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经历是一段让美国越战士兵失去天真、从幻想走向幻灭的历程。他们的越战经历就如剥洋葱的过程，士兵们最初对之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里面到底包裹着何物。但把幻想一层层剥开，把天真一片片扔去，把痛苦一丝丝体会后，却发现在最中心等待他们的只是一团弥漫着梦魇的虚无。
很多越战叙事作品描述士兵在战争中失去天真的过程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成长小说的模式。成长小说通常反映年轻的主人公在一个恐怖、异化的世界里寻找意义与身份的经历，通过经历危险而被成人世界接受。成长小说是自荷马以来的战争小说作家都钟爱的一种形式，这是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过程。然而，大量的越战叙事作品却是对传统成长小说的颠覆，因为主人公在越南发现的不是战争和生活的意义，而是战争和生活的无意义。最终，主人公发现他们在越南所有的牺牲、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磨难，都是一个眩目的谎言。正如评论家杰奎琳？E？劳森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成长小说从纯真到老练的过程在（越战）叙事作品中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从天真无邪到玩世不恭的可怕变化”（Lawson， 1990： 372）。主人公原本渴望通过到战场作战而被带入成年男人的社会（initiation），但最后，他们的经历却被证明是“反成人礼”（de-initiation）。年轻的主人公追寻身份的努力被战争粗暴地打断，把他们从梦幻般的少年猛地推入中年、甚至老年。在《战争的谣言》里，卡普托谈到他在越南前三个月的经历：“从时间上说，我大了三个月，但从情感上说，则是30年。我年过50，正是人生最压抑的时期，朋友们相继死去，每一次死亡都提醒着自己死亡的临近。”（Caputo： 192）美国越战士兵是美国战争史上最年轻的士兵，平均年龄仅有19.2岁，因而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青少年战士”60（Lawson， 1988： 27）。杰奎琳？E？劳森博士则称越战士兵是“老孩子”：他们的真实年龄尚小，正是青春勃发的岁月，但感情和精神却陷入迟暮之年的痛楚、凝重和死气沉沉之中（Lawson， 1988）。
美国年轻的越战士兵在情感、心理上更加脆弱，易感受到战争的伤害。他们的梦想在战场上灰灭烟飞，他们想象的越战在现实面前更是彻底地分崩离析。他们曾认为越南是可以让他们建功立业的新边疆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曾以为可以帮助南越人民走出水深火热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曾以为能够在战场上成为英雄、成为男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曾以为自己高尚无私正义的幻想破灭了。让一切幻想成为泡影的不仅是北越士兵神出鬼没的袭击，不仅是越南丛林炎热酷暑的笼罩，不仅是陷阱地雷阴沉沉的等待，还有美国政府的虚伪和欺骗，还有军队的官僚与专制，还有国人与家人的冷漠、误解和敌视。他们的幻灭从踏入军营的那一刻便开始了。
第一节 新兵训练营：梦魇开始的地方
蒂姆？奥布莱恩认为：“为了理解在美莱雷区里发生的一切，你必须先了解一些在美国发生的事。你必须了解华盛顿的路易斯堡，61 你必须了解一种被称作基本训练的东西。”（O’Brien， 1979： 40）美国军队总会对刚进入军营的士兵进行基本训练，让他们熟悉士兵的技能、掌握枪械设备的操作，但更重要的是转变士兵的思想，把他们从天真无知的平民转变成国家和军队的杀人机器。在新兵训练营里，士兵必须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正如加斯塔夫？哈斯福德所述，许多美军新兵训练营是“给假装强悍、勇敢得疯狂的人准备的为期八周的大学，训练营建立在岛上的一片沼泽地里，险恶得如同郊区的死亡营”（Hasford： 3）。许多越战叙事作品都描写了美国军队恶魔般的体制、高强度的训练和残酷暴虐的训练军士，因为是这一切让士兵渐渐成为了杀人机器。在训练营里，新兵如果不能成为杀人机器，就是没能经受住成人社会的考验，缺乏他们渴求的男子气概。
基本训练的目的是让士兵通过学会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团队合作等军队的基本准则，最终转化成战争机器上一个可任意替换的零件。通过对新兵几乎非人性的训练，军队摧毁了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让他们按军队的要求，重新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在很多越战叙事作品里，军训教官都对新兵进行疯狂的折磨，新兵则似乎总是处于饥饿、困乏、劳累、疲惫和恐惧之中。新兵对这些教官恨之入骨，但同时也意识到：“他是邪恶。他不代表粗暴的军训教官，他代表的是军队；他就是魔鬼。”（O’Brien， 1979： 49）这些残酷的教官是军队的代理人，他们试图宣扬的是美国军队独特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短刑犯》里的教官格海姆上士告诉来巴里斯岛训练营的新兵：“如果你们这些女士离开这个岛，如果你们新兵训练熬出头来，你们就将成为一件武器，成为死亡部长，为战争祈祷，并因此感到自豪。那一天到来之前，你们就是垃圾，是渣子，是世界上最低等的生物。你们甚至不是人，你们只是一堆在水中和地上的臭大粪而已。”（Hasford： 4）新兵们发现“挨打是生活在巴里斯岛上的家常便饭”（Hasford： 7）。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海军陆战队士兵不能未经允许就死去；（他们）是政府的财产。”（Hasford： 13）
让新兵心甘情愿地接受军队价值标准的一个方法，是把合格的标准士兵与成熟的男人形象等同起来。很多士兵来军队前都受到父辈的教导、传媒的宣传，相信军队是一个可以让人成长为男人的地方。为了被成年男人社会接受，他们必须忍耐军队各种的折磨。“新兵训练营强迫新兵完全放弃自我，把个性倒退回到婴儿原初的状态。在训练的前几周，既对新兵进行身体上的惩罚，又对他们进行言辞上的阉割。”（Lawson， 1988： 29-30）在大量越战叙事作品里，教官经常把新兵称作“女士”、“姑娘”、“娘们”：“好了，女士们，你们看起来像堆狗屎。现在我们来做些体育锻炼。”（Baker： 39）“你们这些蛆在这里不会有任何乐子。…… 好了，女士们，以后我说话，你们去执行。你们这些蛆中间，10％的活不下来，10％的会开小差、自杀、或干脆疯掉。”（Hasford： 5）如果教官发现两名士兵单独交谈，则会嘲讽他们：“两个大学的娘们，躲在营房后面亲热，嗯？…… 你是个娘们，嗯？你害怕打仗，该死的娘们？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娘们吗，嗯？我们操她们。在军队里，我们就是操她们，修理她们。”（O’Brien， 1979： 54）罗恩？科维克在自传《生于七月四日》里，也描写了教官对士兵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贬低：“你们这些他妈的平民就是蛆，你们一无是处，明白吗？我想杀了你们，你们这80个人，80个年轻暖和的身体，80个甜蜜的小女士，我想让你们这些蛆今天知道，你们属于我，在我把你们变成海军陆战队士兵以前，你们都将属于我。”（Kovic： 77）渴望成长为男人的新兵被军训教官剥夺了作为男人、甚至作为人而存在的权利，他们被嘲笑为女人、甚至是蛆。以教官为代表的军队正是首先在语言和思想上把新兵阉割，然后才告诉他们，要重新为人、成为比他们以前更刚强的男人，他必须咬牙坚持，通过艰苦残忍的训练。
新兵要成为合格的士兵和阳刚的男人，就必须表现得像个男人。军队告诉新兵，在军队里、在战争中，最具男子气的行为是杀人，是奉行刺刀精神。多部越战叙事作品都谈到了所谓的刺刀精神。教官经常要求士兵大声回答什么是刺刀精神，士兵则必须齐声大吼：“刺刀精神是杀人，杀人！”（O’Brien， 1979： 51）教官问：“为了生活，我们要做什么？”士兵则应回答：“杀人！杀人！杀人！”（Hasford： 17）许多教官除了训练士兵的基本军事技能外，还强调士兵在野外和战场的生存能力。因此，偷窃、抢劫、杀人的本领也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教官明确地告诉新兵，刺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士兵）杀手的本能。杀手本能会使（他们）无所畏惧，像动物一样富有侵略性”（Hasford： 14）。为了培养新兵杀人的本能，教官甚至让全体士兵一起大喊：“埋伏是杀人，杀人是乐趣。”（Caputo： 36）士兵们意识到：“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在战斗中生存，就必须利用我们杀手的本能。”（Hasford： 13）这里强调的杀人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士兵要在战场上生存，他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伤害，因此，他必须学会杀人，这是被动地杀人；其次，军队强调敌人的邪恶和自己的高尚，为了拯救世界、赢得战争，他们必须主动地杀人。
