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只要有如此胸襟，有他作为作家的正义良知的存在，纵然他写的是历史小说，也照样透着强烈的现实观照性，也能使我们看到他心系草根的拳拳之意、殷殷之情，给我们思想启迪和历史之鉴。因而，他的为人和为文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领略到：他笔下那段历史是透着老庄道法自然的空灵智慧的出世历史；是承载孔孟儒道的敬天济民的入世历史；是参透了佛教、世道、参悟了玄机奥妙的救赎生灵的旷世历史。也因之，他更能够在中式传统文化中提炼精华、塑造品格，并在凸现独特言说方式中进行文本创造，由此我们依稀可以辨出其帝王系列成功之大道所在。
也正是他文本中始终贯穿了强烈的民本思想，才使得他作品的人文精神与社情民意相交融、历史价值与现实观照相映衬。如作品中描写宫廷政变本身确实引人入胜，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同与社会历史沉淀的文化因素相比，人文关怀才是亿万百姓真正关心的。因此，如果反映的历史仅仅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几个头面人物的钩心斗角，是把前台和背景裹挟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打打杀杀的无尽争端中，热闹倒是热闹了，但热闹之后只怕是老百姓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本真日子依然没有着落，如果不与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结合、休戚与共并彰显正义的力量，便不会有那种打烂骨头连着筋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因而，《雍正王朝》把“九王夺嫡”的硝烟驱散之后，立即把焦点转向亿万民众。这里，作者不惜笔墨，用去大量篇幅描述雍正的勤政、廉政，关注国计民生，制造了宽严相济、刚毅并用的入情入理的共鸣先机。
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无疑是一部作品打动人、影响人、感染人和使之得以传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帝王系列”在开掘历史的深度和增强思想的厚度中，无不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由于历史已然定位的缘故，如何精彩重塑它，成为作者难于逾越的障碍。因此，无论从生活到心理乃至语言，还是从形式到内涵，作者只能在作为源泉的生活与高于生活的艺术相统一中完成写作，熔铸出思想、感情和手法的完美统一。这使他激发出探求真理、认知世界的动力，成为作者开掘人物内心世界、捍卫人性、拉近作品与读者距离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二月河先生不为后现代主义界定的时代变迁和营造的时髦语境所动，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释和处理群众和帝王的关系，有唯实求真之态，无矫揉作秀之势。他深知文本要感动人心、引起共鸣就只能依靠事理、人情的张扬和触动人性的敏感点，也清楚作品与现实关系的个中甘味和奥妙，更理解表达与实际的互动机理。所以，他在作品的艺术处理上，始终是站在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这个基点上，来正确地反映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人文科学的不可实证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与非理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东方文化实证分析的缺乏，使辩证有余而演绎不足的大而化之的空洞与缺少宗教信仰的道德自律的对立，扭曲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双重“人格”的两极。在这种文学对历史的审视、对人性的挖掘和对人类高贵品质的表征很难明朗化的情况下，二月河先生对题材的把握既非历史虚无主义，又拒绝照搬历史，而是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对历史表述出独到的见解，用“在场”的思维去验证历史的自然韵致，追求虚幻的人生、真实的命运，进入他们多愁善感、永不言败的内心世界。这种主体意识的强烈干预，解构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使逻辑力量因服从于辩证统一的原则而使文本厚重起来，也提供出了“当下”观念与历史真实浑然一体的虚构模本。
荀子在《乐论》中指出：“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由于注重了历史脉络的真实和艺术的虚构而有了自然和纯粹的统一，它全面、深刻、艺术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过程，而且作品的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使充盈和虚空的统一有了更为全面而纯粹的发展，也因之就有了美。所谓文学的艺术性，其实就是有审美意象和由此带来的审美愉悦及风格、个性、话语方式等。小说毕竟是虚构，历史小说的真实首先是历史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至于对人物性格、结构情节、营造意象等血肉“躯体”的添枝加叶则是艺术虚构所必需的。
因此，小说家某些时候游离于历史之外应当是可行的而且也可以为人所理解的，没必要也不可能照搬历史。但历史的真实怎样体现，如何既符合历史大的发展脉络，又体现作家高于生活的全新创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历史和以什么精神去灼照和透视历史，却是极见功夫的。整体上看，二月河先生的“帝王系列”按历史的基本框架谋篇布局，铺陈情节，决定取舍，用人性的本质和人文的精神去对照、关注人物，正视历史，注重细节的描写，体现出历史趋势的真实走向和艺术再造的现实超越。
尽管此时的二月河先生，有大作而享有盛名，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成绩面前不骄不躁、保持本色，既不为名利所累，也不因功成而身退，而是创作不止、笔耕不辍。他在继“帝王系列”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二月河语》，并撰写了电视剧《胡雪岩》，写出了散文随笔体的《密云不雨》《佛像前的沉吟》和《随性随缘》等，并且在海外报刊上开辟了诸多专栏，成为世界华语圈中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与他前边的作品相比，《密云不雨》更显现一种勘透世事的苍凉无奈；而《二月河语》更多的是一些世事感怀的短篇；《佛像前的沉吟》则更是对往事的诸多追忆，并张扬出一种佛事的神性。但无论怎样，这些作品都充满洞悉乾坤的睿智，显示出二月河先生曾经沧海、精练老辣的文字功力。
实际上，人有自我才有独立人格，有独立人格才有包容他人的自觉，进而才能有随缘、随性的自由和恬淡，而少有怨恨的情结。禀性坦诚率真，豪放激越，文如其人，使二月河先生驾驭文字像指挥千军万马，纵横捭阖、情志飞扬、挥洒自如，这种淋漓尽致的内在气质融于笔端，自然流淌出强烈的感染力而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
在创作之外的现实生活中，有着平和、朴实、率性、真切的至情之人的二月河先生，常常遵从“将自己看小一点……就容易尊重别人；放低一点，别人的情感就会流向你”的理念，他始终保有平常人的一种心态，显得诚挚、随和、可亲。而且，他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他坚持在文学创作之余进行绘画和书法创作，他的丹青墨韵已广为书画界人士认可和大众的青睐。
总之，二月河先生在文学领域特别在“帝王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凭着雄厚的文化实力和匠心独运的文本创造，使康雍乾因被赋予斑斓多彩的人文内涵而从神性中还原为人的姿态而站立在天地之间。他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和由思想、情感、艺术手法组成的意境的充分创设，也使得他的文化素养和气质综合地内化为他作品的属性而得以充分表现。这种文气的贯通，文脉的勾连，文情的奔放，使他的作品平添许多文笔意趣，也使我们的观赏，自始至终洋溢在艺术审美的情感享受中，他也因此在正确理解和成功把握历史人物的同时，也注定成就了他自己辉煌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