴江的吴绫、湖州的湖绸、山西的潞绸、安徽的万寿绸、贵州的遵义绸等枚不胜举。它们或以本地丝为原料，或从别处贸来，这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城镇经济的繁荣。
丝绸是我国劳动人民一项光辉的发明创造。数千年来，丝绸为丰富人类的物质文化、美化人们的生活、加强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国的友好往来，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丝绸，就像一束永远艳丽的鲜花，在人类物质文化的宝库中吐露着芬芳，放射着异彩。
酒的故乡——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对世界酿酒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特殊的贡献。
最原始的酒大概是用含糖的野生水果酿造的。当野生水果成熟坠落后，自然界的微生物——酵母菌会自动分解野果子中的糖，使果子带有酒的气和味。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原始人，尝到这种果子后，认为特别有滋味，于是让采摘的野果自然发酵后再享用。这就是最原始的酿酒，而发酵的野果，可以说是最原始的酒。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了，生产工具进步了，猎获到的野兽也比过去多了。他们把一时吃不完的幼兽饲养起来，发展成为原始的畜牧业。这不仅为先民们的食物来源提供了保证，而且他们还发现一些兽乳味甘美，放置时间若长久些也会散发出酒的芳香。
于是，先民们摸索着酿造，乳酒便问世了。《周礼》中有“醴酪”之词，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乳酒，可见乳酒也是一种极古老的酒。
原始农业出现后，人们储存的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发芽，或吃剩的食物因搁置久而发霉。
谷粒发芽后，它所含的淀粉会自然转变成糖，很容易发酵。发霉则是自然界中的微生物霉菌引起的。霉菌的种类很多，有的能使淀粉糖化，有的既有糖化能力，又有发酵力。这种发芽、发霉的谷粒，就是上古所说的“曲蘖”，后来人们叫“酒曲”。把它浸泡在水里，就会发酵成酒，即天然的谷物酒。当人们有意识地让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酿酒技术便出现了。
我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新石器晚期。民间传说酿酒的鼻祖为杜康，按《说文解字》介绍，就是夏代第五世君主少康。他开创用高粱作为酿酒原料的先河。少康在登基之前，曾做过有虞氏的膳馐之官，善于酿酒是可能的。到商、周时期农业生产便逐渐发展起来，谷物酿酒很普遍。
在商代，王室及贵族都有专门的酿酒作坊，有专门的一批制酒工从事这一行业。这一方面为满足商代巨量酒的消耗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为商代酿酒技术的提高提供了可能。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代的酒有4种：用稻米酿造的醴；用黍酿造而用郁草浸泡的香酒；用黍酿造而不用郁草浸泡的粮食酒；用水果酿制的果子酒。
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齐(即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沉齐”。有人认为“五齐”是酿酒过程中的5个阶段，有人把“五齐”解释为5种原料不同的酒。总之，“五齐”的提出是世界酿酒发展史上的奇迹，这充分说明了酿酒技术有了提高。酿酒官的设置，则表明酿酒已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周代还总结了一套酿酒经验。《礼记·月令·仲冬篇》中，提出6个酿酒要素，大意是：用的谷物必须备齐，曲蘖生产必须及时，浸谷蒸饭必须清洁，用水必须清澈无味，陶器必须精良，温度控制必须得当。这六要素基本包括了酿酒应注意的事项，堪称世界上最早、最完美的酿酒工艺要点。这充分说明，早在3000年前，人们对曲蘖酿酒的观察已经很周到，对曲中微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已经有一定认识，酿酒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了。
当时酒曲的种类很多。其中一种叫黄曲霉的霉菌占优势。黄曲霉有较强的糖化力，用它酿酒，用曲量要比过去有所减少，由于黄曲霉的孢子颜色美丽，周王室制定的一种黄色礼服就叫“曲衣”。
用谷物酿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酒。在汉代以前，我国酿酒已经只用曲了。记载殷商历史的书籍中就有“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字句，说明当时酿造酒已经用了长微生物的谷物(曲)和发芽的谷物(蘖)。曲能把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连续而交叉地进行，今天称之为复式发酵法，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酿酒工业中的一大发明。我国生产的风味别致、驰誉世界的黄酒“善酿”和白酒“茅台”都是复式发酵法不断发展中产生的名酒。19世纪末，欧洲人在研究了我国的酒曲后，才知道这种独特的方法，把它称作“淀粉发酵法”。
两汉时期，酒曲的种类更多了，特别是出现了做成块状的“饼曲”。古老的酒曲是发芽、发霉的谷粒，形状松散，人们叫它“散曲”。从散曲到饼曲，不只是形状的变化，因为块状的曲表面和内部接触空气面不一样，表面有利于曲霉的生长，内部则有利于根霉和酵母菌的繁殖。这样的曲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无疑比散曲要强，酿造时用量也比较小。
