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叫作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兄弟会的誓约和秘密真是可怕，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逃出来。当我们逃到美国后，日内罗以为已经跟它永远一刀两断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伙的大个子戈吉阿诺，他的恐惧无以言表，因为在意大利南部，人们都把他叫作‘死亡’，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到纽约来，是为了逃避意大利的警察。他在新定居的家里，已经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日内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把就在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给我看。通知顶头上画了一个红圈，告诉他要在某一天聚会，他必须应命到会，不得缺席。
“那真是糟糕透顶，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我曾经注意了一些时候，戈吉阿诺总是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并且老跟我说话。即使他是和我丈夫说话，他那两只野兽般可怕的眼睛却老是盯着我。一天晚上，他的秘密泄露了。我对他所谓的‘爱情’恍然大悟——那是畜生的爱情——野蛮残忍。他来的时候，日内罗还没有回家。他逼进屋来，用他粗壮的手抓住我，搂进他那熊一样的怀里，劈头盖脸地要和我接吻，并且恳求我跟他一起走。当日内罗进来向他攻击时，我正在挣扎着、喊叫着。他打昏了日内罗，逃离了我们家，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成了死对头。
“几天以后开了会。日内罗开会回来后，他的脸色告诉我，某种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红圈会这一团伙的资金是靠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假如他们拒不交钱，就以暴力威胁。看样子，凯斯塔洛特，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他们已经找到他头上了。他拒不屈服于恐吓，并且把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拿他开刀，做个样板，以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会上已经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报销。谁去实施，抽签决定。当日内罗把手伸进袋子里去摸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那张残忍的脸在对他奸笑。毫无疑问，他们事先早就做了某种安排，因为签上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就是杀人的命令，签却落到了他的手里。他要么去杀害他最好的朋友，要么让我和他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他们恶魔般规定的一部分，就是凡是他们所害怕的人，或是他们所憎恨的人，他们都要惩罚，不但要伤害这些人本身，而且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日内罗对这些了如指掌，这种恐怖压在我可怜的日内罗头上，逼得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发疯了。
“我们整晚坐在一起，互相挽着胳膊，共同防备着拦在我们面前的灾难。
动手的时间定在第二天傍晚。正午前后，我丈夫和我就上路来伦敦了，可是没来得及告诉我们的恩人说他身处险境，也没来得及把这一消息告诉警察，以保护他将来的人身安全。
“其余的，先生们，你们自己都已知道。我们明白，我们的仇敌像影子般在跟踪我们。戈吉阿诺的报复自有他私下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残酷、狡诈、顽固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谈论他可怕的故事。如果说他的势力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亲爱的人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天好天气，替我找了一个安全的安身之处。在这种方式下，可使我不致遇到任何危险。至于他自己，他也希望摆脱他们，以便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察取得联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如何生活。我只能通过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才能得到消息。但有一次我朝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栋房子，我知道，戈吉阿诺终于找到我们的避难所了。最后，日内罗告诉我——是通过报纸——他会从某一窗口向我发出信号的。但当信号出现时，只有警告，再没别的什么，接着又突然中断了。现在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他知道戈吉阿诺盯上他了。嗯，感谢上帝！
