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越战期间在美军士兵广为流行的一本书。“在越南，他们都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即使没有读过约瑟夫？海勒的小说，也没有人会笨得认不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简略本。它意味着疯狂、贪婪、群交、白痴、闹剧和军队。”（Emerson： 216）这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小说“以小说家的或具有独特的远见预示了由越南战争引起的道德厌恶感，甚至绝妙地预示了逃兵逃往中立国瑞典的事件”（莫？迪克斯坦：106-107）。美国批评家莫里斯？迪克斯坦谈到该书成功的原因时指出：“此书之所以在大众中取得成功，是因为六十年代人们普遍厌恶包括军队在内的我们的许多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机构；而我们的领导人对此做出的回答却是强化那些恰恰是首先激起这种厌恶感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欺诈、虚幻和操纵的性质。正如对反战抗议的回答是战争升级，而解决轰炸失败的方法是更多的轰炸一样，人们要求在公开辩论中多讲真话，得到的结果却是更多的舆论控制和更大的谎言。约翰逊政府顽固不化地坚持颠倒黑白，说战争升级实际上是寻求和平，并且胜利在望。”（莫？迪克斯坦：117）正是由于《第二十二条军规》深刻地披露了美国军队近乎疯狂的制度对士兵的无情压制，而这种压制和疯狂在越战期间得到了最深入、最淋漓尽致的发挥，小说才成为60年代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军队制度的“疯狂产生了一种自卫性的反疯狂，一种集体求生的心理”（莫？迪克斯坦：114）。被压制的士兵不堪忍受军队疯狂、荒谬、虚伪和独裁的制度时，总会以各种疯狂的方式进行反抗，为自己挣得一小片生存的空间。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然而，或应该说因此，这种反抗在权力问题上从来没有处于局外位置。是否可以这样说，人们始终处于权力‘之内’，‘逃避’它是不可能的，权力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外界，因为无论如何人们必须遵循法律 …… 权力关系的存在取决于各方的反抗力 …… 根据定义，（反抗）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一个反应或反响，只形成权力这一基本统治的侧面，而这侧面终究是被动的，注定要不断地被击败。……它们在权力的所有关系中是独特的，它们是权力不可缺少的对立面。（米·福柯，1999c：83）
越战期间，美军士兵的反抗同样无处不在。士兵的反抗不仅是无奈中的被动之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形成冲击，迫使权力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妥协。
越战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还在进行之际，就遭到了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这在美国战争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国内的反战呼声自然也冲击着即将奔赴越南、正在越南、已从越南返回的士兵。越战士兵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的士兵都对战争进行了更多的思考，表示了犹豫、怀疑和反对。从第一批美军士兵到达越南之时起，反抗就是越南战争的一个永恒主题。尤其是在越南经历了噩梦般的战争，在黑暗的中心艰难行走，却迟迟不能见到政府和军队屡屡许诺的“隧道尽头的光明”时，美军士兵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美国政府和军队的不满和抗议。这些经历了战争和幻灭的士兵，用自己的故事和行动告诉人们，以前人们认识的越战与现实的越战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所有的反抗都向美国政府和军队表达了士兵对战争的厌恶，对政府和军队的失望。士兵们希望通过反抗来解构美国政府和军队一手制造出来的想象的越战，让美国读者看到战争的残酷、美国政府和军队的虚伪和无能，向人们呈现一场更为真实、更为客观的越战。通过反抗，士兵们还告诉人们，他们并不乐意做美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和勇士，他们在越南苟且偷生，梦想的只是逃离罪恶的深渊。
第一节 奇特的防御策略
一、开玩笑
战争压抑而灰暗，越南战争尤其如此。在压抑、紧张、危险而又单调的战斗中，士兵们需要用各种方式调剂生活。开玩笑、讲笑话是他们的一个选择。不少越战文学评论家都认识到开玩笑对美军士兵的重要作用。马克？贝克认为：“迟疑不决的笑是一种自卫，是试图虚弱地假装与邪恶保持距离的方法。如果致命的滑稽剧可以只在漫画中出现，那么人们可以更久地拒绝承认存在不人道的阴影，个人的痛苦也可以埋藏得更深一点。”（Baker： 188）笑可以让士兵暂时拒绝直面邪恶和死亡，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并不结实的壳里，暂时忘记外界的血雨腥风。
玩笑是士兵在越战的绝望中面对死亡惨淡的笑，是他们试图保护自己不被邪恶吞噬、不被死亡淹没的一个策略。一名士兵在接受马克？贝克的采访时说：“你发现对着死亡笑，是笑你活下来了。你面对了死亡、对付了它、战胜了它。突然，这只是个笑话。”（Baker： 89）之所以是个笑话，是因为这其中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欢欣喜悦之处。它只是士兵面对死神时发出的黑色的笑。笑话只是无奈之中的唯一选择。士兵们讲的笑话并不都新奇幽默，常常只是陈词滥调的老笑话，但说者与听者似乎都会心领神会地捧腹大笑。这时的笑话与其说是为了幽默和取乐，毋宁说是为了缓解士兵的紧张情绪，掩饰他们内心的恐惧。所以，士兵在面对每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难以预测的危险时，常抱着玩笑的态度。一名士兵说：“我是那种爱开玩笑的人，只要我们抓住了一个狙击手，就会把头盔挑在步枪上。会做任何事来打破生活的单调。”（Baker： 92）
在谈到自己的越南经历时，奥布莱恩说：“这就是我们谈论它们（地雷）的方式：怪异地大笑，或轻率地咯咯笑。这很滑稽，很荒谬。”（O’Brien， 1979： 129）这些怪异、滑稽、荒谬的笑显示了士兵内心深处的恐惧。他们在越南土地上的每一步都有可能踩上地雷，这种恐惧比与敌人正面交火更可怕。笑声能缓解他们的恐惧，但恐惧的笑声却只能是怪异的、滑稽的、荒谬的，因为笑声也难免会流露出他们的胆战心惊。他们对恐惧都讳莫如深，不能直接谈论，因为恐惧在越南、在战场是一种忌讳。然而，恐惧又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他们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谈论它，这就是笑话，因为“恐惧也是禁忌。它当然可以被提到，但提到时一定要耸耸肩，咧嘴笑一笑，并表现出放弃。这样才能显示出勇气。我们不能直视恐惧和死亡，至少，在战场上不能”（O’Brien， 1979： 141-142）。当威胁太直接、太普遍时，直接谈论恐惧只会导致士兵陷入更深的恐惧。
