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模式。文化日趋世俗化，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忠诚不再是出于某种神秘的彼世信仰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将政治权威改善自己生存境遇的能力作为其给予支持的关键，政治权威也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信息流量的扩大以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现代公民愈来愈相信自己能够在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系统内有所作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改变政治系统于己不利的政策输出。而在政治系统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实现手段时，日益增长的参与需求在现有体制内便难以找到依托，使得整个政治系统常常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
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与这种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相伴随的是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聚合，以阶级、阶层、职业、种族、宗教、地域等为基础的群体意识也随之出现或得到强化，而这些群体之间日益频繁的社会互动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着他们对各自利益和要求的主体性意识，纷纷要求在现有政治系统内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和生存空间，这必然带来社会权力结构的分化重组。随着现代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日深，社会内部各集团受到政府活动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些集团就越清楚地看到政府与它们自己的目的的关系，因而就变得越为积极地要努力去影响政府的政策。”②而在缺乏有效的组织化建制（如政党体制）将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和经济集团融合并同化进政治体制的情况下，那些被排斥于政治体制之外的集团必然成为反对或推翻现有体制的潜在力量。
再次，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看，政治参与常常是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是政治精英不得不应对的社会压力。除非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利于帮助政治精英获得和保持权力或其他目标，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往往将政治参与的扩大视为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而且，新的社会集团进入政治体制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而这又必然遭到长期以来以传统体制为依托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激烈反弹，这样，“那些有能力扩大政治参与的人常常缺乏扩大参与的兴趣，而那些有兴趣扩大参与的人又常常缺乏扩大参与的能力。”①一端是不断提高的参与需求，而另一端则是对这种需求的抑制，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强化，最终导致“参与内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ｌｏｓｉｏｎ）。
１９世纪末２0世纪初的美国和２0世纪６0年代的巴西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
最后，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形影相随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由于政治建制缺乏相应的自主性和制度化能力，那些获得新资源的新兴分利集团往往能够在政治系统内产生超常的影响力，经济上的不平等很容易演化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很可能为市场逻辑所取代，公共权力变成了少数政客谋取私利的便捷途径，“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②，现代化国家腐化现象滋生和蔓延莫不出于此。而现代大众传媒则常常对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现象发挥着某种程度上的“放大”功能，这必然将更多的社会注意力引向政治领域，各社会集团和势力争夺政治资源的努力也不断被激活，它们中有的极力维持本集团已有的特权地位，有的则希图通过政治途径获得与前者相当的特权。这正是许多现代化国家国内发生周期性参与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当然，这里概括的只是现代化与参与危机相互关联的一般趋势，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必然导致参与危机。由于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多层面、复杂的渐进性的增量过程，又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资源结构息息相关。对于当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政治制度化携手并进，相互推动？不仅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机遇，更是对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和民众政治智慧的考验。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
与古代民主的权力结构不同，现代民主是建立在少数职业政治精英和占人口多数的民众分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途径对政治精英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则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内涵。通过政治参与，民众不仅可以表达对政府组成和政策的意愿或要求，使政府的各种行为以民意为依归，而且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学习民主的知识、技能以及培养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公民精神。可以说，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民主便无从谈起。然而，作为民主政治核心要素的政治参与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政治民主，后者不仅受到政治体制的程序结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与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方式密切相关。就政治参与对政治民主的促进作用来讲，首先，政治参与必须是适度的。这里所说的适度只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而言的。在一个制度化程度低、参与渠道闭塞的政治系统中，民众的要求和不满由于没有相应的表达途径，最终必然会因这种要求和不满的长期蓄积而演化为大规模的体制外暴力。而且，民众适度的政治参与能够为政治精英发挥其创造力、进行制度创新留下较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在那些已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发达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民的权利，他们既有选择参与政治的自由，也有选择退出或政治冷漠的权利，随着人们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日益关注，他们对政治的关心被降到次要地位，眼花缭乱的消费品的诱惑、工作和供养家庭的压力、大众传媒等等使得他们的注意力分散，许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参与政治。
这样，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约束政治精英影响力的“储备库”，而能够在公民参与者角色与服从者角色、公共舆论与政府效率、政治化的国家权力与非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平衡和张力的政治系统正是催生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理想土壤。
