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申请“1933—1934学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研究奖学金”，获得批准，这使他喜形于色。这样一来，他可以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摆脱烦琐枯燥的教职。去德国深造哲学。当时，德国正值希特勒上台，纳粹党徒一手操纵，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丑闻，阴谋消灭德国最大的政党———共产党。这一阴谋活动引起了各国进步人士的谴责。萨特和西蒙娜都是左翼分子，但是，他们不愿意卷入实际政治活动。他们认为，政治活动与他们的奋斗目标毫无关系。萨特自称是“与任何政治团体无关的个人”。他是“孤独的人”，他同社会对抗。他不欠社会什么。社会也不能从任何方面控制他。他曾说：“我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从来不参加任何选举，我的工作是写作，而写作根本就不是一种社会活动。我认为资产阶级是个混蛋阶级，我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是这么说的。《厌恶》不是我对资产阶级精神思想的片面攻击，因为它确实应该受到谴责。直到1939年资产阶级的大墙倾颓之前，我一直保持着‘孤独的人’的观念，而这部小说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上产生的结果。”
夏天，萨特偕同西蒙娜初访意大利。以后，他们一次又一次重游该地。这一年，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也上台执政。墨索里尼政府举办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展览会”。为了吸引外国旅游者，火车票一律打七折。萨特和西蒙娜乘此大好机会，去欧洲艺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意大利旅游。
首都罗马的大街上，褐衫党徒横冲直撞，墙上盖满了法西斯的标语。一到夜晚，街上渺无人迹。萨特和西蒙娜打算在罗马玩个通宵达旦。半夜里，有两个褐衫党徒在街上拦住他们，命令他们“回到床上去”，他们毫不在意。凌晨三点钟，几束手电筒的强光粗暴地照在他们脸上，他们不得不愤愤地转回旅馆去。
9月里，萨特回到柏林。这时，法兰西学院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地方像是一座孤岛。惟有它提供了一个自由和谐的学术环境，这是萨特从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从未体验过的。在那里，萨特很快又有了风流韵事。
对方是另一位访问学者的妻子———西蒙娜叫她“玛丽·吉拉德”，并说她是一位挺吸引男人的姑娘。她爱做白日梦，从不轻易露出笑容。她曾经多年居住在巴黎的拉丁区。萨特和玛丽频繁约会。双方同意将来不发展相互关系，因为目前的现状已使他们满意了。
圣诞节，萨特回巴黎 10天度假期间，西蒙娜知道了有关“玛丽”的事情。而萨特则第一次感到需要有另外一个女人：他需要极度的自由。但是，他和女人的暧昧关系刺伤了西蒙娜的心，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她拼命地想离开女子中学，医生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休单。2月中旬，她不顾一切地跑到柏林去：在柏林下火车时，天气奇冷，萨特陪她长时间散步，并与她倾心交谈。她终于明白了，这一类的风流韵事不会摧毁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她需要他在身边，否则就会感到精神空虚。
两个星期以来，萨特和她形影相随。他带她去柏林各处观光。当西蒙娜与玛丽相见时，感情冲突不但没有演化成情敌之间的冲突，她反而平静了下来。
后来，她在自传里不无夸张地写道，当时，她一点儿也没吃醋。“自从萨特对这个女人感兴趣之后，这是我和她第一次照面，谈不上有什么嫉妒之心使我感到难受或异样，或使我自惭形秽。他这种风流行为既不使我惊愕，也破坏不了我和他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关系。记得萨特从一开始起就告诫我说，他总要从事这种冒险。我先前同意了这条原则，所以现在也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些事情对于萨特是无关紧要的。认识世界并表现这个世界，这才是萨特一生中压倒一切的目标，我深知他在这方面是何等地坚定不移。”但是，西蒙娜的传记作者和朋友弗朗西斯·杨逊在50年代时说过，她对萨特有外遇一事，内心并不那么平静：“这个女人是有嫉妒心的。她对萨特与迦米叶、玛丽·吉拉德、奥尔迦、一位名叫‘M’的女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了如指掌。”
在这年的圣诞节前后，萨特和西蒙娜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这是她的“新发现”。每天，他们都在一个供初学者练习用的山坡上露面。他们喜爱太阳在雪坡上方映照出的彩虹，练习滑雪之后，他们愉快地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层，回到膳宿公寓。晚上睡觉前，他们在一起喝热茶，阅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