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在2006年12月15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新作《在病中》，虽说“因版面限制，有较大删节”，但坦诚、自信和幽默的性格仍跃然纸上。一位九六老人，能写出这样富有情趣的文章，实属难得。而更加难得的是，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三辞”的声明：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无上光荣的“桂冠”，有些人是求之不得，有些人戴上其中一顶之后，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就晕晕乎不知所以，从此变成一个乏人，而季羡林先生戴上之后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厌恶之状可掬，这说明他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所以，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做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对自身作了切实的分析，说自己虽然从小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都没有下过死工夫研究，后来又专治其他学术，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所以要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他在国内教书虽有五十七年，但其中几十年是在“天天运动”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当然，他自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至于“国宝”，他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所以这顶帽子也不能戴。这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它是创造力的源泉，是学术生命和艺术生命的根苗。但是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八十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剧本》，使我国走到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的位置，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而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的缘故。
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时下“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这多半是商业炒作行为，当然不能当真，但是一些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培养“大师”的要求，则是昧于文化学术规律之故。“大师”不是人工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大师”是在适当的环境下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而不是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
教师每学期要上满一定的课时，这当然是分内之事，教授不教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但要求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并在提职称上比拼文章和著作的数量，这是鼓励批量生产。从事批量生产的，是机械复制式的劳动者。至于创造性的人才，则需要积蓄力量，待时而发。《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但“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庸之鸟，可以时时扑腾翅膀，但不能一飞冲天，可以不停地叫唤，但是不能一鸣惊人。我们能容得三年乃至十数年不飞不鸣之大鸟吗？
现在各个学科都有首席教授或学科带头人之设，有些“首席”或“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学术包工头，别的人都在他手下打工。这种体制，怎么能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呢？而各种学术基金，又有指导性的选题，不按这种题目申请，是很难中标的。但创造性的课题却未必为指导者所理解，这样就很难得到支持。更不要说其中还有许多“猫腻”，有许多学术外的工夫夹杂其间。
所以，目下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培养“大师”，而是要改善学术体制，给创造性人才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发表于2006年12月28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