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ICOLO——帕利科罗——嗯，什么意思，华生？是‘危险’对不对？
是呀，真的，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他又开始了！PERI，呃，这到底是——”
那一亮光突然消失了，发亮的方格窗也消失了，第四层楼成了这栋建筑物的一条黑色带子，而其它各层的窗户都是灯火通明。最后的危急呼叫突然中断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又是谁打断的？这个想法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福尔摩斯从窗户旁边蹲伏着的地方一跃而起。
“事情严重，华生，”他叫道，“要出事了！信号为什么就这样停止了？
这件事我得跟苏格兰场的警察取得联系——可是，时间太紧，我们走不开呀。”
“我去警察局行吗？”
“我们必须把情况搞得更明了一些。这样也许能提供某种更加清楚的解释。走，华生，让我们亲自出马，看看有什么办法。”
当我们快捷地走上霍依大街时，我回头望了一下刚离开的建筑物。在顶楼的窗口，我隐约看见了一个人脑袋的影子，是一个女人的脑袋，紧张而呆木地望着窗外的夜空，正在屏息等候着中断了的信号重新开始。在霍依大街公寓的门廊上，有一个男人围着围巾，穿着大衣依在栏杆上。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时，他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他叫喊道。
“哎呀，是格莱桑呀！”我的同伴说着，一面和这位苏格兰场的警长握手，“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呀。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
“我想，同你一样吧，”格莱桑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线有几根，但头只有一个。我正在记录信号。”
“信号？”
“是的，从那个窗口。信号中途打断了。我们到这里来是想了解是什么原因。但既然是你在办案，胜券在握，我看我就用不着继续管下去了。”
“等一下！”格莱桑期盼地说，“我想对你说句公道话，福尔摩斯先生，只要有了你，我办案子，没有一次不感觉踏实得多的。这幢房子只有一个出口，所以他是跑不了啦。”
“他是谁？”
“好呀，好呀，这回我们可先走一步了，福尔摩斯先生。这一次，你可得要让我们领先了。”他用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随即一个车夫手拿马鞭，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边走了过来。“我能把你介绍给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吗？”他对车夫说，“这位是平克顿美国侦缉处的利弗顿先生。”
“就是长岛山洞迷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这个美国人是一个沉静而又精明的青年，胡子刮得精光，尖尖的脸，他听了福尔摩斯这一番赞扬，不由得满脸通红。“我现在是为生活而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假如我能抓住戈吉阿诺的话——”
“什么！红圈会的戈吉阿诺吗？”
“呵，他是欧洲的风云人物，是不是？是呀，我们在美国也听到了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五十件谋杀案的元凶，但我们却没有办法逮住他。我从纽约就开始跟踪他，在伦敦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都在他附近，就等着机会亲手把他抓起来。格莱桑先生和我一直追踪到了这幢大公寓，这里只有一个大门，所以他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他进去之后，已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不在这三个人里面。”
“福尔摩斯先生谈到了信号，”格莱桑先生说，“我想，与往常一样，他了解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
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用几句话作了简要的说明。这个美国人气恼地两手一拍。
“他发现我们了！”他叫道。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哎，情况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他，正在向他的帮凶发信号——他有一帮人在伦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他突然告诉他们有危险，中断了信号。
这说明：他在窗口不是突然发现了我们在街上，就是有点意识到险情在逼近，假如他想躲过险情，就得立即采取行动。除了这些，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你想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得马上上去，亲自去查看一下。”
“但我们没有逮捕证呀。”
“他是在可疑的情况下，在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格莱桑说，“现在，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还在盯着他的时候，我们看看是否纽约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拘留他。而目前，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我们的警官侦探在智力方面可能有不足，但在勇气方面却决非如此。格莱桑爬上楼去，要去逮捕那个亡命之徒，他仍然带着那样一副绝对沉着和精明的神情，也就是凭着这一点，他在苏格兰场的官场上青云直上。那个平克顿来的人试图赶在他的前面，但格莱桑早已坚定地把他抛在后边了。伦敦的警方对伦敦的危险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半开半闭。格莱桑把门推开。房子里寂静无声，黑糊糊的。我擦了根火柴。把这位侦探的手提灯点亮。就在这时，在灯光照亮以后，我们大家都吃惊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有一道新鲜的血迹。红色的血迹一直通向一间内屋。内屋的门是关闭着的。格莱桑一下把门撞开，用灯高高地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从他的肩膀上急切地向里面探望。
这间空房子的地板正中躺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他那修净胡须的黝黑的脸庞，已扭曲得奇形怪状，十分可怕，头上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尸体躺在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的湿淋淋的环形物上。他的膝盖弯曲，双手痛苦地摊开着。一把白柄的刀子从他又粗又黑的喉咙正中整个地刺进了他的身体。
这个人身材高大，在他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之前，他一定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公牛一样已经倒下了。在他的右手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可怕的双刃的牛角柄匕首，匕首旁边是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
“哎呀！这是黑戈吉阿诺本人！”那个美国侦探叫道，“这次，已经有人在我们前头下手了。”
“这就是在窗台上的蜡烛，福尔摩斯先生，”格莱桑说道，“你在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走过去，把蜡烛点燃，并且在窗前晃动着。接着，他向黑暗中探望着，吹熄蜡烛，把它扔在地板上。
“我确实认为这样做会有帮助的，”他说。他走了过来，站 在那里沉思，这时，有两个专职人员正在检查尸体。“你说，当你们在楼下等候的时候，有三个人在房子里出去，”他最后说，“你走近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
“其中有没有一个三十岁左右，黑胡须，黑皮肤，中等身材的人？”
“有呀，他是最后一个走过我身边的。”
