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亮的管理心理思想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当时功利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策进士，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任而卒。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隆兴和议”以后，朝廷不图恢复，他即向孝宗上了《中兴五论》，分析当时形势，反对和议，力主抗金，但因受权臣阻挠，不被采纳，回家著书讲学10年。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接连三次上书，建议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守备荆襄，推进抗金形势，但遭到众大臣的反对，并由此受到当权者的嫉恨与迫害，数次被捕入狱，几至于死。陈亮的主要著作有《龙川文集》、《龙川词》，《龙川文集》经中华书局组织整理校勘，编为《陈亮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陈亮的管理思想中不乏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消极东西，但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的角度去审视，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之处。
（一）人性与管理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格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陈亮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人的欲望。陈亮认为，人有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是由人性决定的。但是，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能够满足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不同的。“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是由“命”决定的，这种“命”又是由君主决定，“一切惟君长之为听”。但是，“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而“节”欲则要依照封建制度下的“典”与“礼”，他反对君主以个人的喜怒来决定人们欲望的满足。道学家朱熹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陈亮反驳说“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陈亮把人欲看做是“不净洁”的，这说明他和朱熹一样也把人欲看做是同封建主义的“天理”相对立的；不过，他不是主张“灭人欲”，而是主张由君主依据“典”和“礼”来“节”人欲。
在陈亮看来，人有欲望，属于人的本性，是要满足的，这实际上是把满足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要放在了重要地位。同时人的欲望又是无止境的，所以他又提出了要“节”欲，但是陈亮主张由君主根据“典”和“礼”来“节”人欲，这充分体现了他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
（二）决策心理思想
著名经济学家赫伯·西蒙在揭示管理的本质时指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管理由一系列决策组成；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掌握大量的信息的基础上，提出若干预选方案，并从中选出最佳方案。陈亮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预测、决策心理思想。他在《陈亮集·酌古论》中写道：
善图天下者无坚敌，岂敌之皆不足破哉！得其术而已矣。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此其为术，犹有所穷。而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而后可与言术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要得到天下的人没有顽强的敌人，难道是敌人都不堪一击吗？不过是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罢了。仔细研究敌情，预测敌人的态势，观察天下的利害，明确进攻的缓急，哪些要占先，哪些要居后，次第收效，没有一样不符合计划。在陈亮看来，了解信息、预测、计划、决策，这几项是最主要的，也可看做是战略思想。有了战略思想，有了基本的预测、决策，战术方面的事才是可讨论，有效的。陈亮的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是用在战略战术中，但也体现了他对决策前的信息处理、预测以及决策的充分重视。在一个组织中，信息是管理的核心，是起决定作用的枢纽，而科学的决策是在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和对有关情况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评估各种方案，以达到最佳效果。陈亮的决策思想与这些现代管理思想是相通的。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