军队在把新兵转变成杀人机器的同时，还努力让他们保留以前对战争的幻想和渴望。一方面是让他们仍然对成长为男人抱有幻想，一方面则大量宣传，强调越战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和美国在越南的无私目的，并把北越描绘成一个恶魔统治的法西斯国家。斯蒂芬？赖特的小说《绿色沉思》里军训教官的一段训话非常具有典型性。上尉把胡志明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教导士兵：“我们目睹的，当然是河内共产党独裁政权试图通过武装侵略，公然推翻西贡民主政权的举动。”（Wright： 9）然后，他援用美国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告诉士兵，越南与美国的安全紧密相连，如果越南的伤口感染，恶化溃烂，必将最终影响到美国的健康。同时，他努力强调美国的无私：“当然，我们不寻求任何个人的好处。”（Wright： 10）最后，还不忘提醒新兵他们作为军人的职责：“作为身着军装的士兵，你们的任务不是质疑政策，而是执行命令。”（Wright： 10）上尉的话不仅是提醒，还是威胁，向新兵暗示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暗示他们如果不执行命令，军队自然会有一套体制来处理、惩罚他们。训话结束后，士兵观看了介绍越战的影片，阿道夫？希特勒和胡志明的身影开始在他们的脑海里重叠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新兵要去越南杀人的愿望和决心。
基本训练将士兵驯化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卡普托在书中写道：“到了第三周，我们都学会了不假思索、迅速一致地服从命令。每个排都从一群个体转变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我们仅是零件的机器。”（Caputo： 10）一名士兵说：“训练完后我回到家中，家人不能应付我。我女朋友说：‘哦，哇，杰米，你这么爱国。你从哪里来？他们剪掉了你的头发，还掏空了你的脑子。’”（Baker： 46）另一名士兵说：“在整个过程的最后，你觉得自己是在地球上行走过的最坏的东西。当他们在结业典礼上把你叫作海军陆战队士兵时，你眼含热泪。你被彻底洗了脑。”（Baker： 40）这名士兵是为失去曾有的纯真而流泪，为步入一条前途扑朔迷离的道路而伤感。虽然士兵并不甘于沉沦于军队的压抑，但此时此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个性、纯真、疑惑、真情埋藏起来，在军队里随波逐流、听天由命。
然而，并不是所有新兵都能顺利地通过训练，也不是所有新兵都乐于接受军队思想的灌输。因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压力才应征入伍的蒂姆？奥布莱恩在训练时，瞧不起那些很快适应军队生活、并自得其乐的士兵：“我不喜欢他们，没有理由去喜欢他们。对那些新兵来说，这来得太容易了。他们不仅很好地适应了，还因基本训练而茁壮成长，以为他们正在成为男人。…… 我对这些新兵的恨更甚于对征兵者的恨。但我恨他们所有人，强烈的、悲哀的、猛烈的恨。”（O’Brien， 1979： 40-41）尽管如此，奥布莱恩也只能按照军队的要求进行操练。那些不能达到军队要求的士兵在训练营里的日子则更加艰难。加斯塔夫？哈斯福德《短刑犯》里的士兵伦纳德？普拉特就是新兵基本训练典型的牺牲品。
伦纳德？普拉特是一名天真而笨拙的新兵，无论他怎么努力，总不能达到训练标准，经常受到教官格海姆拳脚相加。格海姆甚至把伦纳德的头按到有尿的马桶里。虽然伦纳德夜里会偷偷哭泣，但白天“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努力”（Hasford： 7），毫无怨言地重复操练。尽管如此，他的操练水平并没有提高。后来，格海姆会因为他一个人的错误惩罚全班。其他新兵开始对他心生不满。一天夜里，新兵在伦纳德头上蒙上毯子，把他暴打一顿。如果说伦纳德尚且能忍受格海姆军士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暴虐，却难以承受同伴们的敌视和被抛弃的事实。从此，以前甚至在睡梦中也总裂着嘴笑、快乐的伦纳德变得极度沉默寡言。到了训练的第七周，伦纳德已“能完成命令，但他再也不是排里的一员了”。“他使用武器时无懈可击，但他的眼睛却像是灰蒙蒙的玻璃。”（Hasford： 18）沉默的伦纳德不再渴求从同伴那里找到温暖和安慰，只在晚饭后抚摸他心爱的步枪，悄悄地对它说着情话。在训练结束的结业典礼上，伦纳德被授予步枪能手的称号。就在这时，他举枪射杀了军士格海姆。这时，他“裂着嘴对我们笑了，这是死亡的脸上最后的笑容，是头骨可怕的裂嘴笑”（Hasford： 31）。然后他把枪口塞进嘴里，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伦纳德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专制独裁和对人性的扼杀。在这个“险恶的死亡营”里，为了与其他士兵共处，为了免遭惩罚，士兵们不得不遵循军队的规则，学做一个“非人”，学当一名杀手。伦纳德最初是个天真快乐的男孩，即使被格海姆殴打，仍然会裂着嘴快乐地笑。但教官的残酷虐待和其他士兵的敌对情绪让他感到被歧视、被抛弃、被孤立。在孤独的绝望中，他尽管成为了一名优秀士兵，但以前纯真的快乐与生活却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军队的规则最终压垮了他，让他疯狂。他的悲剧反映了美国军队扼杀人性的本质。
早在士兵入伍时，军方就已经初露专制独裁的本质。在收到征兵令时，有的士兵明确地告诉军队他不相信政府，不相信那套体系，不愿到越南打仗。但军官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要不举起右手（宣誓入伍），要不就坐牢。两者选一，马上决定。”（Baker： 42）军队似乎给了人们一种选择的权力和自由，但这种自由形同虚设。这不由让人联想到齐泽克对选择自由的一番论述：
在主体与主体所从属的社会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被迫选择的悖论 —— 此刻，社会对主体说：你有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选择正确的事物；比方说，你有选择签署或不签署誓言的自由，前提条件是，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 签署它。如果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你就会失去选择的自由。这一悖论出现在主体与主体所从属的社会的关系层面上，这绝非偶然；被迫选择的情形存在于下列事实之中：主体必须自由地选择他已经从属的、独立于他的选择之外的社会，他必须选择那些已经提供给他的事物。（Zizek： 165）
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对美国年轻人的选择悖论：你有选择焚烧征兵卡、逃避服役的自由，但如果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会被送到法庭，因为你自由地选择了错误的一边。因此，“关键在于，其实他所处的位置从来都不是出自他自己的选择，但人们总是这样对待他，好像他已做出了选择”。（Zizek： 165-166）这些收到征兵令的年轻人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选择：他们除了选择应征入伍，别无选择。
军方还以各种手段欺骗新兵，让他们安心在军队服役。军官对一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士兵许诺：“告诉他们你是穆斯林，他们就不会送你到海外了。”（Baker： 42）然而，这名士兵最后还是被送到了越南。军方告诉所有的新兵，“只有17％的会到越南，而这之中，又只有11％的会直接参加战斗”（Baker： 40）。实际情况是，训练结束时，受训的200人，除了三人因伤病幸免，其余的全都去了越南。在训练营里，军队还对士兵宣讲越南的种种好处：“听着，那里相当文明，你会有游泳池、快餐店、和其他这类设施。”（Baker： 45）然而，事实正与他们许诺的相反。军队的一切许诺就是为了把士兵哄骗到越南，而“一旦你降落（在越南）了，军队就不再照顾你，不过问你在哪里睡，睡了没有，怎么吃，何时拿到装备”（Baker： 55）。他们的任务是把士兵推向战争，一旦上了战场，就不闻不问，任由士兵自己把握命运。
新兵训练营是士兵噩梦开始的地方。虽然很多美军士兵依然相信他们的国家、政府和父辈为他们做出的选择，希望通过承受非人的训练来展现自己的刚强和毅力，然后到越南真正地建功立业，成长成熟；虽然入伍前的幻想还在脑海里闪烁，但在残酷的训练中，他们已经感受到军队对个性和人性的压抑和漠视，开始对政府和军队的诚实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越南之行少了些期盼，多了些惶恐。他们想象的越战仍然存在，却已蒙上了一层阴影，似乎不再那么光明、那么辉煌。士兵们开始更谨慎地看待他们的军旅生涯。只有在他们到越南与死神面对面后，想象中灿烂无比的越战才开始完全瓦解。
第二节 死神之吻：英雄神话的解体
美军士兵到了越南，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反差让他们无比惶恐。来到战场，就意味着面对流血和死亡，意味着士兵要拿出非凡的勇气来面对、接受这一切。没有经历战争的士兵都认为他们不缺乏英雄的气魄。然而，到了越南，他们才认识到自己的怯懦，也体会到了恐惧、勇气、懦弱、生存、残暴、无助、孤独、苦难和友谊等抽象词语的含义。渐渐地，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天真。正如卡普托认识到的：“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通常认为我们自己是不朽的时代，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死亡。每个人最终都失去幻想，平民是多年来渐渐地失去，而我们的幻想却顿然消失，在几个月内，我们从男孩成为男人，又过早步入了中年。”（Caputo： xiii）美国越战叙事文学生动描述了被死神亲吻后，士兵们的英雄神话终于在越南被瓦解，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勇士，而是一个害怕死亡、懂得恐惧的普通人。