当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有准备。现在，先生们，我想请问你们，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世界上是否有法官会因为日内罗所做的事情而对他定罪呢？”
“好了，格莱桑先生。”那个美国人说，同时他看了警官一看，“我不知道你们英国的观点如何，但我想，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赢得大家普遍的感激。”
“她得跟我走一趟，去见见局长，”格莱桑回答道，“如果她所说的情况属实，我不认为她或她的丈大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我摸不着头脑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自己，怎么竟然也搅和到这件案子里来了。”
“教育，格莱桑，教育。还想在这所老大学里学点知识。好吧，华生，你又多收集到了一份悲惨而又离奇的材料啦。顺便说一下，现在还不到八点钟，考汶花园今晚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呢！如果我们抓紧点，或许还能赶上看第二幕哩。”
（曹有鹏 译）
失 踪 奇 案
“不过为什么要土耳其式的呢？”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眼睛注视着我的靴子。其时，我躺在藤靠背椅上，两脚伸出，他那无所不至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
“是英式的，”我答道，有点吃惊，”我在牛津街拉梯默商店买的。”
“是洗澡！”他说，“我说的是洗澡！为什么不洗提神鼓气的本国浴，而要去洗土耳其浴，又贵又让人提不起精神？”
“因为这几天我犯了风湿病，觉得年纪大了。而土耳其浴是一剂所谓的强身药，一个崭新的起点，是身体的除垢剂。”
“另外，福尔摩斯，”我接着说，“对一个讲究逻辑的大脑来说，我的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关系是明摆着的，这点我决不怀疑。不过，你要能指明，我不胜感激。”
“其实推理的线索并不难看出，华生，”福尔摩斯戏弄似地眨眨眼，说道。“如果我问你今天早上谁和你同车，我所阐示的也还是那种基本的演绎法。”
“我可不承认你提出一个新的例证就是作了解释，”我有点抱怨他。
“太棒了，华生！好一番抗议，义正词严。让我想想，关键在哪儿呢？
先说最后一点——马车。你看，你左衣袖和肩膀上溅着泥点。你要是坐在双座马车当中，大概溅不着泥点，就算有泥点，那应该两边都有。所以你明显是坐在车座一侧的。所以同样明显的是你有同路人。”
“那太明显了。”
“可笑的陈词滥调，对不对？”
“可是靴子和洗澡呢？”
“同样单纯。你系靴子有特定的方式。这次我看见你的靴子打的是精致的双结，这可不是你一贯的系法。所以你脱过靴子。谁给你系的呢？靴匠，要不就是浴室的服务生。不可能是靴匠，因为你的靴子差不多是新的。那么，还剩下什么？浴室。很可笑，是不是？不过，尽管这样，洗土耳其浴还是得有个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洗土耳其浴是想有点变化。我建议你来点变化。我亲爱的华生，去一趟洛桑如何？有头等车票，全部开销都很奢华。”
“太妙了！可为什么？”
福尔摩斯靠回扶椅，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
“世界上有种种不安全的阶层，”他说，“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四处漂泊无亲无友的女人。她们毫无害处，常常是大有用处的一类人，却又无可避免地刺激别人犯罪。她们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她们经济宽裕，可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她们往往迷失在偏远的寄膳公寓里，是狐狸世界里迷途的小鸡，一旦被吞掉，很少有人想起。我很担心，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已遭不测了。”
话从泛泛而谈突然转到具体人事，我松了口气。福尔摩斯查了查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继续说，“是已故拉弗顿伯爵唯一活着的直系后裔。你也许记得，地产都落到了男性继承人手里。她只得到一点有限的财产，不过其中有一些西班牙古银饰和钻石首饰非常精巧、稀罕，她很珍爱——她太喜欢了，不肯把它们存到银行里，总是随身带着。弗朗西丝女士，惹人哀怜、貌美如花，刚到中年，可是一次意外使她成了最后一只弃舟。就在 20年前，那还是一只大舰队呢。”
“那她出什么事啦？”
“唉，弗朗西丝女士出什么事了呢？她活着还是死了？这就是我们的难题。她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四年来每两周无一例外地跟她的老家庭教师多布妮小姐写封信。多布妮小姐早已退休，住在坎伯韦尔，就是她来询问我的。