企业资源理论从三分说发展到七分说，人力资源一直居于首位，因为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命运。例如，在微软公司，发现和选聘最优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务。比尔·盖茨认为，微软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强干的人”。由此可见，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企业只有重视人，开发好企业的人力资源，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陈亮的人力管理思想虽然较零散，但其见解深刻、精辟，主要涉及到了人才的识别、人才的任用两个方面。
1.人才识别
陈亮对人才的识别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写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才只有在任用了以后才能看出他是否真有才能，光坐着自吹而不实干者不值得依靠。“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要想成为伯乐是相当不易的，起码心里得有一个有效的千里马的标准。只看表面或只听口头的，而不看重实际行动显然是不行的。陈亮主张通过“用人”来“识人”，并且识人时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这些对现代企业都有很深的借鉴意义：我们不仅要在招聘人才的时候“识人”，而且在人员任用的过程中还要“识人”，这样才能为企业留住最好的人才。
2.人才使用
一个企业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人才后，就应该考虑怎样任用他们，怎样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怎样使他们为企业创造最大的价值。苟有人才而用不以道，人才就会成为装饰品，不仅达不到识人的目的，而且也会造成人才资源浪费。陈亮也提出了有关人才使用的思想。他在《陈亮集·论开诚之道》中写道：
臣愿陛下虚怀易虑，开心见诚，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以言。大臣必使之当大责，迩臣必使之与密议。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加留；才止于此，不以其久次而姑迁。
这段话的意思是，希望陛下虚怀若谷，开诚布公。用人要用之不疑，疑之不用。让他在其位谋其职，交给他任务，但不要给予太多的建议或暗示。大臣必须让他承担重大责任，近臣则要让他参与机密大事。才能不够的，绝不因为他容易管理而留在官位上无所事事。才能有限的，绝不因他久处次等职位而予以升迁。陈亮所坦露的是为君治国用人之道，却道出了用人的几个原则：一是“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也即要诚信待人；二是要让员工参与管理事务；三是要“因事设岗”而不是“因人设岗”。陈亮的这些用人思想对于我们在管理中合理地使用人才具有很大的启示，并且它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用人思想是一致的。
（四）领导心理
授权是将权力分派给其他人，以完成特定的活动。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的功能之一就是授权下级分担任务，而这一思想早在陈亮的管理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他在《陈亮集·中兴论》中写道：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者审议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维之法。使权固在我，不蹈曩日专权之患；而怨有所妆，无代大臣受怨之失。
其意思是君王掌握主要的权柄，而把具体事务的权分给大臣。凡有政事、委任官吏，全由三大主管部门审议决定后领取圣旨，君王不作批示，也不特别下指示，一切都用传统的上下相互联系的方法。陈亮的建议，实质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同时，大权基本上由制度保证。这样的治理方式，权力稳定，常规事务能正常进行，管理者不必事无巨细样样亲自批示，而管理的责任又能落实。显然，这与现代管理中领导者的授权管理是一致的，如，分工明确，允许下属参与管理，等等。陈亮能在当时有如此见识，也属难能可贵。
二、叶适的管理心理思想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原籍处州龙泉，后徏温州永嘉，是南宋事功之学的永嘉学派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叶适在历史上的地位，从横向来看，是与朱、陆“鼎足而三”的思想家；从纵向来看，是宋代最后一位著名思想家，对宋代各学派思想做了一个总结。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爱国主义、功利主义和反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三面旗帜，是他在学术上所处地位的突出表现。他在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或是军事思想等方面，也都有较丰富而独到的论述。叶适一生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则主要在孝宗至宁宗三朝。
叶适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叶适集》和《习学记言》中。
（一）叶适的领导心理思想
1.尊势用人