初抵越南，新兵们充满了“愉快的武士精神”，好像在扮演“自己战争影片里的主角”（Caputo： 106）。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打仗不是拍电影，战场“与他们在学校里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Heinemann， 1986： 211）。刚进营区，他们就看到装甲车排成排，上面机枪挺立，“对着最近的树，对着灌木丛中可能的部分，对着最近的稻田埂”（Heinemann， 1986： 5），对着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似乎任何地方都可能有敌人冒出来。还未遭遇敌人，新兵就已经感受到战场隐藏的种种杀机和危险。小说《肉搏战》里的多齐尔刚到连队，老兵克罗斯就告诉他，在越南，首要的任务是生存：在整个越南，没有一寸土地“值得用炸药炸毁，没有。这儿方圆五、六千里的地方，除了我脚下的方寸之地，没有什么值得我战斗，没有什么人值得我去为之战斗”（Heinemann， 1986： 19）。这是一个老兵对新兵的教导，告诉他这是一场为了自己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此时的新兵尚不理解这席话，只有在他亲历战斗后，才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真理。
到越南的多数士兵在经历了第一次炮火后，就会深深体会到死亡的威胁，不再把战争看作是有趣的冒险。越战中，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美军士兵只是还没完全长大的孩子，以前根本没有严肃思考过杀人与被杀。一旦面对死亡，他们往往会手足无措，发现“真正的现实比想象的更混乱，但不像想象的那样英勇”（Caputo： 128）。一些士兵原以为打仗“就像是杀只松鼠一样。（他们）去那里时，才刚知道怎么擦屁股呢”（Mason： 171）。来到陌生的越南，他们“好像是只在峡谷里瞎眼的动物，独自在风景线上，根据脚在水中的感觉沿着一条静静的河流行走”（Currey： 152）。战斗中，炮弹不会因为你年轻，因为你对将来有宏伟美好的计划，因为你有所爱，或者你并不是军人，就不会打中你。士兵们必须意识到，战斗中的错误不能用橡皮擦修改，如果死了，就永远地死了，无可更改。一名士兵在谈到地雷时说：“（它）让你大脑紧张，这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这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荒谬的结合。你确定的是每天都在雷区走动，每天都在经过那些东西；不确定的是你的每一个行动，每一次移动身体重量的方式，或坐下的地点。”（O’Brien， 1979： 127）地雷静悄悄地埋在地下，像阴森森的死神等在那里，等着那些冒失鬼和倒霉鬼前去送死。士兵们则必须拿出十二万分的小心，必须注意迈出的每一步的轻重和落点，防备碰着的每一个物体，因为，稍有不慎，就意味着生与死的不同结局。这些曾经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来越南时，以为自己是来保卫家园，捍卫正义、民主与和平。到了后，却发现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在杀人的同时不被人杀掉。
众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生动描绘了美军士兵面对死亡时的感受。想当英雄的罗恩？科维克来到越南，发现战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辉煌。他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受伤，无法移动自己的双脚，感到无比恐慌。这时他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活下来。”（Kovic： 16）此刻，生存成了占据他头脑的唯一想法，周围的其他士兵也同样如此：
我周围的士兵都在尖叫：“哦，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救命！”他们尖叫道。哦，耶稣，简直像个孩子，不像海军陆战队士兵，不像海报上那样，不像高中的那天，这是真的。“妈妈！”一个已没有了面庞的士兵叫道：“哦，我不想死！”另一个年轻的男孩一边用双手捧着肠子，一边叫着：“哦，别！哦，不！哦，上帝！哦，救命！妈妈！”（Kovic： 16－17）
士兵们本来渴望来越南成长为男人，但最后却被炮火变成了无助的孩子。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以前想象的一切都是虚幻。
同样，《肉搏战》中，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时，多齐尔感到既害怕又震惊：“他们就要在这里杀死我。不是一点点死去，不是四分之一杯死去，而是整加仑整加仑地死去和消逝。”（Heinemann， 1986： 44-45）他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但他又不能尖叫，必须把从心底涌起的尖叫和恐惧压下去，因为“如果我尖叫，他们会杀死我”（Heinemann， 1986： 46）。这时，他能做的只有胡乱地向敌人开火，不是因为对他们有仇恨，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要杀我”。另一名士兵也坦言，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他甚至不知道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在向谁射击，“我甚至没看清我杀死那个人的脸。我只不过是个手里拿着枪、吓得要死的家伙罢了”（Currey： 86）。这也是大部分美国越战士兵的真实写照。在战场上，他们早已忘却了约翰？韦恩式的英勇，脑海里的唯一念头就是“我要活下去”。这一念头支撑着所有的越战士兵度过了那漫长的365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那么幸运，能平安回国。战斗中身负重伤的一名士兵在绝望中泪水涟涟地问多齐尔：“上帝，多齐尔，我们必须得打吗？…… 是吗？手榴弹打在我的脸这边，…… 痛，像被棒球打了一样。…… 你被棒球打过吗？多齐尔？我以为应该死了。我应该死了，不是吗？”（省略号为原文所有）（Heinemann， 1986： 243）年轻的士兵在临死前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他为什么会死在越南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战斗让美军士兵惊恐不已，战场上死神的无处不在让士兵们噤若寒蝉。“死神对我们说话。死神想告诉我们有趣的秘密。我们可能不喜欢死神，但死神喜欢我们。越共虽很厉害，但从不撒谎。枪弹道出真理。枪弹从来不说：‘我只是开玩笑。’战争很丑陋，因为真理可能很丑陋，而战争真实。”（Hasford： 98）夜晚在潜听哨里站岗的士兵更是强烈地感到这种真实的恐惧。62 在潜听哨里的那一夜，士兵会听到无数想象的、或真实的北越士兵移动的声音，又听到炮弹在周围爆炸，让他们的神经紧紧地绷在了弦上。一夜的恐惧无眠，一夜的心惊肉跳，仿佛死神就在身边对他们耳语。第二天早晨从潜听哨里出来时，他们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好像他们看到了什么会一直带到坟墓里的东西”（Heinemann， 1986： 229）。这就是战争的噩梦，这场噩梦将一直陪伴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与死神真正亲吻时，美军士兵表现出对生命极度的留恋。在奥布莱恩的《他们携带之物》里，戴维？詹森和李？斯特拉克是好朋友。俩人庄重地签了一份协议：任何一人若受伤导致终生残废，严重得必须在轮椅里度过余生时，另一个应把他打死，让他免受更多的痛苦。他们找了证人，严肃地发了誓。后来，斯特拉克踩了地雷，失去了一条腿。但已经奄奄一息的他并不想死，反复恳求詹森：“别杀我。”他要詹森发誓不杀他，并强调医生能治好他的腿：“他们能把它接上，真的。并不那么糟糕，不可怕。”（O’Brien， 1991： 72）但他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在奥布莱恩的另一部作品《追寻卡西艾托》中，主人公伯林也深刻体会到死亡的恐惧。到战场的第一天，他就目睹战友被吓得心脏病发作死亡。这一事件及此后战友的相继死亡给刚到战场不到半年的伯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不愿回想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为了情感的生存，他必须学会遗忘”（McWilliams： 191）。这是另一场战斗：意识与潜意识的战斗。意识不断压制一些记忆；但潜意识里，这些记忆又顽强地冒出来，左右着他的思想，使这些事件在伯林的脑海里变得纷杂混乱起来，让他难以解开这团纠缠在一起的麻。因此，在伯林的回忆中，时间概念极其混乱。由于战争的残酷和终日的疲惫，他甚至无法记清战友死亡的时间顺序。63 评论家迪恩？麦克威廉姆斯在《奥布莱恩〈追寻卡西艾托〉中的时间》一文里，试图把事件按发生的实际顺序整理出来，即区分叙述学意义里的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却发现困难重重。小说时间上的混乱正是叙述者伯林思绪混乱的生动写照，战场上无处不在的死亡使他失去了清晰思考的能力。
《追寻卡西艾托》中，伯林反复回忆了战友的死亡，呈现出叙述学学者热奈特所说的“重复叙事”。64 伯林共有八名战友死在战场。小说的开篇就给我们列出一张阵亡名单：“这是个糟糕的时期。毕利？波尔？瓦特金斯死了，弗伦奇？塔克也死了。毕利？波尔是因恐惧而死，在战场上被吓死了，弗伦奇？塔克被射中了鼻子。伯尼？林恩和锡德尼？马丁死在地道里。佩德森死了，如迪？查斯勒死了。巴夫死了。瑞迪？米克斯死了。他们都在死亡之列。”（O’Brien， 1978： 1）伯林反复回忆了这些人的死亡。这一重复说明了战友之死对伯林的巨大影响。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伯林的回忆中，重复频率最多的是在战场上第一天被吓死的毕利？波尔，至少有24次；重复最少的是仅与他们共处12天的瑞迪？米克斯，但至少也有四次；其余人的死大都被重复十次左右。
伯林念念不忘毕利？波尔的死亡，是因为该事件对他心灵产生的巨大震动。毕利？波尔在战场的第一天就因惊吓过度，心脏病发作而死。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给了伯林心灵重重的一击。刚到战场的伯林，知道自己与毕利？波尔一样害怕战争，害怕死亡，也有可能像毕利？波尔一样被吓死（事实上，他也因恐惧而尿湿过裤子）。所以，他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去回忆毕利？波尔被吓死的情形：“假装他没有看到毕利？波尔？瓦特金斯在战场上被吓死”（O’Brien， 1978： 209）；“他使劲不去想……”（O’Brien， 1978： 210）。然而，毕利？波尔死亡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根本无法忘却。不经意间，波尔的死便会从记忆深处冒出，在脑海里浮现。所以，当伯林回忆起毕利？波尔的死时，常常（至少有13次）会想起他是被吓死的这一事实；而在提到别人的死时，则往往忽略死因，只是用“某人死了”这样的句子一带而过。