她差不多五周没收到过一个字。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旅馆寄来的。弗朗西丝女士好像已离开那儿，没留地址。他们一家非常焦急，而且他们也很有钱，如果我们弄清了事实，他们不会吝啬的。”
“只有多布妮小姐有她的消息吗？她一定也跟别人联系吧？”
“有一个地方她一定要联系的，华生。那就是银行。独身女人得生活下去，而她们的存折就是浓缩的日记。她在西尔维斯特银行开户，我浏览过她的帐目。她倒数第二笔支款是偿付在洛桑的花费，不过数额巨大，她也许身上还剩有现金。打那以后只支过一笔钱。”
“给谁，付到哪里？”
“给玛丽·德文小姐。不知道付款地点。不到三周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昂内银行兑现，总数是 50 镑。”
“那么玛丽·德文小姐又是谁？”
“那点我也查出来了。玛丽·德文小姐原是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的侍女。我们还没法弄清，她为什么要付给她这张支票。不过，我肯定你的调查会很快弄清这件事的。”
“我的调查！”
“所以才要远征洛桑，作一次健身旅行。你知道我不可能离开伦敦，因为这会儿老亚伯拉罕斯正怕死怕得要命。再说，我原则上最好不要出国。没了我，苏格兰场会觉得孤单，也会惹得罪犯们不健康地骚动起来。那么你去吧，我亲爱的华生，我会在欧陆电报线的这一头随时恭候你的吩咐的，只要拙见真的值 2 便士的一个字的大价钱。”
两天后，我便到了洛桑的国家旅馆，那位人人皆知的莫舍经理对我殷勤有加。他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在这里待过几星期。她真是人见人爱，至多不过 40 岁，依然端庄娴雅，看得出年轻时是如何倾国倾城的。莫舍先生不知道她有什么贵重珠宝，但那些佣人倒是说起过，这位女士的卧房里有只沉重的皮箱，总是小心翼翼地锁着。那侍女玛丽·德文小姐也和她主人一样受人喜爱。其实她已经同旅馆的一个服务员领班订了婚，不难查到她的住址。她住在蒙彼利埃，特拉场路 11 号。这些情况我都记下了，自认为很机灵，就是福尔摩斯自己去收集情报也不过如此吧。
只有一个地方尚待澄清。我无法明白那位女士为何要突然离开。她在洛桑很愉快，我们百分之百肯定她本想在这里度过这个季节的。她的房间很豪华，可以俯看湖水，但她却走了，只在前一天通知了旅店，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只有那女侍的情人朱勒·维巴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认为她突然离去与一两天前到过旅馆的那个男人有关。这人个子高高，长得很黑，胡子拉碴的。“一个野人——十足的野人！”朱勒·维巴叫道。这人住在城里。有人看见他在湖滨道上和弗朗西丝女士热切地说着什么。后来他又来找过，可她拒绝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没留下姓名。之后这位女士乘马车走了。朱勒·维巴，更重要的是朱勒·维巴的恋人认为是那男人的来访导致了女士的离去。
只有一件事情朱勒闭口不谈。那就是玛丽为何离开了她的主人。这事他不能也不愿说什么。如果我想了解，就得去蒙彼利埃问她。
这样我第一回合的调查就结束了。第二回合要查的是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究竟去了哪里。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让人确信她离开是为了摆脱某人的跟踪。不然的话，她的行李上为什么不公开贴上去巴登的标牌？她带着行李绕道去了莱茵河疗养地。这些情况是我从驻库克办事处的经理那儿得知的。所以我随后去了巴登。临行前，我向福尔摩斯发电报报告了我的全部进展。他回电中半开玩笑地称赞了我一番。
在巴登不难找到线索。弗朗西丝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二个星期，这其间她结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夫人。弗朗西丝女士同大多数独身女士一样，在宗教上找到了安慰和寄托。施莱辛格博士人格高尚，全心献身宗教，在履行使徒职责时染病刚愈，这一切都使她感动不已。她帮着施莱辛格太太照顾这位大病初愈的圣徒。据经理描述，他整天躺在阳台的安乐椅上，两旁各站一位女士侍候。他正在绘制一张有关圣地①的地图，图中特别指明了米甸人王国②，并且还在写一篇这方面的专文。后来他身体康复，就和妻子回伦敦去了，而弗朗西丝女士也一同前往。这是仅仅三周前的事，从那以后，这位经理就再没听到她的消息了。至于那位女侍玛丽，她在那之前几天就走了，走时大哭了一场。她走前还告诉别的女佣，说她再也不帮佣了。
施莱辛格博士出发前给同行的几个人付清了帐单。
“随便提一句，”那位店主最后说，“除你外，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还有朋友在打听她的下落。就在一两个星期前，有个男人和你一样来这儿找她。”
“他留下姓名没有？”我问。
“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虽然不太像。”
“一个野人？”我说，照我那位名人朋友的方式把事实串联起来。
“正是。那么称他真是惟妙惟肖。他是个大块头，留着胡子，给太阳晒得黑黑的。这种人看来待在农庄客栈比待在高级旅馆更舒服些。我觉得他很凶，我才不愿得罪这种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