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当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之策，着手削除吴、楚、赵等国的部分封地时，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印、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等7个刘姓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举兵反叛，这便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于高祖十二年受封，至此在诸王国中最强。“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吴王刘濞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文帝时，吴濞的儿子来到都城，实质上是做人质，同时也为了麻痹汉文帝以及朝中大臣们的猜忌。有一天，吴太子与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即景帝）下棋，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晁错继贾谊之后，在他任太子家令时，也一再建议对吴国实行削地，文帝未予采纳。
由于吴王跋扈，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于是吴王刘濞联合楚、胶西等国谋反。
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东进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周亚夫坚守不战，吴国粮草接济不上，无奈退兵，周亚夫趁机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濞弃军逃至丹徒（今江苏丹徒），最后死于东越。楚王戊军败自杀。从乱起三个月即被迅速平定。
反叛平定后，吴、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国除。朝廷乘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正说汉朝二十四帝》）“七国之乱”后，景帝借此大大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汉朝统一国家的形式得到进一步巩固。
为了使百姓都能有地可种，以提高农民生活，景帝及时地调配了人口和土地。他改变了当时不准百姓迁移的政策，允许百姓从土地少的地区迁移到土地多的地区，一能开发土地资源，二也能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景帝还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也就是将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景帝也很节省，在位时他极少兴建宫殿楼阁。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
公元前141年，景帝在位16年去世，终年48岁，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30里处），谥号“孝景皇帝”。
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文帝和景帝在位共36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史书上甚至记载说：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多得堆在露天，以至腐烂不能吃了。‘汉兴，扫除顽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十六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史称‘文景之治’。”（《中国通史》）
5.和亲休战，边疆平定
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大汉朝与匈奴开始施行和亲政策。此政策经过惠帝、文帝、景帝三朝后才有一个简短的结束期，汉武帝施行的强硬态度与果敢出击，大汉势力扶摇直上。汉武帝死后，继承者们懦弱无能，重新开始以和亲来巩固边疆。对于大汉“以和亲、图休战”的政策，后来者对此颇有非议。“和亲”可能被很多人视为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以牺牲一人的利益，短暂地赢得相对和平的不是办法的好办法。
公元前199年，刘邦从宗室中挑一女子，以公主身份嫁给冒顿单于，从此拉开了和亲政策的序幕。刘邦死后，惠帝（刘盈）即位，匈奴更加猖狂，冒顿单于致书吕后，要远游中原，娶吕后为妻。吕后大怒，要发兵击匈奴，丞相陈平劝谏，平息怒火，说当时高祖在的时候都不能打败匈奴，现在新皇帝刚刚即位，一切都处于磨合时期，怎么能够抵抗匈奴呢？这件事我们只能是忍了。当然，吕后不能嫁给单于，单于也不敢真来中原瞎逛。而是吕后写了一封书信，婉言谢绝，单于也是修书一封，勉强认错。此事不了了之。但仍然施行和亲之策。
惠帝、文帝、景帝三朝都是处于劣势，不过通过和亲，边疆达到了“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书·匈奴传》）汉朝经历三代，此时匈奴单于也有变化，先是冒顿单于死，他的儿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军臣立为单于。军臣单于即位四年后，正是文帝死景帝即位的时候，赵王遂欺主年幼，联合匈奴反叛汉朝，景帝平定赵王，匈奴也没继续行动。从此以后，景帝给军臣单于恢复和亲并通关市。文、景帝先后在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52年将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西汉在“和亲”的同时也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匈奴人得到汉朝的铁铜器、丝絮、金帛等物品，汉人也从匈奴人手中换回所需的马匹牛羊等牲畜以及大量皮毛、毡球等物品。