这种重复叙事的方式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约瑟夫？海勒对斯诺顿之死的描写如出一辙。65 斯诺顿之死对尤索林的冲击，如同毕利？波尔之死给伯林的冲击一样深远。尤索林反复回忆斯诺顿之死，开始只是不断地提到他的死，但随着每次回忆，尤索林回忆起的细节就越多。这种反复提及，不仅给读者带来悬念，也强化了这一事实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让读者深入尤索林的矛盾心理：既不断回忆这一事件，又极力逃避这种回忆。由于不愿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所以他每次回忆都回避了最血腥的部分。只是到了小说临近结束时，才详细描写了斯诺顿死时的具体情况。伯林也是如此。毕利？波尔之死反复在他脑海里闪现，但他又极力逃避回忆，因此不断压制这些画面在脑海里的出现。只是在最后，当这些画面再也无法压制时，便如火山喷发一般地涌现出来。读者才得以了解毕利？波尔死时的详情，从中体会到此事件对伯林的深远影响。
毕利？波尔的死还让伯林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英雄。伯林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普通美军士兵的代表。他对战争也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希望通过自己的英勇作战，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回国时，给父亲带去一些沉甸甸的奖章。但毕利？波尔被吓死的事实让他深深感到，自己对死亡有着同样强烈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的胆怯，意识到自己很难成为他理想中无畏的英雄。所以他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去想毕利？波尔的死，因为越想就会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胆怯和恐惧，从而导致精神上的崩溃。
在《帕科的故事》里，海涅曼同样解构了士兵们曾有的英雄梦想。故事里的帕科经历了让他终生难忘的恐惧和孤独。恶战之后，全连其他92名士兵均已阵亡。帕科永远也忘不了他独自一人躺在战友的尸体丛中，被烈日暴晒两天的情形。他苏醒过来后，想听听有没有呼救声，可周围一片寂静，其他92名战友悄无声息地躺在他的周围。“他躺在那里，因为疼痛，几乎一动不动。”（Heinemann， 1989： 19）两天后，终于被人发现时，伤口处已布满了蛆虫。就连照顾他的医生也难以承受，表示宁愿坐牢，也不愿再当医生，不愿再目睹战场上的血腥，不愿再接触人类自己一手酿成的悲剧。同样的情形在梅森的小说《在乡间》里重现。美军士兵因为恐惧而挤在一起，但地雷和无数从天而降的手榴弹炸死了很多士兵。士兵埃米特被压在一个同伴的身体下。敌人过来查看时，他靠装死，才幸免于难。第二天，确信敌人走远后，他才起身查看，看到周围全是死尸，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尸体发出的气味：“那种味道，死亡的味，无时无处地存在，甚至在你吃饭时，就像你在吃死亡一样。”（Mason： 223）死神的擦肩而过和近在咫尺的低语让他们战栗不已，死亡的沉重让所有士兵彻底失去了当英雄的幻想。
战争的恐怖和残酷一点点地剥去士兵的天真，整日与死亡并行更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焦虑。很多年轻的士兵从未想过死亡会离他们这么近。即使他们来越南前想象过死亡，但想象中的死亡与战场上真实的死亡也相距甚远。他们以前了解到的死亡和杀人是从影视作品和卡通画上了解到的。“美国青少年乐意以传媒表现的理想化方式光荣牺牲，即快速、干净、无痛地死。他们显然不乐意像在现实的战场上那样死去。”（Lawson， 1988： 32）越南战场上漫长、肮脏、残酷、痛苦的死亡让他们措手不及。熟悉的朋友相继死去；一起长大的弟弟身负重伤，又聋又瞎；身边的战友被烧得面目全非，收集起来的尸骨还不到20镑重；一夜恶战，清早敌人尸横遍野，清点人数，竟有500具尸体：“装甲车和树林间杂乱的草丛里，躺着一堆堆的尸体，死人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这里有六个、八个或十个，在倒下的已无树皮的树干后又躺着三四个，那里又有十余个，血迹一直延伸到丛林里。一具尸体靠在树上，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放在胸口，坐在一堆粘粘的黑色污物里。一个年轻的士官 …… 说他看到那人一直爬到那里。”（Heinemann， 1986： 236）“成千上万的死人游行队伍不断地走来。”（Heinemann， 1986： 252）“大地因B-52轰炸机的轰炸而颤抖，……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地面飞舞着苍蝇，总是嗡嗡作响，散发出丛林的恶臭，渗出在未及整理的床上睡觉后那种浓重的死亡之味。它渗入了衣服，渗进了眼睛，掺在了食物里，像尘土一样沾在了皮肤上。”（Heinemann， 1986： 253）这种死亡的味道深入他们的灵魂，挥之不去。战斗结束后，《肉搏战》里的多齐尔试图回忆起已离去的同伴：“阿提夫、斯泰肯、惠斯克？J、格兰杰、特罗布里奇、沃尔瑟斯、威利、那个工程师、埃迪，一直到丹诺、杰内克和被命名为‘追牛号’的装甲车，还有很多，很多，直到我再也想不起来，不得不停下来。”（Heinemann， 1986： 269）评论家理查德？A？沙里文指出：多齐尔把死去战友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记起，“既表现了他害怕不能生存下来的恐惧，也表现了他因以如此大的代价生存下来感到的内疚”（Sullivan： 163）。的确，多齐尔感到无比的自责。他责问自己：“杰内克开着车四处寻找地雷的时候，我为什么他妈的坐在营地里？”（Heinemann， 1986： 268）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还描写了美国军人的另一种死亡。在战场上，如果说敌方导致的死亡尚属正常现象，那么，死在自己战友手下则让很多人难以承受。《追寻卡西艾托》里，美军士兵用手榴弹炸死马丁中尉一事让士兵伯林感到无比痛苦。锡德尼？马丁从西点军校毕业，严格执行军队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按规定，发现地道时，要先派人进地道检查，再炸掉。但进去检查意味着巨大危险，谁都不愿去，都希望直接炸毁地道。但马丁坚持按“标准操作程序”进行。为此，弗伦奇和伯尼两人在几分钟内相继丧命。士兵们极为不满，在奥斯卡的唆使下，密谋在马丁检查地道时，把他炸死在里面。在场的每个人都摸了摸奥斯卡的手榴弹，以示同意。但小说的叙述者伯林在回忆这部分时，表达十分含糊，从未明说要用手榴弹把马丁炸死在地道里，对扔手榴弹的具体行动更是只字未提。在谈到马丁的死时，伯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死在了地道里；而在谈到炸死马丁的阴谋时，只引用奥斯卡的话：“麻烦，这个人总是在找更多的麻烦。”（O’Brien， 1978： 160）“锡德尼？马丁找麻烦，我想他终于找着了。”（O’Brien， 1978： 235）伯林不愿回忆起这段往事是因为这与他所受的教育和道德观念相悖。66 如果说，战友毕利？波尔被吓死，只是给伯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的话，那么，马丁的死则给他带来道德上的阴影，甚至意味着他以往道德价值的失落。毕利？波尔的死只是让伯林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想象中的英雄，而马丁的死则告诉他，他连过普通人生活的想法都无法实现。伯林所渴求的只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只是“平凡的东西，和平与宁静。这就是他所想要的全部”（O’Brien， 1978： 124-125）。合谋炸死马丁则剥夺了他过平静幸福生活的权利。这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将永远挂在他的脖子上，使他永远无法像从前那样轻松地生活。
《短刑犯》同样生动表现了战争中的另一种残酷，士兵不得不把枪杀同伴的极度残酷。美军士兵在阴暗的丛林里遭遇狙击手，却只闻枪声，不见其影。北越狙击手先打伤排头兵艾丽丝，又分别射中前去营救的卫生员和新兵。这时，大家都明白狙击手故意不打死他们，好吸引其他士兵前去营救，再将之分别击毙。牛仔是班长，他命令“笑客”把班里其他人安全带出丛林。然后，明知是九死一生，但为了尽到班长的职责，他自己仍然徒劳地试图去营救其他几名伤兵，却很快被狙击手打伤。这时，为了避免更多的战友伤亡，他不得已开枪击毙卫生员和新兵，又开枪把呻吟着的艾丽丝打死。正当他举枪准备自杀时，狙击手打伤他的手，手枪掉到了地上。这时，其他士兵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徒劳无益地前去营救，再牺牲一个生命，还是抛弃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伴。“笑客”阻止了要前去营救的士兵，自己举枪打死他在越南最好的朋友牛仔，然后带领全班人员离开。这种情况下杀死牛仔，是保存其他士兵生命的唯一办法，也是牛仔要求“笑客”这样做的。而海军陆战队引以为骄傲的神话“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不丢下伤员”，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就是残酷、丑陋、真实的战争。这一事件将永远是“笑客”心里抹不去的阴影。小说结尾处，“笑客”还得指挥其他士兵继续前进。“我们把大脑放到脚里，把所有精力集中到下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 …… 我们使劲不去想任何重要的事，我们使劲不去想没有放松，回家还有很长的路。”（Hasford： 180）他们无法预料昏暗的丛林里还有什么在等待他们，也不知道明天他们是否还能活着划去日历上的又一天。他们只知道迈着双脚，再走一步，再走一步。
