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雷
超越谋生的职业，把教书当做一种享受，一种乐趣，当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执薯认真痴迷乃至迂腐，这就是谌老师对我最具震撼力的灵魂撞击。
时间的流水可以冲淡一些东西，淘洗一些东西。十几年的日子剥蚀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岁月和容颜，还冲刷着我们的感情和记忆。有些东西渐渐地淡了消失了，但有些东西，却不受感情的局限而嵌人人的记忆，甚至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加光亮起来。比如，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谌老师。
说实话，在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会写文章回忆他，更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从心底佩服他，敬重他。即便是他，也大概想不到能够如此深刻地记住他，并从心底奉之为人生路标的竟然会是我这样一个当时几乎天天和他捣蛋的“刺儿头”。
我的高中生活大部分是在东平三中度过的，那是一所与乡村密切相联的县级中学，当时虽然还挂着县重点高中的虚名，但每年高考几乎都有“秃头”的班级。老师们也大都不太安心教课，不是想往县城调就是想“跳槽”，还有一部分什么门路都没有的就只能整天发牢骚。谌老师，属于为数不多的安心教学的一个。
教我的那年，他已经退休了。像他一样的老人，大都在家养花弄草享清福，可他闲不住，多次找学校说自己不能离开讲台，一离开讲台就生病。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师生缘分。
在我的印象里，他个头不高，瘦瘦的脸上挤满了皱纹，就像枝头被岁月风干的山核桃，经常戴一顶罗宋帽。那种帽子当地老人很少戴。鼻梁上架着一副极朴拙的黑框近视镜，在眼镜的两条腿儿上，一条黑丝绳拴在脑后。说实话，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好；模样呢，简直有点儿好笑，感觉呢，清癯而不挺拔，年高而不慈祥，尤其是镜片后的那双眼睛，虽已浑浊却依然掩不住倔强，一种与年纪极不相符的倔强。
其实我与他的交往，更多的是“斗争”。现在想起来，造成我们之间矛盾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时，我和几个很要好的同学都不是听话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任性而叛逆，冲动却又自以为成熟。
我班的一个女生和我的“铁哥们”有点儿似是而非若无还有的爱情，那女生是他的远房亲戚，他当然要干涉，于是想让当语文课代表的我给他提供一点儿“黑材料”。在十七八岁的少年看来，这种“间谍”行为无疑是对友情的背叛，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因此我断然拒绝。于是惹他发了脾气：他赌气不让我抱作业，每次都是自己气喘吁吁地抱到教室，全然不顾自己六十多岁的年纪，不管办公室到教室大约有二百米的距离。有时，我想从他手里接过来，他看我一眼，把作业抱得紧紧的，对我丝毫不理。
他很倔强，正因为他的倔强，我们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次次，他把我们从座位上叫起，让我们站着听课，我们就赌气离开座位，走出教室，瞪着大眼与他对峙，并且故意把教室前门碰得山响，他气得没办法，也是对着前门出气——唉，十七八岁的我们呀，是一群多么不懂事的孩子！
我们不上他的课，不交他布置的作业，不参加平时的语文考试。甚至在他的背后喊他“糟老头子”、“谌老头子”。
其实，他在课堂上也讲“爱情”的话题，并且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尤其是分析起爱情中的女性心理来更是妙趣横生，比如由《林黛玉进贾府》谈到的“宝黛爱情”，他讲到了“爱情”与“三十六计”；分析《荷花淀》的“女性群像”时，他引用了太史公的“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来形容她们的心理；在分析少女的初恋情怀时，他不仅惟妙惟肖地模仿少女“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表情，还借用孔子“君子疾夫合日‘欲之’而必为之辞”来取笑她们，这样的课总让我们捧腹大笑忍俊不禁，我们称他是“可爱的小老头儿”。直到今天，每想起这称呼，心里还备感亲切。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儿”在涉及学生“早恋”的现实问题时，却古板得让人不可思议。他反对学生谈恋爱，进而反对学生阅读关于爱情的书籍，即使是《红楼梦》也不例外。记得一天午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学习，突然听戮一声恐惧的尖叫，原来，他发现他的亲戚(那个女生)偷拿了他的《红楼梦》到教室来读，那女生吓得脸色苍白放下书就跑，他气急败坏地追（真没想到他竟竟然跑得那么快)。眼看着追不上了，他返回教室，抓起那本书就撕成了两半，撕完还恶狠狠摔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
他讨厌任何一个有“早恋”倾向的同学，在课堂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影射讽刺。我那个“铁哥们”当然是首当其冲，然后“恨屋及乌”地涉及我们。
也许，十七八岁的学生最不愿意被人干涉的就是爱情？
于是，我们叛逆。
我们上他的课起哄、出洋相、闹动静，我们故意当着他的面与女生“谈情说爱”；我们喊他为“别里科夫”或者是“法海”。
尽管如此，我还是打心底里佩服他，虽然这种佩服是毕业十几年后才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强烈。
他很少像其他老师一样郑重其事地拿着大本小本的教材、教参、备课本给我们上课，即便有时他随便拿一本放在讲台上，也只是摆设。最让我吃惊的也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他的“背功”，每一篇古文，他都是倒背如流。讲《鸿门宴》，他给我们背《项羽本纪》；介绍《司马迁》，他给我们背《报任安书》；讲《林黛玉进贾府》，他就给我们背“大观园”里的“金陵十二钗”……我真不明白在他那并不起眼的肚子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难道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子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挤满了经典的篇章？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那“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西楚霸王、那“绳枢户牖之子”的陈涉、那白嫩嫩的像小葱似的“金陵十二钗”、那“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的刘姥姥，都那样鲜活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永远都无法忘记他讲课的情景边背边讲边写，激愤时，他扼腕叹息捶胸顿足，真有股“啖汝肉饮汝血剥汝皮”的架势；兴奋时，他会“手舞足蹈”，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的自然与从容。这时候，他似乎不是一个已退休的老人，而是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具童心童趣的孩子！那满脸漾着笑意的皱纹挤在了一起，宛若迎风盛开的银丝菊……
