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萨特开始了为期18个月的军人生活。经过短期的基本军事训练，他被指派去当军事气象员。在军营里，萨特的专门工作是测试风速，他很不乐意做这种工作。1930年1月，萨特转到巴黎西南150英里的都尔军营。
都尔的军事气象站站长是一位平民。他让军方职员们制订了一张值班表，这样，每人每个月可以超出法定休假日额外轮休一星期。西蒙娜每个星期天都远道而来，看望自己的爱人。她臂弯里夹了一大叠想方设法从书店里借来的书。萨特看完书后，每隔三个星期一次寄还巴黎。
8月里，西蒙娜找了一个住处，在离气象站约十分钟路程的一家小旅馆。在那儿，她住了一个月。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上午，她坐在河岸上读书，吃一包饼干和一块巧克力当午餐，然后爬上小山，在气象站近旁与萨特见面。他们不敢在大白天去旅馆楼上进西蒙娜的房间，也不敢在野外过性生活。
那年夏天，萨特81岁的外祖母露易丝去世，留给他一笔小小的遗产。萨特的钱包暂时丰满了。他有条件每隔几天带上心爱的“河狸”，到几家体面的饭店去享受一番。
萨特在服兵役期间，继续创作剧本和小说。同时，西蒙娜也在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写到第二章，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她感到自己好像是在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一般———她开始写作，完全是因为萨特坚持要她也成为一个作家的缘故。而她常常为自己创作上一无成就而焦虑，想起这一点会使他失望，她就会无端地对自己发怒。当然，有时她也很怀疑，如果不去勉强地适从某一个人，是否就必定会失去那个人。
在某一段时间里，她忽然发觉了自己的性欲。这一下子使她内心张皇失措起来。往往在离开萨特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以后，她就会感到自己从肉体上需要萨特。一旦他的身体不在旁边，就会引起她的痛苦。每当她发觉自己的渴求不能满足，她的精神上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烦躁。幸而西蒙娜对即将分离两年的可怕情景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31年2月，萨特恢复了平民生活。他去日本讲学的位置已经换给了别人。西蒙娜很高兴，萨特却很失望。不过，就在那一星期内，他分配到了另一个教职———去拉佛尔市的公立男子中学教书，那地方是塞纳河河口的工业港口城市。由于它离首都很近，萨特欣然接受了。
萨特和西蒙娜绝对不会想到要生孩子，尤其是西蒙娜。她认为，只要他们俩就够了。西蒙娜还考虑到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缺乏感情联系，这更使她感觉到，如果有了孩子，两代人之间只会产生差异、隔阂和敌对情绪。她并不以为这是逃避做母亲的责任，而是因为生儿育女不是她的生活中的天然命运。
他们的爱情越来越深，而且越来越感到相互之间感情上的需要。于是，他们又决定修改那份短命的“契约”：同意短时间分离，但是不允许长时间独居，后者算是违约行为。西蒙娜写道：“我们没有立下什么永远忠实于对方等等的誓言，但是一致同意在年龄到达三十岁以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尽可能推迟分离的日子。”在她写的小说《她来到这里》中，男主角对女主角说：“至于我们，谈不上什么忠实与不忠实的问题，你和我只是同一个人。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俩人之中，离开了对方就谁也解释不清楚了。”
萨特陪同西蒙娜到西班牙各地旅游，花光了外祖母遗留给他的那笔钱。9月，他们回到巴黎，随即分道去拉佛尔和马赛。萨特并非不喜欢教书，许多学生后来都回忆起，他教的课很受欢迎。但是，他不喜欢死板的教学规程。在拉佛尔，他靠教初级中学挣薪水过日子。拉佛尔是一座灰色的工业城市，气候潮湿多雨。
西蒙娜在马赛，朋友们都在巴黎，萨特为此感到很孤独。她似乎也患了同样的孤独病。在每天的寂寞生活中，她的一只眼睛总盯着信箱和日历。
假期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一俟学期结束，萨特和西蒙娜就迫不及待地跳上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在中途的火车站相互等候会合，住进旅馆。他们谢绝了朋友们的邀请，不愿到巴黎去与他们一起住。由于生活清贫，在去巴黎旅游的日子里，他们有时会因手头拮据引起长时间的争论。有一次，他们忽然发觉身无分文，而且没处去借钱。西蒙娜建议试试看能不能向德布洛旅馆的经理借一点，因为他们每星期都有一天住在这家旅馆，结果他们争论了一个小时。萨特反复踌躇的是，这个令人讨厌的经理会看不起他们。西蒙娜最后问他，“既然你那么讨厌他，又何必在乎他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呢？”萨特回答说，他对那个吝啬势利小人有看法，因此不愿向他借钱。
1933年的复活节，他们到伦敦去旅游。他们常常整天在街上闲逛，有时在画展上泡上几小时，观赏凡·高用黄颜色画的椅子和向日葵，或者去寻访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遗迹。萨特还有一种嗜好是看电影。有一天，他看到电影广告，想看名演员凯依·弗朗西丝和威廉·鲍威尔主演的《单行道》。结果在倾盆大雨中拖着西蒙娜满街乱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市区寻找一家放映这部影片的小电影院。他们一踏进大英博物馆，西蒙娜就无法把他拖走。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萨特很乐意听从西蒙娜的主意，来安排旅游观光计划。碰到下雨天，他们简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躲，人地生疏，找不到咖啡馆，他们便站在街头左右为难。伦敦市内破旧的出租汽车，乱涂抹的广告、茶室、丑陋难看的橱窗服装陈列，又常常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还顺路去参观了坎特伯雷，惊叹它的美丽风光；去牛津大学，蔑视那帮英国研究生的势利态度。
到伦敦后的第十二天，他们俩又辩论了一次。萨特试图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派哲学观点来阐述他对英国首都的印象。但是，西蒙娜发现他在归纳分析时，忽略了伦敦整幅图画上的无数具体方面。她当即指出，萨特在揭示拉佛尔市的本质现象时，分析得很中肯，但是他对伦敦的看法却完全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