在越南，很多士兵感到“压抑、绝望，陷入了恐惧的深渊。很多焦虑不是由北越部队或丛林生活引起，…… 焦虑不是源于远离父母妻儿、家庭朋友，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控制生活，而在越南，能否控制似乎是生存首要的标准”（Del Vecchio： 109）。可怕的是，大部分士兵根本无法控制生活和战争，就如他们无法拒绝死神之吻一样。战斗中，战友被敌人打死，让士兵感受到自己的脆弱；战友因惊恐被吓死，让他们丧失了英雄的幻想；而一些战友被另一些战友杀害，让他们不仅对英雄、还对生活失去了幻想。这是一段渐渐堕入黑暗中心的历程。士兵们必须暂时遗忘，才不会被眼前死亡巨大的漩涡淹没。他们必须压抑真情的流露，把善良、同情、恐惧埋藏在心底，让自己表现得像个对任何事都毫不在乎、麻木不仁、甚至残暴成性的老兵。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死神的亲吻，才能在这个非人的残酷环境中活着走出去。渐渐地，他们不仅被别人伤害，也开始学会伤害别人，踏上了走向黑暗中心的不归路。
第三节 堕入黑暗的中心
越南战争让美军士兵认识到自己带给越南人民的不是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而是更加深重的灾难。他们杀戮平民，焚烧村庄，向庄稼投毒，使树木枯萎，让青翠的山岭布满弹坑，使肥沃的良田寸草不生。士兵个人的英雄神话与美国民族的英雄神话，都在越南土崩瓦解。士兵渐渐被战争淹没，善良的人性被一层层剥落。他们最终变得野蛮而残忍，堕入了现代社会黑暗的中心，身体和精神遭受到双重的蹂躏和磨难。美国越战叙事文学通过描写美军士兵因战争丧失人性、堕入黑暗中心的过程，解构了曾让所有美国人骄傲的民族神话，也解构了人们想象的越战。
很多士兵抱着善良的愿望来到越南。赴越前，他们相信：“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自由，让越南人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只要美国人在越南，越南人就有无所畏惧地表达他们政治信仰的权利。”（Hasford： 138）美军士兵因而往往以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客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这些人。我们被大量灌输了‘帮助’的概念。这是一种肯尼迪式的 …… 难以置信的理想主义。…… 我们都有强烈的大哥哥情结，每个人都给孩子们一些食物”（Santoli： 32）。他们还相信，来到越南是“为了给越南人树立榜样，树立世界上最伟大、最现代化、开直升机的军队的榜样”（Halberstam： 146）。二战后的美国人有着太多的自信。有的士兵天真地相信，“他们脚下站着的土地仅仅因为自己站在上面，就永远是美国的一部分”（Caputo： 27）。无独有偶，另一名美国人甚至宣称：“你站在哪里，美国就站在哪里。哪里有美国小伙子，哪里就有自由。”（Emerson： 114）即使在越战后期，很多人对战争表示反对和厌倦时，仍有士兵表现出着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美军士兵必须留在越南，因为“如果我们离开，就是不道德的。一旦我们表现得不道德，我们就会丧失精神，在荒野中流浪”（Del Vecchio： 147）。有人说：“我们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援助。我们来是为了保证安全和独立，为了结束冲突。”（Del Vecchio： 563）有的士兵甚至为越南人的不领情恼火万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但这些越南人真是愚蠢，他们不能明白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想帮助一个弱小的人民。…… 总得有人向那些穷人展示更好的生活方式。”（Baritz： 20）
很多美军士兵还沉浸在这种幻想中时，大卫？哈伯斯塔姆就已开始质疑越战。他1967年发表《炎热的一天》，在当时被“很多评论家攻击为反战小说”（J。 Wilson： 55）。在小说1984年新版的后记中，哈伯斯塔姆写道，他希望该书“小而真实”，能“描绘战争的挫折和空虚”（Myers， 1988： 42）。他认为美国人在步法国人的后尘，重复法国人的错误。小说试图揭示政府宣传的越战具有的虚假性，指出美国既不可能重现传统美国神话的辉煌，也不可能去拯救越南人。他警示依然沉浸在美国神话中的人们，如果美军继续留在越南，他们将会陷入一场恐怖的噩梦。在小说里，他批评了美国政府制造的大批甘愿为它服务的年轻人：“他们读了所有的宣传和历史书，完全被这些宣传洗脑，深信他们不是吸血者，不但不是，而且还是救世主。”（Halberstam： 138）老军官博普雷用吸人血的蚂蟥比喻在越南的美国军人，嘲笑那些相信国内宣传的美国蚂蟥们，他们在骨子里以为自己“来这里是拯救生命”（Halberstam： 138），实际上却是在吸越南人的血。战争的现实很快改变了天真的美军士兵。他们被残酷的战争震惊，最终不自觉地背弃了拯救越南人的理想，反而成了伤害他们的帮凶。
士兵们愕然地发现越南人恨他们：“我没想到会被人恨，没想到会被他们恨。”（James Webb： 90）美军士兵被告知：“你们来这里就是要杀越共。”（Caputo： 119）他们发现，“我们把越南从那些住在这里的人们手里拯救出来更好。当然，他们得爱我们；如果不爱，我们就会杀了他们”（Hasford： 93）。他们帮助南越的前提是南越政府甘作傀儡，否则，他们只会被当做美国霸权路上的绊脚石被除掉。开始时，士兵们还将信将疑，“新兵们说他们来越南仅仅是因为士兵的职责，为了保护自由”（Hasford： 159）。但他们的天真和骄傲很快就会被残酷的战斗击得粉碎。
战争的血腥让所有初到越南的美军士兵触目惊心。在《战争的谣言》中，卡普托看到老兵拿着从敌人头上割下的鲜血淋淋的耳朵四处炫耀时，感到十分震惊。他震惊的不仅是这一暴行，更多的是惊诧于说着英语的白人居然也会如此残忍。初来战场的士兵原本也如孩童般天真，谁都没有杀过人，谁都不愿去杀人。然而，杀人似乎有惯性，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他们渐渐发现，“在战争中，你只做你必须做的，然后忘掉它。有点像拉了屎再把它吃掉”（Huggett： 261）。那些老兵只是一面镜子，从中新兵们看到了以后的自己。正如一名老兵所说：“你会发现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就是平均年龄只有19岁的美国男孩。”（Caputo： 137）这些天真可爱的大男孩很快都被战争变成了野兽，变成了战争机器、杀人机器。
小说《短刑犯》生动表现了美军士兵因残酷的战争而丧失人性的场面。士兵铁人把坦克开得飞快，压死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他非但不以为然，反而责怪女孩没有及时躲开，挡住了坦克的行驶。战争使他失去了起码的怜悯和人性。绰号为疯狂伯爵的士兵声称，自己杀死的“一半是平民，另一半是水牛”（Hasford： 87）。他还夸口：“我们说过要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我们没有撒谎。”（Hasford： 89）这正是美军士兵在越南的所为。他们找不到北越士兵，分不清北越军人与平民，发现“在这个狗屁世界里，怪物永生，而其他人死亡”（Hasford： 158），因此就不加区别地滥杀。绰号为艾丽丝的士兵专门砍下阵亡北越士兵的双脚，收藏在背包里。另一名士兵把北越女狙击手的头砍下，拽着头发拿给所有人看。小说叙述者“笑客”最初目睹这一切时，感到无比震惊与恶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战争有了新的领悟。他“第一次杀人后，开始理解并不需要理解一切。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这一刻的洞见会被以后的事件挡住。没有什么洞见可以改变我所做过的冰冷、黑暗的事实”（Hasford： 133）。他意识到自己和美军行为的罪恶，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后悔，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无法抹去曾经犯下的罪恶。他意识到曾有过的生活已随风逝去：“我用炮弹来定义自己，鲜血已玷污了我曾以为所有事件都有快乐结局的扬基歌梦想。”（Hasford： 133）
真实的战争不像政府宣传的那样只有英雄、伟业和鲜花，美军士兵也不像政府许诺的那样“不可能不人道”（Hasford： 58）。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军士兵犯下越来越多的暴行。“这不是欧洲时期的普通战役，而是一场在没有规则、没有法律的蛮荒之地为生存进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个士兵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战斗，不在意因何个人目的杀了谁，也不在意用什么方式杀了多少人，他们蔑视那些试图在野蛮的战争中，装腔作势地把文明战争的规则强加给他们的人，那些试图使原本非人性的战争人性化的人。”（Caputo： 229）战争的本质就是使一切非人化，就是“有组织的屠杀”（Caputo： 230）。美军士兵对敌人的仇恨不是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是因为北越士兵“想把我们全杀了”（Heinemann， 1986： 235）。士兵们想为逝去的战友报复，“在学着去恨”（Caputo： 110）。焦虑、紊乱、自责、内疚、恐惧，使一个个原本天真的士兵不得不变成残暴的野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生存下去。