势，指的是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和地位，叶适认为，君主的势对治国十分重要，只有君主拥有对于国家政治的绝对权力，使势“在己而不在物”，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和处理方方面面的国家事务，才能保障国家的政治。这也是分权的必要前提，叶适在强调君主重势的同时，又指出君主之势并非绝对的中央集权，重势与分权是辩证的统一，重势是要由君主把握方向，正确引导国家政治的发展趋势，形成分权的前提，然后通过分权处理好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能够有一定的自主权利，而中央内部各部既相对独立又具有一定的牵制，避免了权力下放得相对过大。这里的关键是君主要善于运用任人的权力，其中又特别是善于用人，这种管理模式无论在现代的行政管理中还是在企业管理中都是合理的。通过人力的合理配置运用，领导层避免了凡事亲历亲为，缩短了处理大小事务的时间，使之重点致力于发展计划和目标的实施。这种实行君主专制，又不能集权过度的思想，就是叶适“尊势分权”理论的基本点。
2.强调威信
叶适强调君主以势治国，同时又强调特别需要获得人民的普遍信任感以及合作行为。叶适在著作《水心文集》卷四的《财计》下篇中就较为突出地讲述了这个问题，缺少了人民的信任，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不管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利于人民，都将一事无成。文章里说道：“疑人不得治天下”，也就是说广大民众不放心、不相信的人是不能够管理好一个国家的。试想，一个人如果面对威胁会被怀疑马上就放弃原则、改变立场，面对外敌入侵会被怀疑立刻就停止抵抗、要求议和，面对灾祸来临会被怀疑立即逃避，面对大堆的钱财会被怀疑会占为己有，面对争权夺势会被怀疑有什么图谋不轨，虽明知是非，为君者不听进谏，为臣者不极力进言，对错误听之任之、放之纵之，民众怎会放心他管理国家，而且由于在一些事上令人怀疑，其个人一生的信用也足以遭到破坏。
叶适的管理理念中把信任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书中他写道：“法度未立，号令未信，财用未足，欲有所为而不能遂”这种“国家之患”还不足为大忧，最大的忧患是政府已经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叶适用历史事实举例说明了以信治国的道理。“古之圣人所为大过乎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古代圣人掌管天下之财，但没有人会去怀疑他会谋取私利；他制定施行的种种政策法令，百姓不管对其本意清楚与否，终究不怀疑那些政策法令会对己有害。圣人正是凭借了这种令天下人信服的圣明，才得以在天下无不成之事。而后世的那些君主们，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即便他们取用百姓的财产未必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多；役使民力也未必像夏、商、周三代那样重；而且还会经常发布一些安定民心、宽宏大量的政策法令，但老百姓终究怀疑他们的用心，以至于对他们置之不理，所以说这种君主无法治理好国家。政府要取得人们的信任，使用强迫的手段或是努力寻求辩解都是无效的，必须分析问题，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引起疑虑的制度上的弊端。叶适认为，当遭到天下百姓怀疑的时候，不能压制也不能辩解，应该退一步来考察造成被怀疑的原因。叶适指出了君主失去威信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养兵百万，不耕种也不作战，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二是不能收复失地而且每年还要向金国交纳大量的赔款；三是政府机构臃肿，不管事却又坐食丰厚的俸禄。针对这些弊端，叶适提出改变仰食于官的幕兵制，减少冗官闲吏，提高官员素质，不再耗费国家财富贿赂外族来换取一时的和平，等等。
3.分权地方
地方政府应在政策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叶适认为，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县是比较难以管理的，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是一条重要的管理原则，知县之所以难做，正因为地方长官受上级辖制不能自主治理所属县份，又须对地方事务负全部责任。针对这一情况，他认为，最根本的当然是国家能够去除“烦密之法”（繁细的法律）、“破产之役”（繁重的徭役）、“杂名之敛”（苛捐杂税）这些妨碍地方治理的大患。但不主张地方把希望全都放在等中央政府来解决。如果中央政府无法消除这些弊病的话，就不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认为在根本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应该在中央政府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有所作为，使所辖县份得到良好的管理，这就要求地方长官要体恤人民、忠厚待人，又不乏灵活变通、妥协应付的才能，若具备了这样的素质，还须不专为自己打算，不把当县官作为升迁的过渡阶段从而“为苟且之政”，如果能够这样，求得“一县之善治”也不是办不到的。
4.兴办公共事业
在公共事业的兴办管理上，叶适认为，如果是为人民着想，对人民有利的，就可以说服或者命令，乃至强迫人民去做。政府可以发布公告，也可以派人把所要兴办的公共事业的种种利弊分析给人民听，表明政府的出发点，让人民了解公共事业对自己有何得益，必要时也可以行使管理权命令人民去做。如果上述的两种方法不奏效，叶适认为，由于这是为了人民利益着想，“虽或挞罚之，未过也”（即使采用刑罚也不过分）。
