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丹尼尔·贝尔关于“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的判断，清晰而有力地预示着影视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因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其他艺术形式都难以达到电视剧这样如此之大的表达空间。
在当今的南阳，能够在电视剧创作领域顺时应势、笔耕不辍而大有作为的人中，司金顺先生当可算作是骨干之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司先生创作的电视剧《走进刑警队》《欲望的代价》就曾热播于中央电视台。时隔近二十年，已经走上南阳高新区检察处处长领导岗位的他，依然青睐于电视剧创作，继续对电视剧葆有旺盛的写作热情，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先后又创作了《凶案背后》《残情》等电视连续剧。
纵观他的创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浪漫主义述说神圣和崇高，一直以来都是他心向往之、倾力打造的不变主题。他的作品总有一种真情漫溢其间、温暖人心，更呈现出以情感人的叙事风格。情是他设定的题眼，情是他鲜明的立意，情是他叙述的动力，情是他伦理的主导，情更是他文化记忆中文学缔造的永远情结。无论是《走进刑警队》中恋情的升华，还是《欲望的代价》中的情殇，也不论《凶案背后》的情、法冲突的不相交融，更无论《残情》中的为爱而殉情，他都使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保持了个性化的独立人格，使人性善恶的解读始终维系着人的尊严和对生命的敬畏。在阐释文明理念的进程中蕴涵感性的纯粹、理性的智慧，张扬出一种东方式的和谐、含蓄、隽永、纯洁无瑕的尊贵，保持着人之为人的价值取向。
应该说，他在写情方面是比较自如的，也是能够在主线中不动声色巧妙地嵌入爱情辅线而后编织出动人故事的高手。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是他得心应手的叙事方式，也是他洞悉世道人心、坚守道义良知的永恒主题。特别在《欲望的代价》和《残情》中，在表现追求纯真爱情的麻小转和紫雯她们的情感生活时，他不吝笔墨，把紫雯和麻小转这些女性的纯情写得是如此的凄美、动人、决绝而意蕴悠长，以至于呈现出爱情与事业与正义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冲突的不可避免和不可调和性，这种爱情绝唱的诗意表达，使故事显得情真理切、感人至深，体现出人们对追求公平正义和向往美好婚姻恋爱生活等人类核心价值的崇尚，是一种带有存在底色和具有文学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
不唯如此，他在《欲望的代价》的表达中不庸俗、不世俗、不媚俗，塑造了一个坚持真理和相信公平正义的主人公老闫。老闫的执拗表明一种对道德重建的执着信念，有社会脊梁的意味，是小人物“匹夫不可夺志”的精彩亮相。这种内敛的精神实质淋漓尽致地体现，是司先生自我意识的理想再现，表明一个作家对社会有着独特审视眼光和批判意识。
尽管在物欲横流、人们对公平正义几乎不再奢望而更趋向于金钱、权力的今天，老闫的行为显得不合时宜而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的标尺却无形中给予我们增添信守道义的力量，因为毕竟人们在趋利避害和明哲保身中往往也还更向往清风明月。事实上，在“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正在为更多人认可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社会或明或暗的规则相抵触时，甚或为了满足私欲而出卖灵魂来换取世俗荣耀时，一些精神的坚守显得是如此的难能可贵。
与司先生所塑造的人物一样，他始终坚守着写作的道义，为社会负有责任是他写作的基本态度。但他作为一个有着现代意识的作家，又与生俱来有一种质询存在的本能，所以，他在《残情》中对关于“战士不准在当地谈恋爱”的合理性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探讨。这种思考带有引导性，它极大地丰富着人们的内心情感和想望，这是在当下对传统文化转述和扩张主流价值的同时，由人性衍生出的一种自由奔放的精神，因为毕竟律令对个体的形而上的束缚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但是在这里，他的写作仍然给人温馨和赤诚、爽朗和洁净之感。
可以说，他的电视剧对于爱情、正义、良知的表达，都曾唤起我们久违了的被铜臭、名利、官欲玷污了的人类的本真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写作实质上体现了精英文化在主流社会传承的神韵，绝无言不由衷的虚饰、随心所欲的浮躁，有的是真诚、朴实和坦然，也更有那赤子之心、拳拳之意，由此，便足以安抚人心、慰藉心灵，足以超度我们到达精神家园的彼岸。
当然，司先生在展现情节的白描中，在叙述故事的旁白里，在推进情节的演示中，写实的风格始终如一，流露出一种激情和坦率、一种真诚和朴实、一种真理在握的力量，使这种叙事成为这种风格和反映事体的本身。也正缘于此，他基本上使用对比的表现手法，使作品中有着驾驭人情世故的主动和悲悯，有着担当的坦然和大度，而能够使他的写作和表达一泻千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艺术创作上的娴熟，还表现在他的成功转型上。
人性如故、世情不变、故事已然，但用什么手法和画面语言去反映和表现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却是作家必须讲究和认真面对的。有人认为20世纪以来，哲学由关心世界“是什么”转变为怎样表达这个世界，由此带来文学上更看重“怎样写”的演变。作为其他艺术母体的文学观念如此，那么，电视剧本创作也不例外。因而，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更多可供选择的叙事模式，面对读者对艺术欣赏和阅读的更多期待，作家没有理由不去改变自己的叙事和尝试新的风格，以使所讲述的故事更斑斓多彩、意味深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初学写作者的创作更多依赖生活本身的多姿多彩，如果没有深厚的语言功力和叙事技巧，想象和虚构会很困难。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形成思维定势，要想回过头来更好地写实，也绝非易事。因为这时的写实，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而司金顺《凶案背后》的写实正处于克服惯性思维的“这时”。但他却成功转型。他的这种转型，更在于贴切、实在地表现主题。它不是无源之水，为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深刻内在的需求，因而这种需求有了更多的内应力，牵引他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所以，由虚构又变为写实，对于有着写作经验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司先生来说，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自己以往电视剧本叙述方式的更大改变。如果说，《走进刑警队》《欲望的代价》是他最初的艺术训练，那么，写实的《凶案背后》就有着现实实力和经历风霜后的扬弃，是不重复自我的艺术创新。如此一来，我们看到，司先生能够不为思维定势所局限，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及时转换艺术语言和写作风格，显出了他作家的敏锐和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文学自觉，也从而使他的写作更具形式感、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