在小说《追寻卡西艾托》里，士兵毕利？波尔在上战场的第一天，就因恐惧而心脏病发作死去。这一事件给了同为新兵的伯林巨大的冲击。伯林知道其实自己同毕利？波尔一样害怕战争、害怕死亡，他也有可能像毕利？波尔一样被吓死。为了掩饰内心深处巨大的恐惧，他只能像其他士兵一样开毕利？波尔的玩笑。这样，“别人开毕利？波尔的玩笑时，他会笑笑，他不会再害怕”（O’Brien， 1978： 211）。“他们开毕利？波尔的玩笑时，他会笑笑，好象那很好玩。”（O’Brien， 1978： 212）正是因为内心极度的恐惧，在一次夜晚行军时，伯林在想到毕利？波尔的死时，才会反常地咯咯笑个不停。同样，在《林中湖》里，有的士兵在战场上目睹到太多的尸体，像“个无助的孩子，笑得停不下来”（O’Brien， 1994： 214）。显然，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在玩笑之间，士兵们学会了装得更坦然、更勇敢地接受他们不愿接受、面对他们不愿面对、可每日又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死亡。
士兵们的这种伪装有时的确能暂时缓解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和恐惧，暂时忘却战争、忘却死亡。菲利普？卡普托曾说，一个士兵“连珠炮似的笑话让我们大笑，使我们不去想我们要到哪里去。也许，他也在试图让自己不要去想”（Caputo： 247）。在“越南与约翰？温思罗普的社区观”一文里，欧文？W？吉尔曼曾指出玩笑对越战士兵的功能：“为了面对死亡和随之而来的焦虑，越战士兵只有开玩笑这个防御机制。在战争中，开玩笑提供了一种维持生命的系统，分享玩笑则组成了一个孤注一掷的社团。然而，开玩笑引起的却是黑色的笑声，不确定的笑声 —— 意在把死亡排斥在外的笑声。”（Gilman， 1991： 136-137）这黑色的笑声是士兵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也是对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反抗。虽然士兵通过黑色的笑声表达了自己对政府和军队的不满，但笑声中，“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掩盖着它自己的多愁善感，因而是悲观失望的感伤主义者的明显特征”（莫？迪克斯坦：100）。笑得最开心的人，是最悲观的人；笑得最灿烂的人，是最恐惧的人。这种黑色的笑在加斯塔夫？哈斯福德的《短刑犯》里表现得最为深刻。
在小说《短刑犯》里，叙述者绰号为“笑客”（Joker），即爱开玩笑的人。他爱讲笑话，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冷静地面对战争、面对死亡。他喜欢另一名叫作牛仔的士兵，因为他总是能理解他的笑话，认为牛仔“有一种幽默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无价之宝”（Hasford： 10）。人不能总是高度紧张，总需要放松，否则最后都会像奥布莱恩笔下的毕利？波尔一样被吓死。而讲笑话就是战场上难得的放松时刻。正是因为牛仔理解“笑客”，理解他讲笑话是为了放松，而不是幽默，所以他们才成为最好的好朋友，形成了特殊的默契。
然而，随着战争的恶化，士兵们的笑声变得越来越沉重，正如菲利普？K？杰森在《行为与阴影：美国文学文化中的越南战争》一书里所指出：“随着小说的进展，笑客的幽默感变得越来越怪异，是对着绝望阴沉的笑。”（Jason， 2000： 20）评论家托玛斯？迈尔斯在《排头兵：关于越南的美国叙事文学》里认为，“理解哈斯福德作品的关键，是认识到对他和他的叙述者来说，士兵社会里的笑话是一种保护措施，旨在保护陷入困境、被勉力支撑的一种历史姿态，但在小说的最后，它最终在人性的感情和脆弱面前彻底崩溃”（Myers， 1988： 117）。在《短刑犯》的最后，牛仔身负重伤，躺在离美军士兵不远处不能动弹，成为北越狙击手引诱美军士兵前去送死的诱饵。“笑客”为了全班士兵的生命，不得不亲手举枪击毙他最好的朋友。临死前，牛仔大叫：“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你，笑客。我从来不觉得你有趣。”（Hasford： 178，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牛仔在临死前打破了他和“笑客”一直心照不宣的默契 —— 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笑话只是绝望之人的强颜欢笑 ——，因为他知道所有伪装的勇敢在死神面前都不起作用。此刻，“笑客”看着子弹射入他最好朋友的体内：“砰。我往下看了看短短的金属管，看到我的子弹进了牛仔的左眼。我的子弹穿过他的眼窝，进入充满液体的眼穴，穿过膈膜、神经、血管、肌肉组织，穿过有三磅灰色、黄油般松软的高蛋白肉的毛细血管，那里脑细胞像宝石在闹钟里一样排列着，托着一个成年男性人类的每一个想法、回忆和梦想。”（Hasford： 178：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此时，看似冷峻的“笑客”比其他任何士兵都更难过。他和牛仔曾用于防御的开玩笑策略被彻底瓦解，留给他的只是永远的梦魇。子弹穿过了牛仔的脑部，却将永远地停留在“笑客”的脑海里，直到他把它带到坟墓，带着它走向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的牛仔。
当开玩笑这一道防线被击破后，士兵们就只能带着恐怖的沉默注视着死亡，看着死亡的阴影越来越大，直到把他们完全笼罩，完全吞噬。
二、巫术与宗教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美军士兵对死亡的忌讳还表现在他们谈论死亡时的用词上。他们不愿谈论死亡，是因为“谈论死亡会带来坏运气，会让本身自然会实现的预言最终实现。死亡是禁忌，因此‘被杀’被说成是‘被废了’”（O’Brien， 1979： 141）。菲利普？D？贝德勒在越战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美国文学与越战经历》一书中，总结了越战士兵对死亡的各种称呼：“人们不是死去，而是被‘被敲’（dinged）、‘被灌’（waxed）、‘被废’（wasted）、‘被干掉’（zapped）、‘断气snuffed’、‘被射’（greased）、‘被麻翻’（lit up）、‘被打飞’（blown away）。”（Beidler， 1982： 6）避而不谈“死”（die），也是士兵们试图把死亡拒之门外的徒劳之举。
在越南，美军士兵多用绰号称呼对方。“你不直接称呼那人的名字 —— 他只是小孩，或水牛，或灰狼好友，或吠狗好友，或巴尼好友，或者，如果那家伙冷淡而讨厌，他就只是史密斯，或琼斯，或罗得里格斯。”（O’Brien， 1979： 84）同样，在《短刑犯》里，出现在越南战场上的几乎所有士兵都没有真实姓名，叙述者“笑客”全以绰号称呼战友：牛仔、椽木人（Rafter Man）、野兽之母（Animal Mother）、艾丽丝（指一强壮黑人）、辣椒小贩、代托纳之鸽、疯狂伯爵。爱讲笑话的“笑客”（Joker）也一直没有透露他本人的真实姓名。《火力场》里的情况也一样，士兵们分别被称作蛇人（Snake）、参议员（Senator）、炮弹（Cannonball）、假冒者（Phony）、装袋工（Bagger）、野人（Wild Man）等等。甚至连队里每来一名新兵时，蛇人斯内克就想着要给他取个恰当的绰号。在死亡成为禁忌的时候，人们总是用各种奇特的方式来自我保护。有时，这些方式可以是巫术，也可以是迷信，还可以是宗教。著名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在巨作《金枝》中，提出的“交感巫术”包含了一种“接触律”，指的是一个人能通过某个具体或抽象的物体来对另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那人接触过该物体，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在原始部落中，人的姓名被看作一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民族忌讳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担心他人施加巫术和魔力，加害名字的主人。