（二）叶适的人才管理思想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叶适主张“以贤取人，以德命官”。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叶适指出：“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渴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人才的聚集与离散，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应该对使用贤才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广泛纳贤。他提出了一系列人才管理方面的观点。
1.选择人才应以能力及品质为准绳，因材施职
对于以“资格”用人的办法，他也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说：
以贤举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此尧、舜以来之常道也。无有所谓自贱而历贵，循小官之次而至于卿相，如后世之所谓资格者。
他还指出：“资格之害深，则人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可见，“资格非善法明矣。”因此，他坚决主张，“贤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称此官可也，岂可疑其资格未至而姑迟之哉！”这是说，对于人才，能担当何种职务，就授予其何种职务，绝不受资格所限，光凭资格取人是选拔人才的大害，“计日月，累资考”的办法只能应用于“衰时”。因为在社会动乱、国家处在非正常状态中，“贤否混并无所别”，只能以资格来作为选拔的标准，但以此作为一项长久措施却为害非浅，“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无论有才无才，按部就班晋升到重要职位上，其后果必然使人们不思上进，为官者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国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日败”。他认为，对于才能品质都好的人绝不可因其资格不够而得不到提拔。
2.人才来自书生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叶适认为“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国之命系焉”。因此，他对于选拔人才的几种制度如荐举、科举等都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并对此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如荐举，叶适认为，这种方法虽然会增加人才被发现的机会，但其形成了惯例后，使官吏“非举不得入”，反而造成不良风气。叶适指出，荐举之流弊，使那些为求晋升之人“卑身屈体以求之”，甚至“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然而当他一旦得以迁升，则又“抗颜庄色以居之”，而“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亦安受之而已”。这种办法，其结果是“人才坏而生民受其病，无足疑者”。正确的方法是荐举与正常途径相结合。一方面，加强考察，官员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过错的，可以给予正常的升迁；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才被发现的话，可以通过推荐的方法不用按部就班地循进，实行破格提拔。这样，两者配合使用，就能使人才脱颖而出，避免举荐的害处，而得到荐举的益处。
3.完善择人制度
科举，是一项长久应用的人才选择制度，叶适并不否定科举制度本身，而是着重揭露其弊端，叶适认为其流弊比荐举更大。它使知识分子只会背诵那些无用的“程式之文”，只知追求做官，而没有真实的治国才能和高尚的品德。所以，他痛切地说：“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又说：“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他指出：其一，科举制度应考核士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实际的创见，而不应该只看文章技巧的高低。其二，使读书人只以做官为目的，为追求做官而读书应试。其三，科举在各地有规定解额，“百人解一”，但事实上由于各地文化水准的参差不齐，使那些读书人集中地区的读书人陷于“其茂异颖发者，乃困于额少而不以与选”的境地。其四，读书人一旦取得功名，就一定保证有官可做，“三十年之后，怜其无成而亦命之官”。这些弊端都使人才不能够得到有效选拔与任用，空有其才，而无用武之地，应该立即根除。
对于所谓“荫补”的世禄制，他批评说，这无疑是使那些“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世继为之”。因此，他认为：“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禄。”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真正有才能之士就将被埋没。他根据古代的官制指出：“世禄不在不朽之数”，“自古亦未有无功德而可以世其禄者”。世禄制当在必除之列。
（三）叶适的理财心理思想
叶适所生活的南宋是一个腐朽、衰弱和屈辱的王朝，但其“壤地半天下”，经济上“地大财富，足以自为”，手工业和商业更显得发达和繁荣，纺织、造纸、陶瓷、造船等技术的产量、质量均超过北宋，临安城人烟稠密，店铺林立，昼夜开市，客贩往来，船只云集，热闹之极。这样繁荣的经济，必然要求经济管理思想方面冲破旧有的陈腐观念。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了叶适反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叶适广泛地探讨过多方面的经济问题，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点提出非议，同时，他还主张节省开支、减轻赋税徭役、采取量入为出的原则。
