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春，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初，莽娶故丞相王孙宜春侯咸女为妻，立以为皇后；生四男，宇、获前诛死，安颇荒忽，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为公。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欷歔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汉朝与新朝在权力交接时，有个仪式，仪式上王莽发表了一个策命，策命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俺家。（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汉书·王莽传》）
第二条是对汉帝国末代皇帝刘婴的安置政策。
最后，王莽自己对这个世纪交接发表了一点个人的感慨。
王莽对自己夺取汉室政策，有自己的理论基础，那就是《诗经》有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三百篇今天看来是古代的文艺作品，但在古代，特别是秦汉之际，是一部政治学的原始读本，是类似圣经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东西，《诗经》里的名句，当时具有普世价值。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上半句说的是伟大的周文王曾经作为商汤的侯，履行职责在周这个地方，但是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天要把好运气砸在谁头上是不确定的。王莽对刘婴小朋友说的意思是：不是伯伯要抢你的天下，这是上天这么安排的，我也没办法。你家老祖宗刘邦也是由上天安排抢了秦二世的天下，那是真刀真枪地干啊，很暴力哦。你看，伯伯是用和平和谐的手法来完成上天的安排的。
刘婴小朋友被任命为“定安公”，封万户，圈了一个国中之国叫定安公国，在这个公国里，你们刘姓子孙可以“行正朔、服色”，可以升公国旗，奏公国歌，可以公国身份参加全国运动会。
正式的策命文告读完以后，王莽拉着小刘婴的手，可以说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央视的记者就会问：“你有什么感想？”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问王莽哥哥应该是最合适的。
王莽不待记者发问，自己就有话要说了。官场上照本宣科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起草报告的人都有沉重的历史感，乖乖，老子写的东西要留下来的，所以，不说人话，说的全部是僵尸语言，没有生气，而脱稿的谈话，往往还能透露一点真实的心理。
王莽流着热泪欷歔不已，他说：“当年周公摄位，最后还是一切权力归成王。我王莽本来也是要远学周公、近学霍光的，只想为国家多做一点工作，发挥一下余热，但是同志们啊，上天一再向我发出警告，要我承担这副重担，我是不乐意也没办法啊。”
王莽担任皇帝以下的任何职务，什么安汉公、宰衡……都没关系，有周公这样的辉煌榜样在焉，怎么做都可以问心无愧，坦坦荡荡，但是要做皇帝，拿周公说事就不灵了，两岔了，虽然有“天命靡常”，但是这种空头理论毕竟不如周公这样的史实具有说服力。
王莽熟读经史，内心还是个秀才，还是知识分子人格，夺取人家的大位内心还是有点不踏实，总之老有一个“怯”字在心头。王莽在处理政治对手的时候，却没有书生气，他把刘婴关起来，不让人和他说话交流，最后这位小兄弟基本上成了一个白痴，不识六畜，猫猫狗狗都认不全。王莽还选择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这位小哥，现场监督，顺便把定安公的资产以后自然而然地流失到自己重外孙手上。
班固的《汉书》在记述王莽时，有强烈的感情溢于言表，对王莽的憎恶，让他不屑于用曲笔，往往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文本，是具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连表现的“客观”都不屑维护。班固把王莽描写成一个政治小丑，一切言行，都在证实一个“伪”字。锐圆以为，读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尽量还是以常识、常情、常理度之。王莽的这一番做作，与其称其伪，不若判其怯。
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主流价值是赞成帝制，拥护独裁，强调忠于一姓之王朝的，但是，这种忠不是绝对的，从“天命靡常”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以及到“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西游记》），不管是庙堂认可的圣贤经典，还是江湖流传的稗史小说，都在皇帝专制的制度里揳了一个楔子，确立了在一定条件下改朝换代的合法性。
在汉代，儒家知识分子整体上还没有僵死，还有活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念也不够强，还没有彻底沦落为官家意识形态，也就说还有一点独立于政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表现在对于皇权轮替的公开主张：昭帝时就有一个叫眭弘的，拿灾异说事，直接上书劝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王莽封刘婴百里看来是有根据的）；宣帝时有一个叫盖饶的，也上书“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到了哀平时期，“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舆论也在朝野有影响。
五行五德、改正朔易服色，这类政治哲学在当时均占主流，从秦始皇开始，大家都相信这一套，所以说，在王莽之前，“政党轮替”的说法一直存在，起码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领域。
历史学家吕思俭说：“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
秦汉帝国，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发轫期，应该说帝国的元气在焉，经过战国时代的战争洗礼，再经过两百年大一统的政治实践，贤明的政治家和民间精英都还有探索和构建“理想社会”的精神，应该说，王莽同志也是五百年一出，起码是两百年一出，历史或许有意让他继往开来，以儒家圣贤的思想为理论，开创帝国统治的新局面。因为大家对成帝以来昏暗的政治有些厌倦甚至是反抗了。
我们这样看，王莽的正当性固然是有了，王莽怀抱社会理想，我不怕别人批评我主观，我愿意相信王莽内心也是相信自己的正当性，也充满着为理想奋斗的激情。但是，当他面对刘氏小皇帝以及汉帝国的一切，内心也同样惴惴不安。怯的心理和勇的精神杂糅在王莽身上。
正是因为有这两种心理在内心交替争执，所以他在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时，就一味地追求完美，追求与经典的吻合度，他想用完美的胜利证明自己夺权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