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1955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1958年8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惟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1966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70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1969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1937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11月他到了河南林县；1976年1月9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10月9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像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989年11月14日
（《中国作家》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