“我想，那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可以给你讲出他的样子来，我们还有他的一个很清晰的脚印。这些对你应该是足够的了。”
“不太够，福尔摩斯先生，在几百万伦敦人中。”
“也许是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叫这位太太帮助你们的缘由。”
听到这句话，我们都转过身去。只见门道上站着一个身材颀长而又美丽的女人——布洛姆斯贝里的那个神秘的房客。她慢慢地走上前来，脸色苍白，神情惊悸忧虑，双眼直瞪，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地上的那个黑色的躯体。
“你们把他杀了！”她咕哝着说，“啊，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杀了！”
接着，我突然听见她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跳了起来，发出一阵欢乐的叫声。
她在房间里转着圈跳舞，双手拍着，她的黑眼睛里露出惊喜交加的神色，嘴里涌出上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的感叹词句。这样一个女人看到这样一番情景之后，竟然这样欢欣鼓舞，这真令人可怕而又吃惊。突然，她停了下来，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着我们。
“而你们！你们是警察，是不是？你们把奎赛佩·戈吉阿诺杀了，是不是？”
“我们是警察，夫人。”
她向房间里四周的暗处扫视了一遍。
“那么，日内罗，他在哪里？”她询问道，“他是我丈夫，日内罗·鲁卡。我叫埃米娜·鲁卡，我们两个都是从纽约来的。日内罗在哪里？刚才他还在这个窗户叫我的，我赶快跑过来了。”
“叫你来的是我，”福尔摩斯说。
“你！你怎么可能叫我？”
“你的密码并不太难，夫人。你光临这里正是求之不得的。我知道，我只要闪出‘来吧’的信号，你是肯定会来的。”
这个美丽的意大利女人惶恐地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她说，“奎赛佩·戈吉阿诺——他是怎么搞的——”她顿了顿，接着脸上突然露出骄傲和惊喜的神色，“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日内罗呀！我的了不起的、漂亮的日内罗，是他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就是他呀！他用他强有力的手杀死了这个怪魔！呵，日内罗，你真好！有哪一个女人配得上这样一个男子呢？”
“好了，鲁卡太太，”深感没趣的格莱桑说，一边用手拉住这位女士的衣袖，毫无感情，就像她是罗丁希尔的女流氓一样，“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很清楚；不过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已经够清楚的了。我们想要你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等，格莱桑，”福尔摩斯说，“我倒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一样地急于要把情况告诉我们。你知道，夫人，你的丈夫会被逮捕审判的呀！因为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你丈夫杀死的。你所说的或许将用作证词。但是，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不是出于犯法的动机，是出于他想要查明情况的动机，那么，你帮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们。”
“现在戈吉阿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用害怕什么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一只魔鬼，一只怪兽。我丈夫杀死这样一个人，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因此而惩办我丈夫的。”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我建议先把房门锁起来，让这一切都照原样摆放着，我们和这位女士到她的房间去。等我们听完她要对我们说的一切之后，再作安排。”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四人已在鲁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坐下来，听她讲述那些奇怪的凶险事情。事情的结局，我们碰巧已经目睹了。她的英语说得既快又流利，但却不太正规。为清楚起见，我只得做些语法修改。
“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玻西利坡，”她说，“我是奥古斯托·巴雷利的女儿。我父亲是首席法官，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日内罗在我父亲手下做事。我爱上了他。别的女人也一定会爱上他的。他既没有钱，又没有地位——什么也没有，他只有美貌、力量和活力——所以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婚。
我们一起跑了，在巴里结了婚。我变卖了首饰，用换来的钱我们到了美国。
这还是四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住在纽约。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运气不错。日内罗为一位意大利先生做了件好事——他在一个叫鲍威里的地方把这位先生从几个暴徒手中救了出来，这样就交上了一位有势力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铁托·凯斯塔洛特。他是凯斯塔洛特—赞巴大公司的主要合办人。这家公司是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巴先生有病。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凯斯塔洛特掌管公司的大权。公司雇用了三百多名员工。他为我丈夫在公司里找了个职位，叫他主管一个门市部，并在各个方面对我丈夫都很好。凯斯塔洛特先生是个单身汉，我相信，他觉得日内罗就像是他的儿子，我和我丈夫两个人都敬爱他，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栋小房子，我们的整个前程看来都有了保证。这时候，乌云出现了，我们的天空很快就阴云密布。
“有一天晚上，日内罗下班回家，他带回一个同乡，名叫戈吉阿诺。他也是从玻西利坡来的。他身材魁梧，这点你们可以验证，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尸首。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他的一切都很奇怪，叫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子里就像是在打雷。谈话的时候，房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感情，都很强烈而且奇怪。
他说起话来神情激越，简直像是在吼叫，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眼睛一看着你，你就觉得只能听任他摆布。他是个可怕而又奇怪的人。感谢上帝，他已经死了！
“他到我家来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我知道，日内罗见到他并不比我见到他更高兴一些。我可怜的丈夫总是干坐在一旁，脸色发白，没精打采地听着。
我们的客人谈的都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漫无边际的胡言妄语。日内罗默不作声，而我哩，我是非常了解他的。我从他脸上看得出某种我以前不曾见过的表情。开始我想那是讨厌。接着，渐渐地，我明白了那不仅仅是讨厌，更多的是惧怕——一种深深的、隐秘的、畏缩的惧怕。那天晚上——就是我读出他恐惧的那天晚上——我拥抱着他，以他对我的爱恳求他，以他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让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然把他弄得这样垂头丧气，晦气沉沉的。
“他告诉了我，我一听，心寒得就像冰一样。我可怜的日内罗，在那些狂乱的日子里，整个世界看来都跟他过不去，不公平的生活几乎逼得他发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