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灭的美梦
翻开我家的读书史，祖父辈以前有无读书人，我没有听长辈人说过。祖父那一辈只有三爷，是北洋大学毕业生，听说学的是机械制造。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二叔读过大学，是北师大英语系毕业生。其余的人不分男女，大都是中小学文化，年轻点的没有文盲。这在北方的小县城里，我家应该算是书香门第吧。
可能是受这样环境的熏陶，我一直把读书看得很神圣，所以当稍微长大离开故乡，老宅的模样，院花的芬芳，都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忘，家这个巢穴纯粹成了符号。然而，老家黑漆大门上的红对联儿，却像一句治家格言伴着我多年，成了我为人立身的行为指导。其实这副对联的内容，说起来非常地平淡，在南北城乡都可见到，这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依我离开故乡的年龄看，对于这两条对联的内容，在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反正觉得是提倡读书，认为人生在世只要多读些书，将来就会不愁有饭吃，读书也就成了我的追求。到了懂些人间事理以后，读书—特别是上大学，在潜意识里又成了我的责任，因为，我父亲这一辈有叔伯弟兄三人，我是他们所生子女的老大，又赶上让读书的20世纪50年代，心中就暗下“诗书继世”的愿望，以便续上家中两代的学脉。尽管这时我家家境已不如先，父辈人按各自的血缘分家另过，父亲有意让我早点儿找事做，好在经济上对家中有个帮助，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把书读完。为了减轻家中一点儿经济负担，发奋报考当时的官立中学—天津市立第一中学，这样我也就有可能继续读书，以便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
谁知天不遂人愿。当战火在邻邦朝鲜点燃，就要烧到鸭绿江畔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人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地离开书桌投笔从戎，发誓保卫自己深爱着的祖国。我就是在这次参军参干的热潮中，背着父母悄悄地穿上军装，开始过起陌生的军营生活。当盲目的想望和浮躁的情绪，渐渐地从我的心中消失以后，理智地想想自己的一切，一种惭愧感开始油然而生。想当兵未拿枪，想打仗未过江，只是穿起军装，当部队机关干部，这算是什么事呢？那个暂时惊跑了的大学梦，此刻又回归到我的心中，希望有朝一日继续上学读书，实现自己早年的理想和抱负。
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机关，就在北京的西苑一带，距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校址不过百米之遥，无形之中成了对我的诱惑。那里有我中学时的同学，还有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他们都是这所名校的学子。开始是去那里找他们玩耍，后来就在那里旁听些课程，这样也就进一步激起，我到大学读书的心愿。脱军装上大学—这样一个想法，如同挥之不去的浓雾，无时不笼罩在我的心头。这时候要上大学的想法，再不光是延续家中的学脉，更主要地还是考虑自己，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能够有一份可心的工作。至于非要投考北大中文系，除了因为实在爱好文学，还有着虚荣心的驱使。心想，这大学要么就不上，要上就读北大中文，绝不能随便凑合。这样也好跟朋友们平起平坐。
既然有了这样的打算，就总得想办法变成现实，所以冒着挨批评的准备，我一次次地向领导提出来上学，直到脱去军装的1955年，终于有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我此时的欢喜与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多次给报刊投稿，好不容易发表了一篇文章，心里立刻美不滋滋的，这时有谁奚落两句都不会还嘴。
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正当我准备次日走进考场时，不曾想一场人为的灾祸突然降临我的头上，这就是那场“反胡风运动”。假如我跟胡风先生沾边儿，或者是个胡风的崇拜者，那倒也罢了，受审查挨批判都会认，当时的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除了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再就是有两位写诗的朋友，他们跟阿垅、吕荧两位先生，有着正常的师生情谊，这两位朋友在各自单位受审查，我为他们说了句公道话，这就把我也捎带着整了。而且是早也不整晚也不整，偏偏是在即将走进考场时，给我下了个解不开的绊儿。别提心里有多么委屈多么别扭啦。