东汉末，曹操曾经向皇帝上疏提出一种“九酒法”，也就是连续投料的方法。这样可以防止由于糖度过高抑制发酵，酿成的酒自然更加醇厚了。直到今天，我国江浙一带的加饭酒，依然采用这种方法制造。另外，今天发酵工业中连续投料或在发酵过程中多次追加原料(即流加)的方法，所依据的原理也和此种方法相同。由此可见，在东汉时期，我国的酿酒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晋代出现了在酒曲中加入中草药的制曲法。由于许多草药都含有有助于微生物生长的维生素，这样制出的酒曲中的微生物就长得更好，酿出的酒也别具风味。今天，我国不少名酒如沉缸酒、董酒等，所用的曲中就加有中草药植物。
北魏贾思勰着的《齐民要术》一书，是世界上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一部杰出的农业科学专着。
这部书的第七卷，记录了9种酒曲的制作法，39种酒的酿造法和两种药酒的配制法。其记述之翔实，不仅在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也是没有先例的。
唐代以前，人们喝的酒，或者是连酒汁带酒糟一起吃的，叫醪酒；或者是压榨发酵好的原料(在酿酒上叫“酒醅”)或漉去酒糟只取酒汁；今天叫压榨酒、酿造酒或黄酒。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品种，它不用压榨，而用蒸馏酒醅的方法取得酒液，今天叫蒸馏酒、烧酒或白酒。唐代诗歌作品中，有“白酒”、“烧酒”等语。1975年在河北青龙县发掘出一套金代的铜制蒸酒器皿。由此可推知，我国最迟在宋代已会酿造蒸馏酒，而西方在14世纪才能制作蒸馏酒。
宋代出现了一本较全面的谈制曲、酿酒的专着，叫《北山酒经》。作者朱翼中，既懂医学，又开过酒坊，论述制曲酿酒的方法很详细。在制曲的原料上，比《齐民要术》记述得更多，当然酿出的酒风格也更多。书中还提到将优良的老曲粉碎涂抹到刚制出的谷物胚块(曲胚)外面的制曲法，就是利用旧曲进行接种，称为“传醅”。这样，曲的质量就更容易保证了，此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宋代诗人曾经写过“夜倾闽酒赤如丹”的诗句。酿造这种酒的曲为红曲。它既有很强的糖化力，又有酒精发酵力，还可以作为食用色素和用于治疗疾病。它的制作工艺难度较高，稍有不慎，红曲霉菌就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他菌压倒。在依靠自然培菌的当时，人们若无长期的耐心观察，不经反复实验，不掌握特殊技艺，是不可能培养出红曲霉菌占优势的红曲的。
无怪乎明代李时珍赞叹说“此乃窥造化之巧若也”。世界一些发酵学者也叹为神奇。用红曲作食用色素，开世界采用微生物发酵法制造食用色素之先例，这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的又一贡献。
含酒精量低的酒，如不杀灭酒液中的微生物，贮存日久容易变质，宋代人们已经知道采用加热酒液的方法灭菌，比欧洲要早数百年。
除了各种各样的饮用酒，我国人民还酿造出品种繁多的药酒和露酒。它们皆源于殷商时代。我国的药酒，向以保健强身、医疗功效明显驰誉世界，例如北京虎骨酒、上海十全大补酒、烟台三鞭至宝酒、广州三蛇酒等，都很有名。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用药酒治病的记载。《本草纲目》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在《酒·附诸酒方》中就列举了几十种药酒。
至于露酒，是用植物的花、茎、叶等配入酒中制成的酒。《楚辞》中有用椒花和桂花酿制的“椒浆”、“桂浆”等语。古籍中还有菊花酒、茉莉花酒、蔷薇露酒等等，品种之多，无法枚举。
在酒的家族中，还有一种葡萄酒，它是果味酒的一种，但世界各国习惯于把它单划一类。我国用葡萄酿酒的历史很悠久。汉代，西北一些地区就以酿葡萄酒驰名。汉武帝时，张骞自西域返长安，带回了优良的葡萄品种，还招来酿酒艺人在长安酿酒。法国是以葡萄酒闻名的国家，但它的酿造历史则从公元7世纪以后才开始。我国酿造葡萄酒在唐代已进入高峰。不仅平民百姓善酿者居多，而且唐太宗和魏征就是酿造的能手。柳宗元曾赞魏征酿的葡萄酒“其味世所未有”。
几千年来，勤劳、聪颖的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制曲技术得到不断发展，新曲品种续有发现，酿酒技术也以原料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而有种种方法。到明代《本草纲目》中已记载有70种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了。中国酒的品种极多，不胜枚举，反映了我国酿酒技术的高超。
酒曲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我们祖先在酿酒工业中的重要发明，而且对后世酒精、发酵食品及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生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东方，我国的制曲、酿酒技术传到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至今还被各国广泛使用。据说，日本在古老的年代里，因尚未发明曲，是把谷物含放在口里嚼烂与唾液混合，利用唾液里的酵素发酵制酒。到了7世纪，曲从中国大陆传去后，才不再使用嚼的方法造酒。在西方，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人卡尔迈特从我国的酒曲中分离出糖化力强并能起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并用在酒精生产上，才突破了酿酒的糖化剂非用麦芽不可的状况。
中国古代在祭祀时，用酒祭最为普遍，其数量也很大。如武丁时一次祭祀用酒达上百装酒祭祀，可见其场面的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