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二月河先生是在1985年才真正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其间历经十余年，在文学写作的人生轨道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创作完成了以清代社会历史为背景的“帝王系列”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煌煌十三卷，浩浩五百万言。“帝王系列”全面再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政治生活，描绘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场景，塑造出了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其文化观照的视角既具备史诗的品格，又呈现出平民化的特质。作品记录历史，映照现实，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时代特征和较高的审美价值，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代表了当代我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发展水平，他也因之功成名就而享誉海内外，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南阳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和南阳的一张文化名片。
二月河先生历史长篇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寻求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契合点，以此诱发阐释、引起共鸣。由于他先有了红学积累和研究清史的基本功，所以，他能够在驾驭“帝王系列”的作品中，使历史题材的写作更主要地呈现出现实观照性。在这里，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对他写作本身和他观照清朝那段历史给予价值上的修正，使他的学养、见识成为先于他文学创作的基础，而能够正确地坚持对历史解构的标准。他的写作，做到尊重历史又不囿于历史的局限，重塑了康熙、雍正、乾隆的新的历史形象，背负起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责任，担当起了知识分子独立反叛意识的角色，从历史根源中找出现实新的期待，实现在艺术享受中承载人文精神理念的新希望。
虽然他的学习积累主要在部队，但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练笔却始自南阳，南阳的人文环境和盆地文化是他“帝王系列”写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他的这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浸渍的必然性，依然证实了现实生活与世态人情的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他的小说仍然是现实观照性的充沛表达。因此，与其说“帝王系列”是二月河成功实现叙述历史的新的可能，不如说，是南阳文化浸透和启发了二月河先生骨子里所具有的反叛精神，从而很好地折射出创作主体力争改变或至少是影响现实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洒脱心态。
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当代许多受益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艺流派，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占据中国文坛。照此理解，盛行于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只不过是东方文化“恋母情结”的翻版罢了，似乎自“五四”以来风靡一时的现代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又不失时机卷土重来，又显出母体的音容笑貌来。对此，无论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也好，还是欧式语句的模仿也罢，抑或是西方现代精神的皈依，说到底，作为人的文学离不开人性的张扬、人物的刻画、人格的锻造，就具体的文本来说，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永远体现着作者才、识、学和时代精神。二月河先生也正是如此，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在、恬淡和舒适，而且不乏人类所崇尚的终极精神内涵和人性关怀。
所以，由于他作品透出的终极内涵和人性关怀以及表现出的那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和谨慎地审视西方文化资源的气势，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作家笔名的“二月河”，更像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这个符号，代表所处时代、昭示地域文化，表明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一种至大至微地掌控历史评说的开阖张扬，是一种自由豪迈激情澎湃的汪洋恣肆，是一种内敛著书立说、慎思道德律令的仪态。因而，这种符号伴随着他作品的广泛而深远的传播和影响，传递着他所处时代的那种奔腾不息、继往开来的精神实质和得以自由写作的创新意味，而且他的桀骜不驯性格，也注定他要以摧枯拉朽之势、风生水起般的荡涤和颠覆既定的历史人物。
在这一点上，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表现得更为突出且毫不含糊。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片段，正像DNA在密码上记印下人类遗传信息的痕迹，其意义不仅在于薪火相传，更在于以改变历史人物面目来诠释和观照现实。这种在人类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彰显人的区别的形象创造，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他这种对于清代社会众生相的真实写照，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由顶峰走向衰亡的内在原因，是中国人的心灵向度在空间上的延展和在时间纵深上的改变，反衬出笛卡尔以来意图用秩序和数量来定性和描述世界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二月河先生以一种反专制的精神，重笔浓墨地阐释了雍正皇帝的内在本质，预示了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封建社会行将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
他这种独到与他少年率性张扬的性格和父母遗传以及社会给予他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他的执拗、倔强来自母亲的遗传，而智慧则来自父亲，这造就了他的艺术人生。还有，就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又使他谨小慎微，这种禀赋的自由张扬天性和家庭出身的压抑，形成他精神创造上的狂放不羁和无拘无束，塑造了他“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的现实表现就是做人的低调与作文的狂放，他骨子里要求人人平等、自由民主，所以，对于更多人为因素的社会等级，他深恶痛绝。他说，“我恨这样的‘级别制’”。这或许是他不愿为官（哪怕是像文联这种社会普遍认为应当倚重文艺人才而不太看重权贵的官，他也不愿为之）的根本所在，这也可能是他成为一个知名作家的根本原因。
世界总是如此的与人背道而驰，无意仕途的他却能够文运鸿达，由文运带来的官仕他却不屑一顾，更不贪恋。这就是二月河先生，文人的风骨竟然在先生身上表现得如此典型、豪放、洒脱、真切，也如此地有“范儿”，于是，他不无自豪地说：“找一个（省）文联副主席容易，找一个二月河困难。”吾深信此言不谬。
有着文人的气质，但他却还有文且有形。生性豪爽、淡定的二月河先生在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是没有故事的，比如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就比较谨慎，好像从无什么绯闻。声色犬马、纵情骄奢似乎与他不曾沾边。他的“不会写爱情”很可能与他所受的严格家教有关，或许受父亲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也或许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传统理念有关。
个体的人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观念上。生活中，假如有人仰仗权力的魔方，那必然有人信服道义的力量。名气很大的二月河先生对人生颇有感悟，他说：“做一个人真的是难，难的不是命运给他的不幸……而是他的迷惘、愁恨、焦虑、求不得、怨憎、别离……”可见他对人生思考的深度和他的达观。
早已看透世态人情的他，当然理解“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寒”的世相因果关系，也深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所以，他潇洒而顺其自然、旷达而少有困惑。饱读诗书、著作等身、世事练达的他无疑是精神贵族，但他布衣作家的名头却不是用来作秀的，是因他言规行矩、朴实无华之昨日功德而受之无愧的头衔。所以，倘要硬给他的性情找一个与人文关怀相匹配的标签，那他“心里牵挂弱势人群的心理渴望与需求企盼是不变的”就是最真实的评价，这种评价贴切、中肯而不做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