又是外调又是审查又是批判，足足地整了我两三个月。这期间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并非是这样那样莫须有的诬陷，而是眼看着来到的读书机会，就这样无端地被人为地毁掉了，对于一个有着读书追求的人，这该是多么大的伤害和打击。自从我决心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有一两年的业余时间，我全都用在准备考试上了，连平日最喜欢看的电影，都舍不得抽点时间去看。只因为轻率地被怀疑上，我的愿望，我的辛苦，顷刻之间就成了美丽的泡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可是那时我毕竟还年轻，本想来年再接着报考，总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岂知这老天爷并不善良，这场“反胡风运动”刚刚结束，由于心情过于忧虑郁闷，肺结核病又来找我的麻烦，我不得不停职休养治疗。岂知还没有等我的病痊愈，接着就是那阵“反右”阴风，把知识界吹得天昏地暗，我再一次成了政治猎物，被正正经经明明白白定“右”，从此沦为贱民发配到边疆。成了贱民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上学读书的机会，早年的读书美梦和追求，就如同我年轻的生命，在长达22年的劳役中，一点点地就这样被蚕食了。从这以后只要有谁谈到读书，知道哪位同代人大学毕业，我的心立刻就会疼痛，为自己无缘进大学读书，感到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被划成“右派”以后，还有两个弟弟读中学，满以为他们会继续读大学，替我圆梦和接续学脉。不曾想赶上的年代更糟，在大造文化反的“文革”中，这兄弟两个人一起被赶到乡下，等有机会从农村回来，都已经老大不小丢了学业，就更没有上学读书的可能。我们家延续的读书香火，到了我这一辈人由我开始，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熄灭了，直到我儿子读书才重又点燃。这是我们家的遭遇，也是民族的灾难，倘若没有改革开放，将会有更多青年人，失去读大学的机会，国家民族的富强，同样不是难以实现吗？
上边说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听起来已无啥意思，甚至于会招人讨厌。觉得是老一套的陈年旧账，再算也难以算得清楚。更何况赶上那个年代，无论是谁也难以逃脱，再倒腾也无法挽回。但是且不说对于我个人是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于无关的人来说，当真就没有一点触动吗，起码总还会让人—特别是青年人，知道过去那些荒唐年代，是怎样地利用政治运动害人，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向往的挫折
记得是1982年秋天，由老作家韦君宜先生带队，我们北京的几位作家，对天津农垦系统进行访问。君宜大姐早年在天津读书，天津也有不少她的朋友，她知道我是天津人，就提出让我陪同她，看望老作家孙犁、方纪，并访问她中学时的母校南开中学。南开中学领导听说老校友返校，亲自出来陪君宜大姐参观，领她在学校里重温旧梦。君宜大姐看过当年就读的教室，翻阅过她读书时的花名册，当找到她早年用的名字，那种欣慰和快乐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从她脸上流露出来，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少年时。
参观结束休息的时候，学校领导跟我们聊天儿，我跟一位领导说：“有件事您还记得吗？因一个考生的眼睛近视，你们学校没有录取，他的家长在内蒙古，给你们写过信，还向国家教委反映过。”由于相隔时间不远，这位领导马上说：“记得。”我又说：“那个考生是我的儿子，我就是写信的人。”这位领导便不好意思地问：“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挺好，正在南大国际经济系读书。”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说这话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的得意感，如沐春风般地在我的心头涌动。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我的儿子刘杉，在无人关照的情况下，他的功课居然一直不错，最终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是1963年结的婚，婚后和妻子一直两地分居，有了儿子就由奶奶带着，这样一来一家三口人，分别在内蒙古、河北、天津生活。孩子的吃穿，无需我们担心，有爷爷奶奶照应。只有两件事，我们放心不下，一是孩子的学习，奶奶目不识丁，根本无力帮助他读书；二是孩子的生长环境，奶奶家住的地方人杂，怕孩子受坏的影响。可是我和妻子都在外地，除了惦记和思念谁又能帮上什么忙呢？那会儿又不像现在，有的人为了照顾子女，宁愿离职退休回家，另想谋生养家办法。我们那会儿，除了依靠单位，没有别的路可走。为了保证这点低工资，连个事假都不敢请，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读书只能靠自己。眼看儿子要报考高中了，这是能否继续读书的关键，我们再不能完全不闻不问，我就在儿子报考前后，跟我父亲频繁地写信，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