美军士兵大量使用绰号，似乎是在潜意识中希望通过这种原始的习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许多文化特质和习俗都具有心理功能、特别是减少恐惧和焦虑的功能。…… 巫术的功能就在于保障人们可以控制未知的或危险的力量和环境，并赋予人们自信心，采取更有实效的行动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罗？墨菲：56-57）当人们绝望，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时，他们往往会求助于巫术与迷信。在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始部落里，人们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仪式：庆典（圣礼）与巫术，“前者是表达享受和谐之快乐的仪式，后者则试图对异己力量加以利用，或至少保护自己不受其敌意的侵害”（菲？惠尔赖特：25）。美军士兵对绰号的执著显然是把绰号当作保护自己的巫术。这种简单的巫术仪式让他们感到暂时躲开了危险和死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士兵们的焦虑。巫术给士兵一种心理暗示，他们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的保护，从而使他们在面对危险和死亡时，具有更大的信心。
士兵除了大量使用绰号这一颇具巫术特色的方式外，还“戴上会带来幸运的各种饰物：珠子、项链、纪念品、象征物、戒子、写上女朋友名字的战地小帽、戴得像束发带一般的围巾”（Emerson： 194）。很多人还会出于迷信不吃某种食物，因为他们相信若食用了那种食物，当天战场上就会有人阵亡。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士兵在越南如履薄冰的心情。
原始部落的巫术发展到西方文明社会就演变成了宗教。与用巫术保护自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士兵在死亡边缘对宗教的笃信。不少士兵把《圣经》放在怀里，希望上帝能通过《圣经》的存在保佑他们。尤其是如果《圣经》偶然挡住了射往士兵胸口的子弹，士兵们对《圣经》就更加迷信。在战场处于完全无助的状态下，一些早已疏远教堂的士兵也会开始祷告。《第13个山谷》里的新兵切里尼“在来到边远的战场前，已多年不曾祷告过。现在他使劲地祈祷，努力回忆起孩提时代的每一段祷词，默默地口诵出来”（Del Vecchio： 302）。的确，“在单兵坑里，谁都不是无神论者，你也会祈祷”（Hasford： 65）。战争让士兵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万分无助时，只能向上帝祈求。然而，他们会很快发现上帝并不能保佑他们，不能给他们平安与和平。无论士兵们如何祈祷，炮弹都会无情地扔下，地雷都会照样响起，士兵们都生活在恐怖的深渊、黑暗的中心。恰如一名士兵所言：“你可以把心献给基督，但你的屁股属于军队。”（Hasford： 19）无论你如何虔诚地相信上帝会拯救你、保佑你，哪怕是把灵魂供奉给上帝，但美国政府和军队掌管着你的身体，它们可以随时夺取你的生命。
三、白日梦
在大量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想象与白日梦是士兵在战场上抵御恐惧感的另一种方法。在每日的血腥成为单调的节奏后，士兵努力想象一些与战争无关的事，想象回国后的事，以转移目前的注意力：“我们想象轮换回国后要做的事，想象在高中初识女人前愚蠢的欢呼雀跃，想象着饥渴，想象在香港和澳大利亚的休假，想象我们如何连喝可口可乐都上了瘾，想象在汽车电影院里看玛丽？琼罗？顿科罗奇演的电影时，从牙缝里把爆玉米的壳吐出来，想象因没写信而必须捏造的借口，尤其想象我们每个人日历上距离回家的日子。”（Hasford： 151）士兵之所以沉湎于想象，是因为“我们想着不那么重要的事，就不会想到恐惧，不会想到因受伤而带来的恐惧，不会想到在意料之外到来的杀伤性地雷或狙击手的子弹，不会想到孤独，从长远来看，这更危险，有时还更伤人。我们把思想锁定到昨天，因为痛苦和孤独在那里已被审查过，或把思想置于明天，因为在明天，痛苦和孤独都被轻松地删除，更多的是，我们把思想集中到脚上，双脚也有了它们自己的生活和思想”（Hasford： 151-152）。他们可以想象一切，但唯独逃避思考战争的核心，避免提醒自己已处于黑暗的中心，否则来自黑暗中心的巨大压力将把他们压垮。
通过白日梦，士兵们既能暂时忘却身处的战场，还能学会在现实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白日梦是处于睡眠与清醒中间的一个精神状态。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梦的精神分析》里曾指出：“我们在醒觉状态中，思想及感觉主要是对挑战产生反应 —— 控制我们的环境，改变环境，防护自己以免遭它的伤害的作用。醒觉的人的任务就是求生存，它受支配现实的法则所控制。这就是说他的思想属于时间和空间的逻辑法则。”（弗洛姆：18）而在睡眠状态，人们“自由自在，比醒觉时刻更自由。我们不必再承受工作的重担，不必再实施攻击或防卫活动，不必再注意和控制现实。我们不必再注意外在世界，只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孤高地只思考自己”（弗洛姆：19）。处于两种状态之间的白日梦既有人们在睡眠状态中自由思考、关注内心世界的特点，也有在清醒状态中保护自己、求得生存的特点。因此，做白日梦的士兵常常既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又在胡思乱想中思忖如何在现实中更好地生存。蒂姆？奥布莱恩笔下的士兵伯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追寻卡西艾托》是对伯林白日梦的记录。他一边凌乱地回忆战争的经历，一边在想象中追捕逃兵卡西艾托。整部小说中，他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白日梦状态，并常常把过去的经历与白日梦中的想象融合起来。他对追寻卡西艾托的想象虽然奇特怪异，但却根植于过去的经历中。如他最奇特的想象是全班人员掉进一个又深又黑的洞。这显然是源自于他们搜查地道的经历。过去的经历流动到将来，并影响着伯林对将来的想象。他对将来的建构实则基于对现实的思考，进而影响到他在现实中的选择。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指出，“想象中追寻卡西艾托的旅程不仅是一种精神逃离战争的方法，……也是一种自问的方法，‘我应该仿效卡西艾托吗？我应该跟他离开丛林到巴黎吗？我这样能保持自尊吗？’”（Schroeder： 138）因此，小说的中心主题是“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处理周围的事，不仅在心理上，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和道德意义上的思考”（Schroeder： 139）。