汉武帝即位了，汉朝隐忍多年的怒火终于爆发。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武帝派细君公主下嫁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汉武帝对这次联姻非常重视，赠送的嫁妆极为丰厚，“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汉书·西域传》）汉武帝这次和亲可不简简单单地为了和亲，而是要联合乌孙共同袭击匈奴，为的是寻找一个战争同盟者。所以说，这次细君公主的和亲，政治性更强一些。细君公主是个多才多艺女子。据说她是乐器琵琶的首创者，另外她还做过一首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旗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鹤兮归故乡。”一位多才多艺的公主肩负着联姻的重担，看出汉武帝志在必得的坚毅心怀。皇天不负，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连战连捷，加上匈奴内部内讧不断，终于把匈奴打得主动求饶和亲了。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因继位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籍单于、屠耆单于和呼韩邪单于），最后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按世袭制与习惯继位。而此时，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呼韩邪看到北有郅支，南有汉朝，东西属部早已叛乱瓦解，如不归附汉朝，将有两面夹击的危险，若归汉还可借助汉朝力量与郅支抗衡，徐图恢复。于是，他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便于公元前51年入汉觐见汉宣帝，表示归附中央，尊崇汉天子。宣帝颁发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承认他是匈奴最高首领，确定匈奴政权隶属于汉中央的藩属地位。此外又赐予大量的珍贵礼物，并先后调拨谷米，救济匈奴民众。
公元前33年（元帝竞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入汉朝见天子，表示愿与汉结亲。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嫁给他为妻，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呼韩邪附汉是汉匈两族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结束了汉匈150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汉王朝“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大汉王朝除了运用和亲与战争并用的外交手段结交匈奴外，与其他各周边王国或远距离国家的外交手段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方式并存，丰富了外交实践。大汉的外交手段除军事外，主要依靠的还是政治手段，比如通过政治交往、皇室沟通、使节往来，而密切两者间的关系。大汉在西域的行政设置，派遣张骞、班超及甘英出使西域、中西亚及罗马等地，即为政治外交的例证。除此之外，产品贸易互通则成为大汉与西域、中西亚及罗马等地进行外交往来的主体。这种产品的互通有无，不仅丰富了大汉的经济生活，而且传播了中国物质文明在西方的影响，如造纸文明、纺织文明等。外交手段的多样化，便于了大国外交策略的选择权，灵活了大汉的对外战略手段。
大汉的外交史册中，最具价值的当是“汉通西域”的大事。汉朝对于西域的政策主要有联合抗匈，建立军政组织加以管制两种。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汉朝打通西域，不仅仅为自己打击匈奴寻找到了战争盟友，同时也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打下坚实基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很好的明证。
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在历史上为“越人居住区”，秦始皇时曾在这些地区设立郡县，以加管理。但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对于这些南越政权，从汉武大帝时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起，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止，汉军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终于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彻底消灭南越政权。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促进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征服南越之后，则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大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疆域的扩大，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多地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经济与文化成果，推动了中华文明历史的多样化发展。而对于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开边拓疆，更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本岛、中南半岛、印度半岛等国家的关系开展提供了方便。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汉初年，由于时自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加上随后紧接着的达五年的刘项“楚汉之争”，从淮河流域至黄河流域，无论是盛世大秦的国都咸阳，还是自古富庶文明的中原，均处于兵火战乱之中，生民逃乱，田野荒芜，人畜残存，一片凄凉乱世的景象。史书记载：高祖年间，皇帝的御用马匹竟然全国难以寻找到两匹“同色之马”，三公九卿也只得乘“牛车”而行公务。由此可见当时的民生凋蔽。面对这种极端穷困，可谓一穷二白的现实经济困难，西汉王朝审时度势地制定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一改大秦的重刑思想，大行“黄老之政”。并经文景两朝的国策继承，从而增强了国力、稳定了汉室江山。大汉这种清醒面对现实国情，初立国而行仁政的治国安民之策，几乎成为中国历代开国之君统统务实借鉴的驭国方略，为各自的王朝兴起奠定初始的政策基调，以恢复战乱后的民心与元气。
刘邦立汉，后世先后承传四百多年，在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汉室儒化，逐步形成了独具大汉王朝特色的历史风尚。大汉既继承了自成周源起，并经春秋孔孟播传的王权礼制，也扶正了由董仲舒所立而容纳百家（主要为道、法两家）的新儒学，在政治制度与社会道德文明的一脉相承中，逐步使儒家政治定为正统，从而使中华政治文明自汉制即起有了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