1.讲究管理财政，反对暴敛金钱
南宋的赋税很重，批评苛捐杂税和要求减轻赋税是叶适议论经济问题的重点。叶适从人们对财政管理的认识上找赋税重的原因。他在《财计》中写道：
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
这是说，自周末以来，所有从事理财的人，其实都是在进行聚敛，所不同的只是取得巧与不巧而已。叶适认为，周末以来理财的真义已经丧失，君子不懂得管理财政的本义而只有仁义的信念，以为管理财政就是搜刮民财，以供奉官府使用。所以，都不愿意去管理财政。真正的理财，应该非常巧妙，取之于百姓，而百姓没有知觉，国库富余而百姓却不贫穷。“小人”则没有仁义的信念，而具有聚敛财富的本领。他们对于管理财政并不推辞，执掌财权后也不愿放弃。而君主还以为君子没有管理财政的能力，所以就把管理财政的大事全部交给了“小人”，从而理财就变成了聚敛。对于真正的财政管理，叶适指出：
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壅遏而不行。
这就是说，财政管理不仅仅是聚敛老百姓的财富供君主享用，其涉及到衣食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节约、开源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管理就是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全国的物质财富进行全面管理，使全国人民都有“衣食之具”。叶适指出：“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强调古代之人没有不善于理财而能成为圣君贤臣的，讳言理财是错误的。物质财富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善于治国者必先抓好经济，经济不发展而侈谈仁义道德，侈谈精神文明，不啻去采镜中花、捞水中月，没有不落空的。这种理财应该是将天下之财与天下之人共同管理，这才是财政管理的正确解释，他的这一经济思想对于现在的我们搞好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财问题上，叶适正面积极肯定了理财的重要性，认为理财能调节全社会的财富，有效地开发、积聚、分配和使用财力，使全社会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为天下人理财，靠天下人理财，是叶适的基本指导思想。为天下人理财，是为天下人谋衣食所需的物质材料；靠天下人理财，他主要是主张依靠富民尤其是工商富民理财。针对传统的财利思想，叶适提出了大胆的反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并确立了以实行放任为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政策，他主张在实行放任政策的同时，辅以必要的国家干预。就经营形式而论，他主张“民之力所能自为也”，即以私人经营为宜；“民以为不能者，官自为之可也”，即由国家来经营。总之，以私人经营为主，以国家经营为辅。
2.宣扬功利主义，反对贵义贱利
功利主义是叶适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宣扬功利，就必然会对“贵义贱利”论这一传统教条感到不能容忍。他反对空谈，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讲“义理”而不顾“功利”，认为没有“功利”的“义理”对国家是毫无用处的，国家的态度应该对求利活动予以支持，不能加以束缚和抑制，他说：
夫天下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利则无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望失争生而上之权益微……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负，或筑或锄，则其力之弗任者，虽饥且死，不敢食矣。
叶适这一段话就如今天常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经济，百姓个个有事可做，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只有人人能靠劳动致富，社会才谈得上稳定。但有利可图的前提是要“人尽其力”，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而反对贵义贱利。利是“和义”的基础，没有利，义就不能达到“和”，绝不能把“义”抬到“利”之上，不能以义来抑制利。这是对封建传统贵义贱利教条的彻底否定。
叶适所讲的功利，主要是指整个地主阶级国家社会的功利，并且重视长远的功利。他说：“天下自周之衰而极于亡秦之乱，天地几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为目前便利之计，月不图岁，朝不计夕，自以为是，而后来者无所仰也。”又说：“当时之时，孔子以匹夫之贱，起而忧之，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可见，叶适并非赞成只顾眼前的功利的，而赞成从天下、万世之利来考虑问题。
他的经济思想就是从这种功利主义出发的。他以功利为标准，对传统的思想、做法重新检验。
3.反对复井田
叶适是复井田论的坚决反对者。他反对复井田的思想不仅认为历史条件不同，井田已不可复，还认为井田无优越性，因而没有必要去恢复它。
（1）没有可能复井田
“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叶适认为井田应以全部土地国有为前提。井田是和西周以及西周以前的奴隶国家的“封建”制相联系的，而在大一统的郡县制下，疆域广大，各地自然条件又不同，根本无法推行方块整齐的井田制，这一工作“琐细繁密”，又耗时间，地方官更换又频繁，难有人负责。