通过白日梦的想象，伯林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白日梦中，他意识到，如果逃跑旨在求得内心的安宁和快乐的话，那么，即使到了巴黎，他也不可能获得这种快乐和宁静。因为尽管他也渴望离开战场，去追寻宁静的生活，但最后却发现自己无法承受因背叛社会而可能面临的孤立境地，发现自己无法摆脱现实和社会的约束。正是伯林看似荒谬的白日梦，帮助他认清现实中的自己，知道自己永不可能像卡西艾托那样逃离战场。伯林对过去混乱记忆的整理帮助他更勇敢、更理性地面对残酷的过去。对将来的想象一方面有助于他归整过去的记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现实中做出抉择。
士兵通过白日梦，暂时逃离了现实的残酷，神游于精神的家园。有的士兵通过白日梦，学会了在现实中如何更好地面对现实。然而，无论士兵们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战争的幽灵吞噬，所有这些奇特的防御策略、防御机制，在战争残酷到极点时，都失去了作用。最终，士兵们只能把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公开表达出来。
第二节 头盔上的抗议
越战的种种残酷和血腥让美军士兵震惊、恶心、绝望。他们把对战争的疑虑和失望的情绪写在头盔和衣服上，形成了越战中一种特殊的头盔文学。76 在众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头盔文学在美军士兵中广为流行。士兵的头盔和衣服是越南天然的公告牌，上面有“女朋友的名字、卡通、图画、家乡、和平标志、花朵、每天划去的日历、任何可以想到的口号和脏话”（Huggett： 356）。美军士兵写在头盔和衣服上的话语表达了他们的复杂心态，大致可分为四类。一、脏话；二、面对死亡的态度；三、士兵对自己的邪恶和战争的残酷的嘲讽；四、美好的愿望。
美军士兵不绝于耳的脏话，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失望。不仅士兵的头盔和衣服上满是脏话，整个战争文学、尤其是越战文学，也充斥着各种脏话。尤其是那些对士兵语言作生动描述的作品，更是脏话不绝于耳。士兵们成天把“该死”（damn）、“狗屎”（shit）、“操”（fuck）、“靠”（suck）等被莱昂内尔？特里林称为“四字母词”的脏话挂在嘴边。这些脏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论文“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中，程巍谈到脏话“fuck”一词时认为，这种脏话“是‘非语言’，不指向具体意义，或者说它的意义正是没有意义，是废话。这个独立使用的语气词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有时甚至不起强化语气的功能，纯粹成了一种身体快感”（程巍：46）。这些在话语里反复出现的“废话”，是因为在战争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士兵已不能用普通的、正常的语言来描述感受。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中，似乎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表达都已枯竭。是战争导致了语言的枯竭。士兵似乎是在通过不断重复相同的、没有意义的词汇来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态度：越战就像这些随处可见、没有意义的脏话一样没有意义。
除了动词的“fuck”，越战叙事文学中大量出现对该词的变异用法，如“fucking”、“motherfucker”、“motherfucking”，使它由动词转化成“名词化的语气词，丧失了与现实的指涉关系或意义。动词的名词化是日后的一种语言趋势，它体现了语言的物化或零散化，即总体性的瓦解，也体现了行动意志或能动性的衰落”（程巍：47）。这些新造的词语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表现了士兵对传统语言的失望，因为他们发现传统的语言不能表达自己对越战的失望和憎恶，只有通过新造词语，解构传统语言，才能表达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正统文化的抗议。同时，通常认为只有下层社会才说脏话，而代表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和正统文化的中产阶级是不会满口脏话的。在越南的美军士兵，因为被送到遥远的越南打一场缺乏道德支持的战争，常常感觉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欺骗，沦落成为“边缘人”。当他们在战场上因恐惧而瑟瑟发抖、因杀人而噩梦不断时，国内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活动，把他们斥为“杀孩子的人”。士兵们感到无比惶惑，不知怎么做才能得到国内同胞的肯定。惶惑之余，他们只能把不满和愤慨通过为中产阶级所不齿的脏话表达出来。
60年代正值美国反文化运动掀起高潮，年轻人渴望用任何方式表示对社会和传统的反叛。他们从说脏话中找到了叛逆的快感，找到了表露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不满的方式。小说《在乡间》里，一名越战老兵的遗腹女在追寻父亲的故事时，产生了说脏话的强烈冲动：“实际上，在今年夏天以前，山姆从来不骂人。但现在，她想放任一下。她内心有太多的邪恶和坏的东西，说句脏话感觉真好，哪怕只是不出声地说。”（Mason： 8）在《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里，莫里斯？迪克斯坦指出：“在六十年代年轻造反者的‘脏’话、丑态百出的性活动以及个人标新立异的种种现象中，我们也能辨认出同样的戏剧效果，同样的意味深长的嘲讽。是的，那是一种自我表现，但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再次证明，个人的事务是有政治内容的。”（莫？迪克斯坦：267，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美军士兵把这些脏话醒目地写在头盔和衣服上，就是想无声地把他们对战争、对社会、对美国文化的失望之情向世人表述。他们想通过这种含蓄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他们为在毫无意义的越战中作战感到心灰意冷；他们为自己被美国主流文化抛弃、孤立而感到不满；他们想用这些脏话嘲讽以温文尔雅、高雅不俗自诩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的整个政治环境。
战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它随时都可能夺去士兵的生命。美军士兵同样把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写在了头盔上。“别开枪 —— 我就要回家了”；“别打我”；“易碎品：小心轻放”等标语表达了士兵对生的渴望。这些标语与其说是对敌人的请求，不如说是对上帝的祷告。既然敌人的子弹不长眼睛，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上帝的眷顾。活着是士兵唯一的目标和动力。他们为还能感受到生命而暗自庆幸：“这一天真棒。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没有受伤，很快就能回国。对，我在一个混蛋世界里，但我还活着。我不怕。”（Hasford： 77）活着成了最大的真理，以前崇高的理想早已不复存在。在北越士兵神出鬼没地袭击时，他们根本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和生命。他们希望头盔上的话语能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度过艰险的战斗岁月。