不仅如此，美军士兵还学会了以各种方式折磨敌军俘虏，并以此取乐。68 他们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然后，“在爆炸前，用现金打赌哪个尸体会蹦得最远”（Wright： 84）。他们把香烟放到死人的嘴里拍照，把一罐面条放到早已失去生命的手指里。他们把瓶子放在俘虏的头上，用枪打碎瓶子，把俘虏当场吓昏，大小便失禁。他们把刺刀递给俘虏，用刀尖顶着他的肚子，劝他自杀。他们扛着受伤的俘虏行军，累了时，就直接把俘虏扔到水里，一边高兴地看着他在水里挣扎，一边评头论足。军方似乎也鼓励士兵“割下耳朵、鼻子和那家伙的阴茎。如果是女的，就割下她的奶子。我们被鼓励做这些事。军官期望你这样做，否则你就不对劲。…… 这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士兵。”（Baker： 84）在军官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士兵们会犯下难以想象的暴行。在《帕科的故事》里，美军抓住一名年仅15、16岁的少女，因怀疑她是越共，全连士兵将其数度轮奸后，又开枪把她打死。此时，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罪恶的时刻：“我们看看她，又看看我们自己，不停地吸气，知道这是邪恶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生活了。”（Heinemann， 1989： 185）小说生动地说明了“人在给别人施加痛苦时，自己也必然会遭受同样的痛苦”（Nicosia： 98）。当他们不把越南人当作人时，实际上也把自己非人化了。他们在摧毁别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推向黑暗的中心。
在《肉搏战》中，给多齐尔深刻印象的是他杀害一名年轻俘虏的事件。一次，美军士兵受到北越狙击手的袭击，数人死伤。最后，他们抓到一名俘虏，一个13、14岁的男孩时，多齐尔心中涌起强烈的愿望想杀死他：“我想把那张平滑、自鸣得意、斜眼的脸打起肉酱，变成飞沫。”（Heinemann， 1986： 220）他终于开枪打死那个男孩后，心中的仇恨似乎还难以消除：“他活着时我恨他，现在我恨他的尸体。”然而，事后多齐尔却受到良心的折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坟墓。他感到自己像个疯子，挥舞着复仇的刀剑，“快速地（对敌人）砍过去，直到再也举不起胳膊，直到无处落脚，只能踩到尸体上。圣诞节后的那天，我俯视着一个受伤的羸弱男孩，看到了他的坟墓和我的坟墓，也看到了我周围那些人的坟墓。”（Heinemann， 1986： 220）此时，多齐尔意识到他曾经拥有的美好都被埋葬到了黑暗的坟墓里，再也见不到灿烂的阳光。士兵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邪恶，是因为他们并非天生嗜血成性的杀手。他们从小受到的博爱教育与战场上的疯狂残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使他们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使他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战场的堕落，也为这种堕落感到自责和折磨。
与残杀北越士兵相比，让士兵堕入更深的黑暗中心的，是在战争中滥杀无辜平民。在游击战中，美军士兵难以区别善意和恶意的越南人。看起来善良纯朴的越南人处处对他们打冷枪。原本天真可爱的小孩也可能引导他们步入死亡的陷阱。一些美军士兵击毙夜晚前来偷袭的敌人，清早却发现偷袭者竟然是几个月来，每天笑容可掬、毕恭毕敬给美军士兵理发的那个越南人（Baker： 109）。渐渐地，士兵们甚至能看到“卖可乐的女孩眼里隐藏的愤怒”（O’Brien， 1979： 75）。在他们看来，“没有可靠标准区分漂亮的越南女孩和顽固的敌人；她们通常是同一个人。部队在作战中踩上一个又一个的地雷，随着每一次的爆炸和背叛，挫折感和愤怒就不断加剧，一张张东方的脸开始看起来完全相似，黝黑而充满敌对情绪，A连因仇恨而沸腾着”（O’Brien， 1979： 119）。最后，他们开始怀疑所有人，把愤怒和仇恨转嫁到无辜平民身上，对越南人不加区别地进行屠杀（如美莱事件）。恰如一名士兵所言：“你分不清谁是敌人，你不得不去杀妇女儿童。虽然你不想这样做，这样做后你会感到后悔，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更后悔。这就是该死的真理。”（Baker： 213）
太多的怀疑之后，美军士兵对越南的困惑转化成憎恨。他们渐渐失去原有的满腔豪情，开始对越南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性伤害和杀戮。有的士兵甚至认为：“如果不能掠夺发财，战争有什么好处？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Wright： 31）于是，他们杀老虎、射大象，用虎皮做地毯，以象牙换金钱。还有士兵振振有词地称：“如果我们不能枪杀这些人，那我们还他妈的来这里干什么？”（Herr： 29）于是，他们开始放任自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时，他们已彻底抛弃了保卫民主自由的理想：“操他妈的自由。…… 你以为我们是为了自由来杀越南佬的吗？别开玩笑了，这是屠杀。”（Hasford： 159）当两名士兵被地雷炸死时，士兵们“把拳头挥向离他们最近的越南人的脸，那是两个住在这个有罪村庄里、惊恐不已的妇女。最终放了她们时，却拽下了一把又黑又密的头发”（O’Brien， 1979： 122）。他们到村庄里搜寻“越共”不果时，也常会迁怒于无辜的平民。拉里？海涅曼的《肉搏战》里，士兵怀疑一老妇人家里藏有北越士兵，但遍寻无影，于是就纵火烧屋，开枪打死她赖以种地的水牛。“那个下午，除了老妇人外，我们抓了三个活的。我们放火烧了他们的屋子和干草堆，炸了防空洞，把牲畜杀死或赶走，抓住或杀了我们能找到的所有人。”（Heinemann， 1986： 111）所有这一切暴行的原因只是因为“她是越南佬，屋子是越南的，水牛是越南的水牛”（Heinemann， 1986： 110）。士兵奎因每次开装甲车经过村庄时，总使劲按喇叭，把牛吓得掉到沟里。一老妇愤怒地冲他们挥舞拳头。第二天，奎因再开车经过她家时，扔了一颗催泪弹，把她的房子烧成了灰烬。然而，对于自己的邪恶和残暴，奎因却毫无愧意：“那烧成灰的房子总会引人发笑。每次我们看到它时，奎因都会禁不住大笑。”（Heinemann， 1986： 130）
在《战争的谣言》中，美军士兵到村庄搜查时，不仅放火烧毁北越军队存贮的物资，还烧毁了无辜平民的房屋。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没有报复的感觉，更没有后悔或遗憾。我甚至不感到生气。看着人们尖叫着跑向燃烧的家，我们毫无感觉。”（Caputo： 285）面对老人“为什么，为什么”的质问时，他们没有内疚，也没有同情。“我们通过折磨他人，转移了自己的痛苦。但这种轻松却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疚和羞愧。”（Caputo： 305）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恶心：“对这一切，我恶心透了，恶心战争，恶心战争让我们产生的变化，恶心我们自己。”（Caputo： 305）美军士兵之所以对自己感到厌恶，是因为存在着多重的自我：一是以前天真无知的自我，二是现在残忍冲动的自我，三是战后理智冷静成熟的自我。正在叙述故事的卡普托是成熟、冷静了的卡普托，他透过时空重新审视当年的自己，从而对自己的越战经历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69 以前天真无知的自我早已消逝，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生存和报复而盲目烧杀毁灭的卡普托。但他从小受的教育又不允许他在放火杀人中找到乐趣和荣耀，这种矛盾使他厌恶自己，也使他难以摆脱战争噩梦。
战场上无以计数的暴行甚至令有的士兵精神错乱，斯蒂芬？赖特《绿色沉思》里的怪人克莱普尔就是一个例子。初到越南，他天真单纯，从不抽烟、喝酒、嫖妓。由于略通越语，他被调去做翻译，审讯俘虏。审讯过程中，他震惊地目睹了美军和南越士兵对俘虏的折磨，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叫声，在电影里也没听过。声音甚至穿透皮肤”。但雷利上尉劝慰他：“想想我们拯救了的生命。”（Wright： 107）上尉的逻辑很清楚，因为我们拯救了生命，那么，我们在审讯时伤害、折磨几个人并不算什么。上尉甚至声称：“这些人是用竹子做的。”（Wright： 109）言外之意，他们根本不是人，或者不是能与美国人相提并论的人。目睹这一切后，他“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Wright： 234）。这是一种被移置的感觉。美军士兵从温馨甜蜜的家乡来到残酷无情的战场，仿佛被连根拔起，失去了生长的沃土。为了不上战场直接作战，克莱普尔与军队签订合同，自愿延长一年服役时间。然而，最后他还是被派到丛林的战斗部队去当他根本不能胜任的翻译。丛林里的经历让他更加孤僻，甚至不再与人说话。后来，他居然神秘地失踪，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大家快把他遗忘时，却偶然在一个床头柜里发现了他，这时，他已经因为一周水米未进而气息奄奄。战友们最后一次听到克莱普尔的消息是，他和一群大脑受伤的士兵一同被送到日本冲绳的美军精神病院，在那里，如同士兵特里普斯喜欢戏谑的那样，“他可以坐在壁橱里，往鞋里流口水，度过战争剩余的时间”（Wright： 238）。
战争让士兵们意识到：“战争中，一个人不必非要被杀或受伤，才能成为伤者。生命、视力、肢体不是他唯一会失去的东西。”（Caputo： 207）他们会“失去一些朋友和以前对战争根源的大部分信念”（Caputo： 215），还会失去他们的天真、纯洁、信念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最后，他们会自问：“像我这么爱国、守法、信教的美国青年，是怎么被送到越南来屠杀无辜平民的？”（Bates， 1996： 235）士兵们意识到，他们是这一切灾难直接的制造者。虽然他们只是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棋子，但毕竟是他们在投下汽油弹，是他们在开枪杀戮越南人，是他们在纵火烧毁他们的家园、毒死他们的庄稼和森林。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他们也在伤害自己。一名士兵说：“我感到最糟糕的是自己的人性和价值观受到质疑，我曾以为自己是道德之士、正义之士的信念受到了挑战。我被剥去了一切伪装，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野蛮人。”（Baker： 215-216）