其次，政治参与应当具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代表性。政治参与的代表性意味着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和行为的普遍性，它不仅应当体现在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还应体现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在前近代社会诸政治形态中，政治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内部游戏，而大多数民众则被明文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对政府活动没有任何发言权。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虽然在法律上首次承认公民平等的参政权利，但这种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时常受到人们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的侵蚀。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往往是那些生活上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则常常成为“局外人”。
西德尼·伏巴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社会地位较优越的阶层相比，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非政治人口”更多地关注基本的生活需求问题，而那些生活较富裕的人们则更关心税率、政府开支、预算，或者诸如堕胎、色情出版物等社会问题，所以通过后者的政治参与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要求和愿望，其代表性常常被打上了折扣。另外，在那些领土范围广大、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经济发展经常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并由此带来政治资源在地区间空间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政治系统内的影响力是那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无法匹敌的，这对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无疑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
再次，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①。现代政治系统中，政党和政党体系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功能，是将政治参与纳入民主化轨道的关键力量。现代政党政治主要功能便是：参加和组织各种各样的选举，争取使本党的候选人当选以组织政府，从而将本党的政纲纳入政治过程。可以说，政党是沟通民众参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桥梁，没有竞争性政党政治，便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那些有着较强利益综合能力和自我调试机能的政党在选举中无疑会向选民提供真正有意义的选择的可能，从而帮助后者实现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
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任何政治系统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保证，对于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将现代化动员起来的参政要求纳入秩序的轨道，是这些国家领导人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
与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也常常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不仅涉及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和方式，而且与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政治学者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得出了以下有关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模式②。
第一，自由主义模式——以Ｋ·多伊奇、Ｄ·勒纳、Ｃ·布莱克、Ｍ·李普塞等提倡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为代表。根据美国的现代化经验，该模式认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公民要求的反应就越灵敏，从而能够提高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后者直接关系到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缺乏公民参与的政治体制必然增强民众对该体制的不信任感，民众的政治意愿表达也就会以体制外的暴力形式出现。该模式可以大致图示为：
第二，“差距”模式——亨廷顿在对战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常常超过政治体制的承载能力，一方面是政治参与的骤增，而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相对低下，两者间的差距最终导致政治动荡。亨廷顿借用三个等式概括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内在逻辑：①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②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③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就以上等式，亨廷顿是这样论述的，首先，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社会动员往往提高人们的渴望和需要水准，而经济发展则能够满足这种渴望和需要，但常常滞后于人们需求的增长，这样，“需要的形成”与“需要的满足”之间就会形成差距，这种差距进而造成社会的颓丧和不满。其次，如果社会内部存在着较高的横向和纵向的流动机会的话，这种社会颓丧将有可能得到缓解，否则，人们就会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制施压。最后，如果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未得到相应提高，在人们对政府的要求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政治系统内得到缓解和集中时，就会产生动乱。２0世纪５０、６0年代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亨廷顿认为，正是由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差距造成的。
依据该模式理论，正是由于政治制度缺乏吸纳、整合现代化动员起来的参与冲动，对政治精英来说，往往存在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技术统治模式。表现为抑制政治参与，强调高水平的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和快速经济增长，并容忍分配上的不平等。该模式的不稳定性源自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和抑制政治参与，最终形成抑制参与→经济增长→所得分配不平等→抑制参与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参与爆炸”（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该模式可大致图示为：
第二种是大众模式——与技术统治模式正好相反，大众模式中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参与，它推动政府活动的扩大和社会-经济平等，经济增长因此而减缓速度。各种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竞争经济增长的有限果实，加剧各群体间的冲突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引起内乱，最终导致社会总崩溃或“参与内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ｏ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军人夺取政权并压制其他社会势力的参与。如果军人继续控制政权，社会可能被重新推向技术统治模式；如果他们放弃政权，社会可能陷入大众模式的恶性循环。该模式可图示如下：
可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和方式，而且与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思考题
１．简述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２．现代政治系统中的政党和利益集团在角色和功能方面有哪些异同点？
３．应该如何认识现代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的阶级内涵？
４．政治参与分别与政治民主、政治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变量关系？
５．试分析公民自治理论与中国村民自治实践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