与希望得到保佑的祷词相对的，是表达无惧死亡的口号：“如果你不怕死，你就永远不会”。或者嘲弄死亡的口号：“如果你能看清这句话，你就他妈的离死不远了”；“如果我死了，把我头朝下埋葬，这样全世界都可以亲我的屁股”。当无法控制死亡时，他们只能用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抵御死神。
美军士兵还通过头盔嘲讽了自己的邪恶和战争的残酷。为了在战场上生存，士兵不得不去杀人。然而，杀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愉悦和快乐，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就是邪恶的化身，因此利用头盔标语进行自嘲：“虽然我在死亡之谷里穿行，但我不怕邪恶，因为我就是邪恶。”或者是，“虽然我穿过死亡阴影之谷，但我不怕邪恶，因为我就是山谷里最卑鄙的混蛋。”通过对《圣经》的戏仿，士兵在嘲讽自己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上帝的失望。他们没有试图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因为战争完全打乱了正义与道德的概念。面对死神和战场上的残酷，他们必须比死亡更可怕、比残酷更残酷。这看似玩世不恭的话，实际上表达了士兵深深的无奈和激烈的内心冲突：在没有上帝眷顾的日子里，他们想活着走出战场，付出的代价必定是天真、善良和正义。
在嘲讽自己的同时，一些士兵还深刻地嘲讽了伪善的美国文化：“我们不是美国的儿子 —— 我们意在割取敌人首级”。这不仅是对自己残忍的认识，更是在谴责伪善的美国文化。最初到美国的白人是为了宗教的自由，基督教也成为美国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基督教教义教育人们要爱自己的邻居，被人打了右脸时，要把你的左脸伸过去；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要求年轻人去杀越南人。诸如“爱你的邻居 —— 杀越南人”、“为耶稣杀越共”等头盔标语反映了很多年轻士兵的极度茫然：他们究竟应该按基督教教义去爱越南人，还是按战争和军队的游戏规则去杀越南人。他们感叹自己生来不是为了去爱人，而是为了去杀人。“生来为杀人”；“生来为掀起灾难 —— 问问妈”等头盔上的标语，无情讽刺了以文明人自居的美国人。美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文明、更进化，他们一面斥责别的民族是嗜血成性、杀人无度的野蛮人，一面却把自己的年轻人训练成杀手，以解放者、拯救者的姿态，去杀戮遥远国度的人民。对美军用武力赢得所谓和平的企图，士兵们更是在头盔上讥讽这是“通过火力优势取得和平”。一名美国军官就曾义正辞严地声称：“为了拯救槟椥，我们必须先毁了它。”（Archer： 47）退休的空军将军柯蒂斯？勒梅在作为华莱士的竞选伙伴时也表示，他结束越战的计划是“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Archer： 67）。在《短刑犯》里，叙述者“笑客”不无讽刺地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彻底解放了顺化，把它夷为了平地。”（Hasford： 122）士兵们无情嘲笑美国政府和军队冠冕堂皇之辞的同时，也指出美军在自由和平的幌子下，给越南人带去了深重的灾难。士兵们通过这些写在头盔上的标语表达了他们对美国政府和军队、美国文化的谴责和抗议，解构了人们对越战抱以的美好幻想。
美军士兵还把美好的愿望写在头盔上。每日与炮弹同行、与死亡亲吻的士兵，对战争感到极为厌倦，也早已失去对战争的任何幻想。他们向往和平、渴望真爱。因此一些士兵在头盔上写道：“和平、和平、和平”、“爱、爱、爱”。三个叠词让人感受到士兵渴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的强烈愿望。
很多士兵在头盔上写上家乡的名字。“家。在说这个神奇的词时，大家都带着极大的敬意：人人都回家，我要回家，回到另一个世界。”（Heinemann， 1986： 277）然而，在越南，很多士兵却“不再知道家在哪里”（Heinemann， 1986： 172），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背离了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和期望。他们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真纯洁的孩子，而是沾满了鲜血、代表着邪恶的老兵。《肉搏战》中，多齐尔因战争变得残暴而邪恶，临回国前，他无奈地感叹：“我再也回不了家。我只是想看它一眼。我发誓，我不会说什么，我只是想再看它一次，想闻它一下，轻轻地摸它一下，把耳朵放在上面，听它轻轻拍打的声音。”（Heinemann， 1986： 279）他们只能靠读信来感受家里的气息，所以，“读信的时光总是既美好又难受，你反复读了二遍、三遍或四遍后，感到的满是孤独，激动和梦幻般的眩晕”（Heinemann， 1986： 132）。他们把家乡写在头盔上，也是为了让家乡的美好提醒自己，不要走得离家太远。即使这样，多齐尔在快回家时却感到：“我没有离家更近，只是更远。一张张脸都模糊了。…… 所有那些熟悉的东西，厨房的味道，老朋友简单的话语，我都够不着。”（Heinemann， 1986： 280）《短刑犯》里的士兵也发现“家不会再在那里，我们也不会再在那里。战争会寄居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像一个黑色的螃蟹”（Hasford： 176）。战争使他们彻底成了流浪者，他们徘徊在家的周围，却再也无法进去。
在越南，士兵最大的愿望当然是尽快地安全回国。所以，头盔上印得最多的是一个被称为“短刑犯”（short-timer）的日历。日历上有365天，标志着士兵们要在越南度过的每一天。每过一天，士兵们便会在头盔上的日历上划去一天。随着日历上的日子一天天减少，他们距离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小说《短刑犯》里的牛仔，说他“做的就是数日子，数他的日子”（Hasford： 95）。这种“短刑犯”的日历当然最强烈地表达了士兵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有意思的是，士兵在划去日历时，不是从1划到365，而是反过来，从365划到1.这样，日历就能清楚直观地显示，他们还要在越南呆多少天才能回家。唐纳德？林格纳达指出：“这是一个试图抹去完全异化的现实的过程。因此，越南的经历是一个渐渐减少的长度，不是体积，不是年代，也不是持续期间。这是一场时间与不祥的空间之间一场伤脑筋的战斗。隐喻地说，士兵们就是每日数着自己刑期还剩下多少天的犯人，或者更糟糕的是，祈祷着能延缓死刑的执行。”（Ringnalda， 1988： 31）哈斯福德的小说《短刑犯》的题目也因此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指美军士兵在越南的特殊日历，也暗指士兵如同日夜盼望着刑满释放的囚犯。每个人都精确地算着自己回家的日子，算着他们还有多少天才能离开越南这个绿色的大监狱，回到国内。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越战叙事文学中，士兵都会特别关注这个小小的“短刑犯”日历的原因。读者会经常听到士兵兴奋地对其他士兵说：“我就快回家了。”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士兵渴望离开越南这个监狱的急切心理。