《肉搏战》里的多齐尔也谈到战争对士兵的改变：
战争对你起作用，直到你成为它的一部分，然后，你开始对战争起作用，而不是它对你起作用。你变得极为卑鄙，不是开玩笑的卑鄙，不是电影里约翰？韦恩式的卑鄙，而是真的卑鄙。你志愿去执行奇怪的任务，那些阴森森的夜袭战，用手榴弹和刀枪把自己全副武装，在路上放枪，仅仅为了听到枪声在耳边嗡嗡地响起，跑到路边的村庄，差点就射中那些越南佬，大笑着把空弹盒扔向乞讨食物的越南孩子。我喜欢到自由射击区，因为我们可以杀任何移动的东西。我想做的就是杀人、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直至片瓦无存。（Heinemann， 1986： 278-279）
在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对美军士兵暴行的揭露比比皆是，并且通常都强调了士兵沉重的内疚和后悔。科尼利厄斯？A？克罗宁在论文“背离的分界线：越战文学里的暴行”中，细致而精辟地分析了美军士兵在越战中失去自控后的暴行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原因，及其与二战士兵暴行的对比。克罗宁认为，二战文学里也不乏对美军士兵残暴杀戮俘虏的描写，但其作者显然希望读者将之看作是战争中发生的不幸、然而常规的事件；而越战作家，如海涅曼、奥布莱恩，则把此类行为视作暴行。其实，越战士兵的这类行为像二战中的一样，也是战争中发生的不幸但却常规的事件。二战士兵的暴行与越战士兵的暴行，不同的不是行为的本质，而是犯下暴行的士兵对此的态度。克罗宁认为，二战士兵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被动的、受战争和社会操纵的棋子，因此，二战的老兵作家习惯于把愤怒发泄到社会上，士兵在战争中的一切罪行都是美国社会一手造成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美国社会的决定。如果二战关注的是集体的邪恶，越战似乎更关注个人的邪恶。越战老兵作家倾向于把战争中所有的过错归咎于个人。克罗宁区分了两个概念：“社会化的战士”和“英雄的战士”。社会化的战士是英雄战士的对立面，他的价值“由杀人的具体行为确定，由更具体的杀人数量确定”，在这里，“对追寻英雄的更大目的让位于培养杀人和生存的训练”（Cronin， 1991b： 214）。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士兵都是社会化的战士。二战士兵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化的战士。而对越战士兵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是社会化的战士这一事实，而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化的战士，“因此，当他卷入某一暴行时，他的反应比行为本身更重要”（Cronin， 1991b： 214）。越战士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雇用的杀手，应为自己的邪恶行为负责。因而他们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的士兵都进行了更多的内省和反思。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美军士兵的暴行表现出显著的内省特点，这与越战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尤其是与越战中美军的轮换制度相关。在美国历次战争中，士兵都是随所在部队一同前往战场，最后随部队返回。但越战中，每名士兵服役仅一年（海军陆战队13个月），期满后，由另一名士兵替换回国。当士兵独自来到一个全新的连队、全新的环境、更全新的战场时，他心中的孤独和疑惑可想而知。他必须先熟悉周围的战友，再熟悉危机四伏的战场。一年后，当他刚刚开始熟悉一切时，又将独自告别刚熟悉的战友。整整一年中，他都似乎是孤身一人，在陌生、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战斗。周围的战友也在不断地变化，有的永远地死去，有的服役期满回国，又有新的不断加入。战友在变化，战场在变化，不变的只有战场上的险恶和他们独自一人作战的孤独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像二战士兵那样完全融入自己所在的部队，将自己视作那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更像是独立的个人，孤独地在打他们一年的仗。因此，他们往往比美国历次战争中的士兵都孤独，也往往会把战场上的暴行和罪恶归咎到自己头上。
同时，二战这样的常规战争往往可以以前线的推进、或是否夺下某一具体的阵地或城市来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二战中的士兵常常会把自己首先看作攻城拔地的英雄斗士，即使在这过程中杀死了敌人，也只是辉煌战役中不可避免的“不幸事件”。而越战作为游击战，判断胜负的重要标准则是“伤亡统计”，即消灭了多少敌人。越战中，杀人越多就是越优秀的士兵，杀人越多会得到越多的奖励。因此，回国后的越战士兵往往会把自己看作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手。同时，越战作为游击战，让美军士兵难以分清敌人与平民，这也使许多士兵都怀疑自己曾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杀害了无辜平民，从而陷入更深的自责。正因为如此，越战文学才呈现出强烈的内省特点。作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描述的事件具有的残暴性，他们希望读者也能意识到这些残暴事件给士兵带来的巨大负面心理影响。越战文学中大量描述老兵回国后生活的作品，也生动展现了老兵对自己战争中所犯暴行的反思，表现他们在黑暗中心的痛苦挣扎。
第四节 两条战线的战争
美国历史学家洛伦？巴里兹指出：越战“是一场有两条战线的战争，一条在越南，另一条在华盛顿”（Baritz： 234）。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置士兵的安危于不顾，制订了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与政策。作为官方代理人的军队各级指挥官也因其腐败和无能，给在越作战的美军士兵造成了伤害。很多美军士兵甚至感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北越士兵，不如说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如果说，士兵们在越南战场意识到自己的怯弱胆小、不能成为传奇的英雄，还只是因为战争原本就不是创造英雄的地方，如果说，他们在越南成为失去自控的杀手、堕入黑暗的中心，还只是因为所有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的泯灭，如果说，美国在越南的失利还只是美军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的话，如果说，士兵在越南战场穿过一条黑暗恐怖的隧道后，若还能感受到政府和军队的关心体贴，他们至少还会感到一丝暖意、感到战争至少还有那么一点意义，那么，美国政府和军队成为士兵最大的敌人，则使士兵对越战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幻想。他们想象的越战土崩瓦解后，遗留下的残砖烂瓦，最终也因士兵对政府和军队的失望而成为齑粉，连重建幻想的可能都不复存在。
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使在战场作战的美军士兵感到既无奈，又愤慨。在前方作战的同时，士兵还要应对来自军队和上级军官的明枪暗箭。军队中的一些人与唯利是图的军火商狼狈为奸，置士兵生死于不顾，购买了大量劣质炮弹。哑炮、坏炮全都是“制造商的错误。那些公司在乎什么？有政府的合同。你可以把一根线染黄，当作金链卖给军队”（Wright： 23）。一些军队内部人员也做起了发财梦。詹姆斯？韦布在《火力场》里描写一名负责后勤的军士克扣军粮。军队每天给每名士兵供应一罐啤酒，一瓶苏打水，他将之克扣下来，卖到黑市，中饱私囊。
华盛顿五角大楼对驻越兵力的分配导致了种种腐败和官僚作风的滋生。据统计，1967年，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兵力只占驻越美军总兵力的14％，与之相对的是二战中占39％，朝鲜战争末期占34％，1963年占29％。1968年美国在越参战兵力最多时的540，000人中，只有80，000人上火线直接作战（Baritz： 302）。大批兵力滞留后方，导致人浮于事，官僚作风也应运而生。一些士兵深切地体会到，“士兵唯一、真正的敌人是后方指挥官无聊枯燥的感觉”（Wright： 96）。因为他们感到无聊时，就会制订各种不切实际的规章制度和作战计划，迫使士兵完成不必要的任务，经受无谓的危险。菲利普？卡托普在《战争的谣言》里生动记叙了美军存在的种种官僚作风。士兵从战场回来，不论他们多么疲惫、多么想躺下去美美地睡一觉，尼尔上尉都会命令他们打扫卫生，为的是让营院一尘不染。有的军官不顾战场上的恶劣条件，仍然要求士兵着装整洁，武器铮亮。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博得上级视察时的一句赞扬。士兵受伤，生命垂危，要求直升机运送伤员时，后方却要求他们先报伤员的姓名、序号等程序上的资料，而不关心是否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运到医院，让他们接受及时的救治。尼尔上尉为了上报更大战绩，规定如多杀越共，可以多得到一份啤酒和喝啤酒的时间。士兵们感叹：“我们已完全失去了一年前崇高的理想主义。我们会为了几罐啤酒和喝啤酒的时间而去杀人。”（Caputo： 311）71