正在我热切盼望家里来信，想知道儿子报考情况时，我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读完信我的头立刻大起来，恨不得马上找学校理论这件事。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儿子报考的南开中学，是天津乃至在全国，都颇有一定的名气，因儿子的视力不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学校问他多少度时，他来了个实话实说。学校一听，就未录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儿子很不公平，我作为父亲不能不管，可是，我一个远在边疆的贱民，就是说管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几天的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夜不得安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儿子小小的年纪，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儿子从小学升初中那年，学校贴在街上的大榜，上边没有儿子的名字，听母亲说，儿子以为未考上，回到家里就生闷气。
儿子是由他祖母带大的，是祖母的心肝宝贝，看到这情形她比谁都急，立刻让儿子的三叔和老叔，再去学校仔细看看榜，他们把榜从头捋到尾，仍然没有见有儿子的名字。这两位叔叔都清楚，侄子的功课一直不错，怎么可能不被录取呢？他们不相信。两个人一起找到学校询问，原来是把儿子名字写错了，“杉”字误写成了“彬”字，这多写了的三个笔画儿，让儿子无端地受了折磨。两位叔叔从学校出来再看榜，这错写的名字排得还挺靠前哪。他们回到家里跟儿子一说，这时儿子才又高兴起来，恢复了少年人的自尊和常态。
此刻想到几年前的这件事，我就越发觉得不安，真希望有回天之力，让儿子再次由忧转喜。我忽然想到我的好友、作家柴德森，他当时任天津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早年又在天津市政府工作过，想他在文教口总会认识一些人，看能不能给从中疏通一下。我给德森的信，发出不久，他就来了回信。大概的意思是说，刘杉的分数没问题，主要是考虑他的眼睛，近视度数太深，学校怕将来报考大学，体检万一不过关，会影响学校升学率。哦，就是要保证学校的升学率，儿子想上这所中学的愿望，就这样轻易地落了空，我真为儿子感到惋惜和愤慨。只好给家里写信，希望给他些安慰，鼓励他靠自己的发奋，将来考上一所理想大学。同时给南开中学和国家教委写信，陈述我对这件不合理事情的看法，结果当然是说了也白说。
后来听我的弟弟们说，儿子初中就读的学校，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就说：“让刘杉再回母校来，我们保证，一定让他考上重点大学。”就这样，儿子又在他读初中的学校，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现在转眼又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
在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儿子本想就读物理专业，我一听就着了急，劝他千万不要再走这步险棋，要是再因视力的事考不上，连别的学校的好专业也难保住。可是儿子又不愿意学文科，经过再三斟酌，儿子最后顺利地考上了南开大学，学的是当时热门的国际经济。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他又自己做主读研究生，待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妻子和我调回北京，我们有了一个实在的家，儿子研究生毕业，他才来到我们身边开始工作。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在祖父祖母的呵护下，硬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从读小学到研究生毕业，最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具有多好的自觉自律精神啊。
我和妻子作为父母，由于在那种特殊的境况下，实在没有办法照料儿子，我们总觉得欠他一笔亲情债。所幸儿子能理解父母的难处，即使父母不在身边时，他跟着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尚能健康地长大成人，这对于身处逆境中的我们，无疑是最大的宽慰。所以后来有人问起，我这一生最满意的事情时，我总是要提到我的儿子，他的成长太让我省心了。假如他成了另一种样子，或者得不到好的教育，我就会永远感到内疚。尽管我有22年的“右派”遭遇，连自身的命运都难保住，完全可以把原因推给那个年代；但是自己心灵的沉重负担，我想仍然不会有所削减，因为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里，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总得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现在儿子已逾“而立”之年，在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自己也娶妻生子有了家庭，我们自然很为他感到高兴。只是一想到儿子成长时，我们没有在他身边，特别是在他考学时，未能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恨不得替孩子走进考场，我的心里总是有种愧疚感。可是反过来再自我解脱地一想，恐怕正是因为儿子没有指望，他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小就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这正是无望逼出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