美军士兵通过独特的头盔文学反映了他们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些戴在头上的移动标语是士兵们对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抗议，抗议美国政府和军队无端把他们送到越南战场做杀人机器；抗议曾被美国政府和军队描述得天花乱坠的越战，原来是一场泯灭人性、给美军士兵带来噩梦、给越南人带去灾难的战争；抗议美国文化伪善地鼓吹博爱自由，却又剥夺了美军士兵爱的能力和越南人根据自己民族的意志自由选择政府的权利。如果说这些戴在头盔上的抗议还是含蓄而温和的抗议，美军士兵们还有更激烈的抗议方式，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政府与军队的不满。
第三节 绝望中的消沉
士兵们对战争感到麻木时，希望能完全忘记战争。然而，仅靠讲笑话、做白日梦，并不能让他们摆脱战争的噩梦。很多士兵在绝望之中选择了一条自我沉沦之路，不仅沉湎于酗酒和滥交中，让酒精麻痹神经，让妓女麻痹肉体，还染上了毒瘾，希望让毒品来麻醉自己的心灵。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士兵只能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对战争的抗议。越战期间，美军的吸毒现象极为普遍。小说《在乡间》里的一名士兵坦言：“1969年后，全军都因吸毒而晕沉沉的。”（Mason： 78）197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29％的驻越美国军人吸毒。26％的人回国后继续吸毒（D。 Anderson： 216）。斯坦利·卡诺在其记录越战历史的巨著《越南：一部历史》中也谈到，据美军驻西贡指挥部的调查，1970年，约有6.5万名士兵吸毒。士兵们发现越南到处都有人卖毒品，大麻、可卡因、海洛因，无所不有。甚至军营里也有人公开兜售。十美元就能买烟头大小的一瓶纯海洛因。液体鸦片、苯丙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等迷幻药更是随处可买。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几乎所有人，包括军官，都在吸毒。一些士兵甚至在头盔上写上“上校抽大麻”、“爱被麻醉了”等字样。
在越战叙事作品里，毒品具有突出的地位。评论家威廉姆？博伊德认为：“在越战的象征里，毒品与B-52轰炸机、汽油弹、自由开火区和越共占据了同样重大的地位。”（Boyd： 468）为什么在越战和越战叙事作品里吸毒现象如此普遍？士兵为何沉湎于吸毒？官方的研究认为，吸毒与士兵的“无聊、孤单、焦虑和挫折”感有关（Karnow， 1997： 646）。士兵们在身体疲惫时，想抽烟；郁闷孤独时，想抽烟；情绪紧张时，想抽烟；在把尸体装进运尸袋里，感到恶心时，想抽烟；得知昔日的好友阵亡时，更想去抽几口烟，因为烟是他们在越南的慰藉。吸毒更是士兵逃避噩梦的办法，他们在绝望中只能麻醉自己。一名士兵杀害了一整个越南家庭：父亲、母亲、三个孩子、奶奶、叔叔、婶婶。“他把每个人都杀了。他说两年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只好吸毒。”（Mason： 171）“在那边，几乎所有人都吸毒，因为孩子们来到战场，然后被手榴弹炸飞，没有人看了后能承受得住。”（Emerson： 91）于是，他们只能靠吸毒，靠麻醉自己来忘却杀戮、忘却死亡，忘却丑陋的现实。
毒品会让人产生美妙的幻觉，把他们带到天堂，忘却身处的越南。在拉里·海涅曼的《肉搏战》里，老兵克罗斯向新兵多齐尔传授吸毒的感觉：“这是东方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快乐。它能让矮个子看过篱笆，让高个子看到云里，让胖子爬过纱门。它能让梦遗更美，让噩梦消逝。它能治愈心痛、眼疾和丛林里的皮肤病，以及其它乱七八糟的病 …… 毒品是我的小伙伴。”（Heinemann， 1986： 17）士兵们这样描绘毒品：“可卡因是在越南的休整假期，是头脑的蜜月。”（Wright： 125）大麻则有无与伦比的效果，“可以提高人的容忍度，在人身上似乎制造出空调一样的好效果 —— 他不能确定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机能作用 —— 但有时他感到飘飘欲仙时，光本身会散落成无数的微粒，像沙子散落时闪烁的光芒。世界像刚劈开的岩石一样闪闪发光”（Wright： 210）。在抽大麻时，士兵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与亲人重逢，幻想成桌的美味佳肴，幻想性爱。大麻似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越南变得更易承受。吸毒可以麻痹人的神经，让士兵们进入一个迷幻的世界，忘却眼前的战争，忘却生命可能随时消逝的残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精神的正常。
毒品除了让战争变得更易承受，似乎还有驱魔的奇特作用。一名南越军官告诉不愿抽大麻的克莱普尔，不抽大麻烟是错误的，因为越南有太多早逝的战争冤魂，他们没有家园，流离失所。这些鬼魂会想进入美军士兵的大脑里，在那里安家。而抽大麻能驱走鬼魂，所以美国兵应该“不停地抽烟，否则最糟的麻烦会来找你”（Wright： 233）。
吸毒还能加深士兵之间的友谊。新兵们初来乍到时，老兵会递给他们一支大麻，“大麻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很快，小屋里充满了漂动的烟雾，烟卷被打开、点燃、吸入的气味非常清晰”（Wright： 28）。烟卷像是联接友谊的手，把这些原本陌生的士兵连在一起。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原本素不相识的士兵会结成紧密的联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抵抗死神的侵袭。刚来的士兵可能还不习惯抽大麻，但很快就会适应。他会发现，如果不抽大麻烟，就会被孤立，被视为局外人，被排斥在越战士兵这一特殊的社团外，被认为是不可依赖的。《绿色沉思》里的士兵克莱普尔不愿吸毒，遭到其他士兵的嘲笑，找不到可以倾述的朋友。他紧张焦虑的心情得不到缓解，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越战让美军士兵认识了毒品，士兵又将毒品和毒瘾带回国内。在越南时，士兵们日夜盼望早日回国，早日摆脱越南噩梦一般的生活。但回国后，却发现伤痛无处不在。国内并不是他们以前想象的天堂，不是他们的避风良港。毒品是一条纽带，把在越南的他们与回国的他们联系起来。如果说，他们在越南吸毒，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吸毒，是在战场的环境中被迫的选择；那么，回到国内，他们重新拿起烟卷，则是因为国内的精神荒原让他们无所适从。《绿色沉思》的主人公格里芬到越南后开始接触毒品，回国后，战争的阴影并不能消散，城市的喧嚣似乎是越南战场的延续，处处是吸毒的嬉皮士，处处是精神颓废的人们。格里芬在喧嚣的城市里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他的心仍在漂泊，仍需要大麻和海洛因的麻醉。重新染上毒瘾后，他不得不一边种植罂粟，一边向植物心理医生咨询，调节心理，以期恢复正常的生活。