（2）没有必要复井田
“夫畎遂沟洫……亦独何异于古！”叶适认为，从谷物的产量看，井田制下的产量并不比后世高；从养民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土地制度与古时相比也没有什么逊色。井田制既然没优越性，井田制也就没有恢复的必要。
叶适的这个结论是从他的功利主义观点得出的：评价一种事物的优劣，看它能带来功利的有无、大小，而不看它是否是人们信奉尊崇的东西。但是他的这种评价，客观上都符合评价一种土地所有制是先进或是落后的科学标准；能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先进的；反之，则是落后的。
4.主张“重民”、“保富”，反对抑兼并
叶适认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那么，如何才能得民呢？首先，要做到“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即所谓“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如果君既“不养不教”而“专治民”，甚至“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则“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其民者”。这样，既不能得民，而国家也必然危弱。因此，叶适十分强调实行宽民之政。
其次，他认为，只有“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也就是说，宽民力是实现恢复北方失土的先决条件。就当时情况来说，最迫切的宽民之政就是要“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即减轻沉重的赋税，特别是各种额外的苛捐杂税。叶适曾详尽地列举了当时的各种苛捐杂税，其名目之多、之重是惊人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国家和官吏通过巧立名目搜刮来的财物“累其所入，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所以，他呼吁说：“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在叶适重民思想中，特别值得提出一说的，是他对工商之民的重视。
再次，叶适很重视民，尤其重视富民。他认为富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他说：“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所以，“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取得厚利也是合理的。“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但他并非全面肯定富人。他反对“崇高莫大乎富贵”的说法，只是从富人的经济实力和所处的地位方面来肯定富人。这说明他主张保富也是从治国的功利来看问题的。
叶适是宋代最为旗帜鲜明地反对抑兼并思想的学者，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抑兼并思想的人物之一。他认为，只要把不抑兼并定为制度，让其自由竞争，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可以消灭贫穷，兼并就会不抑自止。
叶适虽然反对抑兼并，但他也并不赞成毫无限制，放手让兼并者进行兼并。他提出“乃其豪暴过甚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并且，他也不把贫富悬殊视为理想的制度。
5.主张“扶持商贾”，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公开批判
叶适说：
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
在重本抑末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商业活动有的受到不合理的阻碍，商人的地位被贬低。叶适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观点，认为农工商虽社会分工不同，但彼此关联，相互为用，缺一不可。叶适在许多牵扯到商人的问题上主张采取两种方式：第一，支持商人或主张发挥商人作用，他反对某些执政者打击商人，夺商人之利的措施。第二，他不仅从经济方面保护工商富民的利益，同时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要使工商业者与社会其他行业出身的人一样有上升为统治阶层成员的可能。
那么，何以是“非正论”呢？叶适予以论证道：
其一，抑末厚本并非自古就有，其出现于春秋之后。
其二，作为末的工商业者，属于四民之列。只有“四民交致其用”，即士农工商各尽其用，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治化兴”，抑末对“治化”是有害无益的。
其三，由于为了厚本而抑末，虽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和做法，但还有一定道理。后世的抑末，其实是借抑末来“夺之以自利”。
从反对“夺民自利”的主张出发，叶适对王安石在变法中推行的市易法，持反对态度，批评其“夺商贾之赢”，认为商贾之赢是不应该夺的。贫富差别、富人的存在，由来已久。“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他认为使百姓不安定的原因是多样的，不能仅归于商人。叶适反对国家垄断，欲使商人放手经营，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叶适的思想得以推行，中国的资本主义可以提早萌芽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