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之围后，相对安定一段时间，可时间不长，公元前197年陈豨谋反，又与楚王韩信（非韩王信）谋合击代地，刘邦派樊哙防御，樊哙“复拔代、雁门、云中群县，不出塞”。只是达到边线，并没有直接出塞。因为汉地谋乱，有很多汉将表示投靠匈奴，所以单于常常往来侵扰代地。单于兵强，边境上有四十万精锐骑兵。经过上次的白登之围，高祖刘邦知道已经不能轻易战胜单于了。可对于匈奴时时骚扰边境的问题也不能袖手旁观呀！这时候，又想起刘敬这个人。
高祖刘邦问刘敬，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呢？刘敬回答：“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
刘敬的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士卒们已经疲于拼命了，不适合再打仗，而冒顿单于是弑父即位，用武力逞威风，不是用仁义，此时从他执政情况来看，大汉不会得到永久安定的，只好从他的子孙中寻找机会了。
匈奴在秦朝时处于弱势，当时是“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首领头曼打不过秦，只好搬家，向北迁徙。一直到蒙恬死，诸侯反秦，中原大乱，秦戍边军队撤离，匈奴才得以喘息机会，返回到原来的地盘。
头曼单于有个太子名冒顿，但是他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阏氏所生的少子，并且还想废掉冒顿而立少子，老单于派冒顿去月氏做人质。冒顿既然已经做了人质，而头曼却急切地袭击月氏，激起月氏的仇恨，欲杀冒顿。冒顿偷得一匹宝马，逃回匈奴。“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死里逃生的冒顿，终于因为头曼单于认为此次能够逃出来，是有不一般的能力，于是让他开始领兵。
冒顿一直想报仇，不仅仅是月氏要杀他的仇，也有父亲头曼间接杀他的仇。于是他作了一个鸣镝，类似于响箭，用弓射出去会有声音发出。他命令自己的队伍：“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后，凡是鸣镝所射的东西，其他人必须跟着，有不射者就地杀头。比如打猎的时候，冒顿用鸣镝射鸟兽，其他人就得跟着把箭头都射向鸣镝的方向。不射的“辄斩之”。后来“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冒顿的军队已经是他指哪大家就打哪了。
一次，“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冒顿做了单于后，灭东胡王，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冒顿做单于扩大地盘的时候，正是中原诸侯王争夺皇帝位的阶段，大家都无暇顾及他，所以，冒顿发展的很快，兵强马壮。等到刘邦得了天下再想收拾匈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冒顿单于继续骚扰代地以及边境，北方人民生活受苦。刘敬给刘邦出了这个主意，就是出嫁公主--和亲。高祖欲潜鲁元公主，无奈吕氏哭诉：“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高祖当然也不忍心，于是在宗室之中找个女子，以公主名义嫁给单于。并且每年汉朝还要向匈奴进献大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等。
自此以后，汉朝开始了“和亲政策”解决边境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候才告一段落。
4.积蓄力量，文景之治
诸吕乱政被陈平、周勃平定之后，面对新的君主挑选，大臣们煞费苦心。为了避免上代教训，大臣们决定推举身份、地位、威望、后台都不好的刘恒做皇帝。
《史记》上记载：“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刘恒母亲薄姬是高祖不太宠爱的姬妾，另外她的娘家也没有太大的职位，刘恒因为不是长子，封地又偏僻，本人平时又不太引人注意，所以避免了在宫廷斗争中的伤害，一直等到陈平等人铲平诸吕，代王刘恒才被注意。原因却是先前他不太有利的条件，现在变成了优先权。
陈平等人铲平诸吕，迎接刘恒。刘恒开始犹豫不定，本身自己就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当皇帝，今天突然都城有人来说接他做皇帝，一时间有点摸不着头脑。刘恒问左右如何处理这件事。手下有个郎中令张武就说：陈平、周勃等人，刚刚杀了诸吕，平定京城，而这些人都是跟随高祖打天下的人，手里有兵权的，一开始高祖、吕后在世的时候，他们都惧怕，现在他们死了，而且现在又杀了诸吕，兵不厌诈，恐怕找您去没什么好事情，还是先不要去，等等再说吧。
另外一个人，中尉宋昌则说：高祖的天下是天意民愿，无法更改，天下是刘氏的，诸吕作乱，万民齐心铲平，也是为了保卫刘氏江山，现在高祖之子只有你跟淮南王，而你又比淮南王大，所以请你当皇帝是天下之心。面对不同意见，刘恒拿不定注意，没办法只有请求神灵了--占卜。卜人说上天有意让你要做皇帝的，于是刘恒才从代地出发来到长安。
大汉的建立是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的，经过多年的战争，天下已经不是一个满目疮痍天下，各项工作都是百废待兴。
《汉书·食货志》上说“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刘邦老一辈人打下江山的时候，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刘恒即位后继续沿袭这一制度--“扫除繁苛，与民休息。”
汉文帝刘恒体恤百姓，与民休息，并连续下诏令减轻民众负担。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下诏令群臣对百姓中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并且各个地方上也要慰问老年人，“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发放这些物品的时候，各个地方官吏要亲自巡视，核实确保物品送到。