美军士兵普遍吸毒这一现象与6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文化运动密切相关。50年代的垮掉派是60年代青年运动的先驱。垮掉派运动否定传统价值观，强调人们要“做你自己的事……现在就做！”（Archer： 76）在《难以置信的60年代》一书中，历史学家朱尔斯？阿彻指出，60年代的年轻人本来对肯尼迪和他的新边疆充满了希望，随着肯尼迪的被刺，他们又把希望转移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计划上。但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和罗伯特·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的被刺，他们对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无比失望，因而模仿垮掉派，用独特的方式向社会表达不满与抗议（Archer： 77）。叛逆青年继承垮掉派的衣钵，形成了60年代的反文化现象，其核心是反传统、反权威。“激进的年轻人不追求事业成功和传统价值，却支持从传统体制中‘脱离’出来。不强调纪律和控制，…… 而强调感觉、解放、开放和自由。”（Ronda： 291）这些叛逆青年似乎反对老一代赞成的一切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蓄长发、留胡须、穿超短裙等老一代反对的生活方式，表达了与传统决裂的态度。事实上，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蓄长发、留胡须、穿超短裙，在视觉上有美感。只是因为老一代反对，他们就赞成。对此，社会批评家玛丽亚？曼内斯精妙地指出：“如果成年人更喜欢长发，年轻人很可能就会自己把头发剪短。显然，他们唯一难以容忍的是（成年人）的赞同。”（Archer： 77）
同样，因为老一代反对年轻人吸毒，年轻人也把吸毒看作对老一代、对过去、对传统和权威的一种反抗。哈佛大学社会学学者布鲁斯？杰克逊认为：“使年轻人尝试大麻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老一辈总是就这一话题对他们撒谎。”（Archer： 81）年轻人认为，老一代人一边禁止年轻人吸毒，一边自己却喝酒、抽烟，这与吸毒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可能比大麻更易上瘾、更有害。最初，年轻人吸毒是表达独立、叛逆的一种姿态。渐渐地，他们却陷入吸毒的泥潭，难以自拔，最终被毒品吞噬。根据阿彻的统计，1958年，全美因吸毒而被捕的人不到一万人，到了1968年，这一数字就升到16.2万，还有更多吸毒者没被警方发现。此外，被捕者的年龄也大幅度下降。1958年，只有35％的被捕者低于25岁；而1968年，低于25岁的却几乎高达75％（Archer： 82）。美国越战士兵中吸毒的流行是国内吸毒与反文化现象在越南的延伸。
美军士兵沉溺于毒品之中，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在绝望中对战争和军队的反抗。在一定范围内，军队可以容忍这一现象，但前提则是，在战场上，他必须履行作为士兵的职责。军队以容忍的方式消解了士兵的反战姿态，使之流为形式上的过场，因为，他最终还是得作为战争机器、杀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为机器的转动出力，否则等待他的只有军事法庭的审判。然而，并不是所有士兵都只是消极地反抗，仍然有一部分士兵采取更积极的方式，直接表达着对战争不满和厌倦。
第四节 正面的反抗
在战争漩涡里挣扎的美军士兵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反抗，从被动的防御，到含蓄的抗议，到绝望中的自我麻醉。当这种种方式都无济于事时，士兵会用更激烈的方式，正面表达对战争的不满。在战争和军队中，没有话语权的士兵只有通过极端的反抗，才能保全生命，让自己的声音被军队注意、被世人听到。
为了能活着回国，有的士兵想方设法使自己离开战场。他们拒绝服用军队发放的药片，希望能染上疟病，从而达到回国的目的。有的士兵一有机会，就拼命挠自己的皮肤，最后，终于“患上”一种医生难以解释的“皮肤病”，只好被送回国治疗。还有士兵用自残的方式成功逃离越南。如果士兵在战斗中受伤，伤势严重得足以让他永久地离开战场、但又不会带来生命危险或终生的严重残疾，士兵们就会欢呼雀跃，称之为“千金难买的伤口”。
然而，并不是所有士兵都能以这些方式回到国内。留在战场的士兵会用其它办法反抗战争，方式之一是拒不服从指挥，对军官的命令置若罔闻，对军队的规定熟视无睹。初到越南时，奥布莱恩便在一天夜里遭遇敌人炮击。这时，军官命令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当他迅速穿戴整齐，跑到外面，却发现其他士兵并没有出来。他们最终出来时，却都只穿着短裤，拎着啤酒瓶，抗拒军官的命令。
当感到军官对自己的生命造成直接威胁时，有的士兵会枪杀军官。事实上，越战期间杀害军官的事件并不罕见。一些评论家指出，用手榴弹炸死军官（fragging）的事件1969年前鲜有发生，官方也无任何记载，而1969至1971年之间，此类事件陡增。在越南平均每年发生240起，其中11%是致命的（Griffith： 156）。1969年至1972年间，国防部承认有788起炸军官事件，还不包括未经证实的（Baritz： 315）。士兵杀害军官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官无能和指挥不力，白白断送士兵的生命。《第13个山谷》里，D连因连长奥黑尔的无能和错误，伤亡惨重。军官布鲁克斯对手下说：“如果你遇到像奥黑尔这样的指挥官，就把他废了。”（Del Vecchio： 435）《火力场》里的霍奇斯到战场后，终于明白了士兵为何要炸死军官：“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出于自我保护。”（James Webb： 80）士兵们不愿为了无能的军官无谓地葬送生命。如果军官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威胁，那么，他就是敌人，是比神出鬼没的北越士兵更直观的敌人。奥布莱恩的作品里也不乏士兵杀害军官的事件。他的自传记载道，一名上校屡屡让士兵作战，引起士兵的愤恨。后来他被工兵炸死，士兵非常高兴，还一起唱歌庆祝。另有一名史密斯上尉指挥不力，不得人心，“黑人士兵恨他，说肯定会有人往他的单兵坑里扔手榴弹，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都很小心地不靠着他睡”（O’Brien， 1979： 157）。
有时，军官的过分官僚和专横也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一名士兵在外长时间执行任务，极度疲劳，回来后军官仍然命令他马上集合训练。士兵忍无可忍，开枪打死军官，然后径自回去睡觉（Santoli： 83）。在《火力场》里，士兵菲尼带着“满不在乎的笑容”（James Webb： 141），用手榴弹炸死了专横跋扈的军士奥斯丁。另一名令人生厌的克西少校总是在夜里前来抽查士兵，给他们下达一些不必要的命令，遭来怨恨。一天夜里，他又来检查时，士兵“野人”乘着夜色，假装射击前来偷袭的敌人，朝克西两腿一边开了一枪。士兵们暗自窃喜。然而，克西伤愈归来后，便伺机报复，总给仇恨他的士兵分派最危险的任务，导致多名士兵无谓死亡。这使士兵们意识到炸死一两个讨厌的军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斯内克说：“干掉我，干掉你，干掉所有人，这不是办法。”绰号为“炮弹”的士兵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干掉克西，干掉奥斯丁，干掉上校，如果我让你烦了，干掉我。你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人都干掉。”（James Webb： 131）因为官僚和腐败渗透到了军队各阶层，霍奇斯“在海军陆战队里就已遇到过十几个克西这样的人”（James Webb： 129）。显然，士兵不可能靠杀几个军官来彻底消除美军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即使他们能杀掉几个腐败无能、利欲熏心的军官，也还会有更多像他们的军官被派来填补空白。