卡普托的上司尼克森上校是个橄榄球迷，他要求卡普托每天清早告知他前一天普尔彩票的结果。一个大雨滂沱之夜，卡普托外出执行任务，早晨没能按时报告上校比赛的结果。上校因而大发雷霆：“你听着，卡普托先生！你清早要首先把这件事做好。清早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谁赢了这周的普尔。”（Caputo： 215）上校显然把橄榄球置于了战事之上。《战争的谣言》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可以说是尼克森上校对四具北越士兵尸体的处理。四名北越士兵被杀，尸体被运回进行登记，以表明美军的战绩。但在登记完后，上校却不让把尸体拉走，而是让士兵列队参观，因为“这里的战斗不多，他想让他们习惯看到血”（Caputo： 173）。就这样，四具尸体在七月正午炎热的太阳下，散发着越来越强烈的气味。参观完毕，尸体终被运走。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上校得到将军要来视察的消息，又立刻派车去追运走的尸体，把已埋下的尸体再次挖出，用水冲洗掉泥土，再供将军参观。参观时，大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流淌的血水。卡普托感叹，四具尸体遭受的噩运“嘲弄了我在高中和大学里听到多明我会和耶稣会牧师讲授的天主教教义，即，人的身体是神灵的圣堂；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要尊重死者”（Caputo： 179）。72 这难以让士兵相信这些受尽磨难的尸体曾是圣灵的圣堂。
一方面是对琐事的关注，一方面则是对士兵生死的漠然置之。一名上校因损失多辆坦克，感到十分恼怒，厉声斥责下级：“我不在乎你的手下会怎样，但我不想再丢掉一辆坦克。”（Baker： 171）对他而言，坦克显然比士兵的生命更重要。损失了坦克，他在上级面前难以报告；损失了士兵，则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在战场应变不力。同样，在奥布莱恩的自传里，一名士兵身负重伤，需及时运到医院救治，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营长正坐着直升机在上空巡逻，指挥战斗。当地面人员请求用他的直升机运送伤员时，他先问降落区是否安全。当感觉有潜在危险时，便拒绝降落，理由是他需要继续在空中指挥战斗。险情过后，他才降落，把已死的士兵运走。后来他居然还因此获得了对他的晋升至关重要的杰出飞行勋章。
军官对士兵生命的漠不关心还表现在机械地执行军队制定的标准操作程序，而不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一次巡逻中，美军的装甲车陷入泥泞，遭到了北越军队的枪击，车上的士兵纷纷跳下来。这时，装甲车开动，机械地按照标准作业程序，试图开出泥泞地，先往后倒几步，再往前开。在倒车的过程中，因士兵陷在泥浆里，躲避不及，压伤几人，压死一人。如此情景让美军士兵感到无比恐慌，很多人纷纷扔掉武器和步话机，自顾逃命。战斗结束后，士兵们在泥浆里摸寻被压死同伴的尸体更是如同经历噩梦一般（O’Brien， 1979： 153）。
军官在战场上部署时从不以人为本，在后方则殚精竭虑，一心只想获取奖章，为自己的晋升铺平道路。格洛丽亚？爱默生在著作《赢者与输者》里，谈到越战期间军队存在的腐败时，指出大量存在高级军官伪造假证人、假证言，以获取奖章的现象。奥布莱恩也尖刻地指出美军颁发奖章时的怪现象：“我们给阵亡的士兵和指甲受伤的士兵同样授予紫心奖章；铜星奖章用于表彰勇气，但通常授给知道如何游说的军官。”（O’Brien， 1979： 178）
士兵们来到越南后还发现，他们的提升与实际能力并没有直接联系。“在一个每个人的档案都几乎相差无几的时代，事业的成功要看许多小事，如声音的高低，微笑时的表情，还有模样。在军队里，你千万要记住这些。”（Wright： 93）能否讨上级的欢心几乎成了晋升的唯一标准。一名上尉曾这样评论营长：“他头脑里总是装着任务，准备以最高的技能去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提升。”（Baritz： 305）《绿色沉思》里的霍利少校在岘港的主要责任就是与将军下棋，并频繁陪将军到日本与其家人度假。果然，他很快荣升为情报大队队长。为了继续博得将军的好感，他还得绞尽脑汁揣摩将军的心思。在作战计划讨论会上，每位军官的首要责任不是谈论自己认为最合理、最科学的作战计划，而是挖空心思去“猜测藏在将军口袋里的那张纸上写着的”的作战计划（Wright： 136）。谁能第一个说出将军的计划，谁就能获得将军的青睐，谁就更有机会获得提升。这样，军官制订的作战计划完全没有从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错误或不完善的作战计划也就必然导致更多士兵的伤亡。难怪一些士兵会说：“我更多的是在与军官作战，而不是与越共。…… 因为我可以尽量避开越共，却必须提妨军官，因为我肯定，他们将使我们送命。”（Santoli： 191）73
华盛顿五角大楼制定的轮换制度不能最有效地发挥士兵的经验，鼓舞士气，在实战中直接造成了更多士兵的伤亡，加深了士兵对军队及其不合理制度的怨恨。人们通常认为经验丰富的士兵在战争中贡献会较大。越战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那里，‘正规军’比那些被迫进入这一事业的业余选手打的仗更少”（Emerson： 255）。职业军人很少到战场的第一线，被驱赶到最前线的通常都是被征入伍的年轻新兵。由于赴越士兵通常只服役一年，因此常常在刚熟悉战场时就被轮换回国。一名士兵感到十分茫然：“在服役的最后阶段，我刚刚知道在丛林里做什么，知道在战斗中该做什么时，就被轮换回国了。如果我刚开始熟悉丛林、真的知道该如何做、而又被轮换回国，这有什么好处？替换我的是个像我当初一样，对战争一无所知的新兵。当他对一切熟悉起来时，也会被另一名新兵换走。难怪我们从来不能在一个地方站住脚。”（Santoli： 36）每年被轮换来的新兵还得像以前的老兵一样用鲜血和生命去积累对他用不了多久的经验。
军官的轮换制度同样导致了更多士兵的伤亡。在《逆火：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到越南，使我们如此作战的历史》一书中，洛伦？巴里兹分析了美国政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虽然总统每四年换一届，但官僚机构的99％的人却仍居原职。总统的命令和部署并不都能得到执行。越战中，虽然美国总统渴望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却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一丝不苟地执行总统的指示。美国军方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它机构的限制，也没能按总统设想的那样作战。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军队似乎并不着急尽快结束越战，军官的轮换比士兵更频繁。越战期间，平均每名军官在部队任职5.6个月。分析发现如果营长的作战经验少于6个月，该营每月会丢掉2.5名士兵的生命；如果营长的作战经验多于6个月，每月则丢掉1.6名士兵（Baritz： 308）。军官的临场指挥紧密关系着士兵的生死存亡，缺乏经验的军官往往会让士兵更多地暴露在危险之中。为此，一些士兵在头盔上写下四个U字母（UUUU），意为“不合格的人领着不情愿的人，为不领情的人做着不必要的事”，以示不满（Baritz： 314）。
美军士兵在越南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战争。如果说，正面北越军队的攻击，士兵们还能设法阻止的话，那么，后方第二条战线的战争不仅让士兵防不胜防，还让他们身心俱疲。在谈到越南战争的教训时，约翰？哈特？伊利认为，整个美国统治阶级要为美国在越南的灾难负责。首先，是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决定卷入战争。其次，存在着“立法上的投降”，即“权力分离、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系统消失了”。第三，他们对美国人民普遍采取了隐瞒、甚至欺骗的手段（Ely： ix）。人们不难发现，越战是“一场白人发动、黑人进行的战争；一场富人发动、穷人进行的战争；一场老人发动、年轻人进行的战争”（Fitzgerald： 422）。洛伦？巴里兹分析发现：“穷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西班牙人，被征兵和送到战场的可能性是富家同龄孩子的两倍。经济地位的差别比种族更多地决定了谁去打仗，谁去送死。当然，有色人种因为更贫穷，他们去打仗和死亡的机会也更大。”（Baritz： 284）在美国，教育仿佛是地位的标志，在芝加哥附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战中，教育程度低的人的死亡机率比教育程度高的人高出三倍。哈佛大学约有五分之四的学生获准延缓服役，而工人阶级的孩子有五分之四被送到战场。黑人士兵被送到第一线作战的人数比例远高于黑人士兵在军队的比例（Bariz： 286）。
可以说，越战是美国强势群体强加给弱势群体的一场战争。年轻人、穷人和不富有的黑人，成为掌权的老人、有发言权的富人和主流的白人的牺牲品。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了战争，让不可能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的人们去作战，他们则坐收渔利。士兵只是战争机器和杀人机器上可以随意、随时替换的零件，是战争中被人操纵、被人随意移动的棋子。从这层意义上说，越战美军士兵真正的敌人不是北越军队，而是美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士兵们可以用枪炮对抗北越军队，却不能用同样的武器对抗美国政府。第一个勇敢报道美莱事件的记者赫西尖锐地指出，美军士兵像越南人一样，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坏人是像麦克乔治？邦迪、像麦克纳马拉、像肯尼迪、像约翰逊这样的人”（D。 Anderson：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