他给我们模仿古人“坐”、“跪”、“跽”的姿势，模仿古代女子“道万福”的姿势，以至于眼镜从脸上滑了下来，吊在胸前如豁牙露齿的孩童顽皮地打着秋千都浑然不觉。你很难分清他是在教书，还是在表演，也许这个时候，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作为教师，能够把教书与享受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的，在我所受的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谌老师无疑是第一位。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的几个细节。
我上高一那年，学校把办壁报的工作交给了他，因我是语文课代表，他叮嘱我一定要积极地组织稿子，并把稿子筛选好。我那时真有点儿可怜他，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揽这摊子活。在我的印象里，办壁报这样的活一般是让那些工作时间不长、热情较高的年轻教师来办，稍有点儿资格的老教师是绝不屑于干这个工作的。再说所谓壁报，也无非是把学生的稿子组织一下贴在墙上而已，是不需要老师亲自动手的。我没有想到他会接受，更没想到会如此热心。为了给壁报起个满意的名字，他反复推敲甚至在草稿上拟好了几个名字，但无法最终确定哪一个更好，还亲自给北京的章熊和吴小如先生写信商讨(当时我不知道章熊和吴小如先生为何人，直到大学毕业站在了中学的讲台上成了一名和他一样的语文教师，才知道两位先生都是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我非常不解，至于吗？不就是一张壁报吗？而且是在这样破败的县级中学？吴小如先生回信说：“求是”更合乎科学的精神和人格的熏陶，故拟为“求是”更好，并亲自写好了寄来。就这样，在一个乡镇驻地的县级高中的壁报栏上，出现了学术名家亲笔书写的文字。天底下还真有如此迂腐的老头子，还不止一个！
有一天，我去办公室交作业，只见办公室的水泥地上铺满了稿纸，而他就跪在地上双手拄地眼镜吊在胸前细心地安排着稿子的顺序，摆来摆去换了又换，直到最后满意了，他才直起腰来，揉揉发酸的眼睛，捶了捶腰，然后把稿子的名称及顺序写在记录本上，不知怎的，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跪在地上眼镜吊在胸前编排版面的情形。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趴在地上，那跪地的双膝，那拄地的双手，那高高隆起的背，似一张弓又似一座桥铸在那儿的背，还有那满头的银发，那如山核桃一般的皱纹，是那样霸道地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流逝的岁月日渐苍白了昨天的往事，他那干瘦却又矍铄的身影，却深深地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有一次，我去他家借书，他正半躺在床上看书，见我进去，他连忙起来招呼。与其说是他的床，还不如说是书的床更确切：卷着的，打开的，折着角的，夹着密密麻麻随想文字卡片的，以各式各样的姿势占据着床的空间。在床前的写字台上还有几本工具书折好了记号反扣着。他说近日发现了辞书的一点儿错误，想写篇文章给予纠正，但拿不准，怕弄混了，所以查查资料以便了解得更确切一些。我随口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字吗，值得如此兴师动众？”他噌地一下站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瞪着我，我突然发现，他近视镜片后面的那双眼虽然浑浊，可眼光还是非常锐利的，让人生怯却又无处躲藏。“这是学问，是学问！学问怎么能够马虎呢？”声调之高，语气之激动，神情之严厉让我震惊，看得出，他真的生气了。说完好久，他的嘴唇还在嗫嚅不停……
大约过了一两个月吧，他对我说那篇文章在上海的《文汇报》(要不，就是《联合报》，我记不清了)上发表了，是以他与吴小如先生谈话的方式发表的。我问他吴小如先生是什么人，他淡淡地说：“一个老头儿，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老头儿，不过他不‘糟’。”我一听就不自觉笑出声来，原来我们背后叫他糟老头子，他早就知道！
还有一次放了晚自习，我未能按时收齐作业交上，心想明天一定要挨“批”，趁着他不在的时候赶紧送去吧，于是就怀着侥幸去办公室，发现整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那时天很热，大多数老师都已经回家休息了，何况像他那么一大把年纪的老人？虽然办公室的电风扇转着，可他手里依然挥着蒲扇，汗已经完全湿透了衬衫，紧紧地贴在身上。也许是坐累了，他站了起来，膝盖半跪在椅子上，上半个身子几乎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查着页码，另一只手呢，就拄着桌子支撑身体。天太热了，他查一会儿，就直起身子歇一歇，猛扇一阵子蒲扇，他的额头、鬓角、鼻尖、脖子都湿辘漉的，连头发都挂着汗水。他的视力太差了，即便戴着眼镜，也几乎要趴在书上，眼镜经常从他的脸上掉下来，砸在书本上，他就一次次地捉住它，安放到它应在的地方，就像他把顽皮的孩子哄回课堂一样……我站在那儿，看着灯光下那弯成一张弓的身影，心里涩涩的，眼泪马上要流下来了，我赶紧上前跟他搭话：“老师，您还没走？”他这才看见我：“该干的活儿还没干完呢。”我心一慌，老头子在说我吗？忙说：“天太热了，明天再做不行吗？”“明天？明天就不热了？明天的活儿呢？”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人不能随随便便地把今天拖到明天。”每当我懒惰、迷茫、浮躁的时候，这句话，就像钢针一样刺着我的心。
超越谋生的职业，把教书当做一种享受，一种乐趣，当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执着认真痴迷乃至迂腐，这就是谌老师对我最具震撼力的灵魂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