当各种反抗都不能奏效时，有的士兵会干脆一走了之。不知是巧合，还是受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启发，越战期间，很多美军士兵纷纷逃往中立国瑞典。曾一度，“瑞典出现了500名逃兵”（Emerson： 171）。据洛伦？巴里兹介绍，越战期间，“逃兵比例在1965年至1971年间增加了468％。”其中，陆军1967年发生27，000起逃亡事件，1970年76，634起，海军陆战队则有60‰的逃兵率（Baritz： 314）。一名逃兵谈到他逃跑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们这儿所有人都知道得太多。”（Emerson： 171）另一名逃兵说：“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根本猜不出军队的邪恶。最让我不安的是军队是建立在仇恨上的。”（Emerson： 171）的确，军队鼓动士兵带着仇恨走上战场，去消灭他们根本不了解的敌人。他们在军队所知道的一切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最终不得不选择逃亡。
在《追寻卡西艾托》中，蒂姆？奥布莱恩生动描述了是战争的残酷把士兵最终推向逃亡的道路。标题人物卡西艾托是个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奥尔那样看起来笨拙愚钝的士兵。他天真开朗，同伴们则认为他木讷呆板。他“一直很傻，甚至在好日子里也是傻的”（O’Brien， 1978： 8）。他似乎置身于战争之外。当别人都在为是否要炸死那个总是要求他们在炸地道前先去勘察一番的马丁中尉而激烈讨论时，他却独自坐在填满雨水的炮弹坑里钓他永远也不可能钓上来的鱼。别人炸死那个讨厌的中尉后，他只是淡淡地耸了耸肩，微微一笑，说了句“令人难过”（O’Brien， 1978： 248），然后就继续在炮弹坑里认真地钓鱼。“他严肃地钓着鱼。他钓鱼时没有丝毫的急躁和倦怠。他从炮弹坑的各个方向钓鱼，不论深的还是浅的，都没有放弃。”（O’Brien， 1978： 249）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毫无意义的钓鱼上，卡西艾托在努力忘却战场上的残酷，忘却杀戮同伴刻骨铭心的痛。
然而，合谋炸马丁事件还是在看起来傻傻的卡西艾托的精神和道德上产生巨大的震撼，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出走。但作为叙述者的伯林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也从未提及马丁之死与卡西艾托出走之间的因果联系。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明确指出这是他故意留下的一个空白，旨在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自己去做出判断（Naparsteck： 134）。从作品看，有一点伯林是清楚的，即卡西艾托的出走不仅仅是因为怕死：“你不能把他看成是懦夫，你不能说他是被吓着了才逃跑的。”（O’Brien， 1978： 15）从伯林观察到的蛛丝马迹，我们还是能判断出，卡西艾托的逃离是出于对战争泯灭人性的失望，对道德沦落的绝望。因为当他最终离开部队后，同伴们看到的只是他在山中“一张快乐的脸”（O’Brien， 1978： 11）。这是他在摆脱战争和屠杀后，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卡西艾托离开战争后，战争的焦虑也随之离开了他，快到达老挝边境时，他“轻松自如，看起来像个平民。双手插在衣袋里，耐心、平静，毫无惧色”（O’Brien， 1978： 13）。这是他终于找回自我、找回个性时的平静和沉稳。伯林最终意识到，卡西艾托的逃离非但不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是他智慧和勇气的体现。他意识到了战争的无聊、残酷、虚伪和欺骗性，最终选择永远地离开战争，而不是听从政府的安排，甘愿为没有意义的战争充当炮灰。
其他人虽然也想当逃兵，却缺少卡西艾托的勇气。“伯林想，如果有勇气，他甚至也可能加入进去（卡西艾托的逃跑），但这正是令人遗憾之处，令人难过之处，他可能。”（O’Brien， 1978： 24）甚至在伯林的幻想中，他们也只是带着追捕逃兵的任务才跟随卡西艾托一直到了巴黎，虽然，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在追赶逃兵，还是在跟着逃兵一起逃跑。此时忐忑不安的伯林希望他们永远追赶不上卡西艾托，这样就可以跟随卡西艾托一起离开越南战场。在他的想象中，卡西艾托就像是一个“向导”（O’Brien， 1978： 61），带领他们离开越南，离开满是噩梦的东南亚。
即使在想象中的逃跑，也有人畏惧退缩。快到老挝边境时，士兵哈罗德·墨菲说他们的行动无异于逃兵：“逃跑，就是这个词，像这样逃掉，这显然是逃跑。我说，在事情变得更糟时，我们还是转回去吧。”（O’Brien， 1978： 36）墨菲与其说是对军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不如说是惧怕当逃兵可能面对的后果。正如班里的卫生员佩雷所认为的那样，普通士兵根本不关心战争的目的和正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炮火中生存下去。他认为士兵们总不时地想到开小差，但最后又没有付诸于实施，不是因为战争是正义的，而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和恐惧（O’Brien， 1978： 200-201）。
不但许多士兵没有勇气选择当逃兵，那些勇敢地选择逃亡的士兵，在逃亡的过程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逃亡：反抗越战的一种形式”一文里，克兰西？西格尔认为“逃兵的生活十分艰难，不同寻常，只有不同寻常的人才能承受。他必须拥有意志、决心、勇气和高度的自我理解”（Sigal： 69）。虽然他们出于理想主义、反战、人道主义、甚至恐惧等因素的考虑，逃离了战场，但他们仍然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会因他们从小受到的关于责任、义务、爱国等教育而导致良心受到谴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比选择留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大。他们不仅有着对战争噩梦般的记忆，还有背叛亲人、背叛国家的沉重负担。逃亡士兵的家人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一位父亲认为，那些儿子战死在越南的人们一定会发现更容易面对、接受失去儿子的事实，他们的生活会更容易走上正轨；而儿子逃亡在外的父母则发现“他们的儿子一直失踪”（Emerson： 126）。父母的心会一直牵挂着漂泊流浪在外的儿子，不仅为流亡国外、不能回家的儿子担忧，还要承受来自邻居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无论哪种方式的反抗，都让美国越战士兵感到无比疲惫，只想早日摆脱一切回国。他们希望回国后，就回到了宁静的港湾，回到了温暖体贴的人们中间。然而，他们会失望地发现，战争的噩梦一直尾随他们回到国内，国内也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还将在国内的荒原里继续踟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