文帝三年春，刘恒下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农，天下之大本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汉文帝为了表示对百姓务农大力提倡，还亲自下地耕种，并减免当年一半的赋税。以后每年汉文帝都要下发一些劝课农桑的诏令。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汉书·文帝纪》）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
汉文帝刘恒上台执政，大力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体恤百姓，让大汉江山稳步发展。文帝也是一个善于纳谏之人，他曾经下诏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文帝说到做到。
云中留守魏尚，屯兵十万，抵御匈奴，数有战功，一次向上报军功时，疏忽大意多报六人，被当朝收押治罪。恰值匈奴南下，文帝亲自慰问边将。一路走来，文帝大发感慨，对身旁的冯唐说：如果我手下要是有廉颇、李牧等人，那样再也不怕匈奴了。没想到冯唐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文帝非常生气，怒视冯唐说：我为什么就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回答他说，因为你“赏轻罚重”，如今魏尚只不过是错报了六个首级，就要治罪，廉颇、李牧来了也是一样的待遇、一样的下场，哪还有人为你卖命呢！文帝听后，赶紧虚心认错，派冯唐持节释放魏尚。
“文帝还主张倡俭抑奢。他在位23年，力行俭朴。平常穿的是粗布制作的袍子，脚上穿的是用木头皮革制成的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对大家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文帝反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死之前曾经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对自己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灞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秦的覆亡与文景之治》）
除了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间不断的“除田租税之半”，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并除盗铸钱令，结果促使商业发达，财物流通，人民富裕，钱粮增多，国库充盈。
面对大商人们的囤积居奇，文帝采纳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的意见：“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一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据史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富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汉文帝不仅在农、商业上屡下诏书，与民休养，同时在法律方面也施行比较人性规定。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即位初，于公元前179年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齐太仓县令淳于义因罪判刑，送往长安。淳于义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他大骂：“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生孩子不生男的，到了有事，没有一点用处！按照当时规定，儿子是可以顶替父母服刑的。淳于义小女儿缇萦感言伤心落泪，坚持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并对汉文帝叙述父亲的案例。“妾父当太仓令，齐国的人都说他清廉公正。现在不幸犯了国家法律，应当服刑。妾以为人死不可再生，肢体施刑无法再连接，犯罪的人虽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一点办法，感到非常悲伤。现在妾自愿由国家收为官婢，赎父的罪过，好让他获得自新的机会。”文帝看后，很可怜缇萦，就下旨废除汉代初年还保留的黥（刺面塗墨）、劓（割鼻）、刖（砍断脚趾）三种肉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我听说尧舜时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老百姓都不犯法，真是天下大治！如今法律规定了多种肉刑，仍然不能制止犯罪，这是谁的过错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于是文帝顺势将黥、劓、刖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汉朝二十四帝》）汉文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积蓄岁增，户口增殖”景象。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终年46岁，庙号太宗，尊谥孝文皇帝，葬霸陵。文帝临终时公布遗诏：“死者天地之理”，不必过哀，不许“厚葬”，不许动用车马和陈列兵器，治丧期尽量缩短；治丧期间，不得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
汉文帝去世后，太子刘启继位，此即历史上的汉景帝。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继承了父亲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继续得到增强。
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