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是中国宋朝时期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洪迈（公元1123～1202年）汇集他四十余年潜心读书治史心得凝聚而成的笔记体著作总集，包括《随笔》、《续笔》等五部分。其所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和社会等方面，对宋代以前王朝废兴、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等考订确切，尽管通篇无一以贯之的论点，但那些轻松有趣、可读性强、寓治国安邦思想的社会伦理小故事作为“道”之载体，阐幽发微，见人之所未见，让人把玩不已，其所载之“道”作为一种平和的软性介质，已渗透至历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给人以历史知识感知，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管理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对人们为人处世和积学增能不无裨益。因此，它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思想库”。作者执著地探寻、研究“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内中蕴涵丰富的管理心理思想，本章就此做初步的整理。
一、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容斋随笔》阐述了人才的观念、作用、甄选、任用、环境等问题，认为要充分重视人才的作用，并引用了《左传》“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认为“古之为国，言辞抑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即治理国家，讲起道理有高下之分，但真正分量轻重全凭有无人才来检验。“一世人材，自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只要能够网罗到人才，不必计较获得人才的途径和方法，强调了人才的来源渠道。又如认为“一士重于九鼎”，“瑞在得贤”，真正的吉祥在得到贤士的辅佐，“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创造鼎盛伟业，必须有同心同德的杰出的英才辅佐，才能使一代伟业垂世永久等论述，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人才观，把人才的作用与成垂世久长之伟业相提并论，足见人才的重要。
作者还提出“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士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的观点，并在“秦用他国人”一则中，举例分析七国争雄独秦国取胜的原因，七雄纷争时，各国都用自己的宗族和国人，独秦国广泛吸纳各国英豪，充分发挥人才群体的力量，如魏人公孙鞅、张仪、范睢，赵人楼缓，燕人蔡泽，韩人吕不韦，楚人李斯等，且“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因此，人才任用艺术的真谛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发挥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当所任，一语道破了用人的天机。
作者还主张任用人要职位相宜，人尽其长，“人之贤不肖，在所自处耳”。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人才的环境问题，并以水色映衬青、黄、赤、白、黑五色，鼓声虽不在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列，但少了它，五声就不完美做比喻，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需要环境的，有用与无用是一对辩证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呼吁“知贤用贤”、“为国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则善矣！”鼓励治国者改变人才观念，善于发现人才的潜能，尤其是发现那些个人才能尚没有浮出水面的、有潜质的人才，并加以培养，而不是以无用来看待未露头角的士人。
由此可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做好人才工作，首先必须确立人才资源为第一资源的思想。事业一旦有了适用的人才，就成功了一半。因此要广纳人才，广开渠道，创造人才成长、脱颖而出的环境，知人善任，既重视“显人才”，重视已有成就的人才，也关注“潜人才”，关注具有优秀潜能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并信任所用之才，因为信任是最大的尊重和爱护，信任是人才发挥作用、激发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要形成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围，关心、理解、信赖他们，激发他们发挥聪明才智。
同我国历代心理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一样，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探讨较多的就是人的价值问题，认为人为上，人至贵。洪迈的思想，基本沿袭了“人为贵”的传统，以人为本，尊重人、重视人、相信人、爱护人，强调培养、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使潜在的才能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洪迈还在《容斋随笔》中就萧何月下追韩信、房玄龄力荐杜如晦、“曹参任汉相、赵括为带兵之将”等故事作了分析和研究，阐明了他的人才甄选思想。
（一）人员甄选
洪迈一再强调人才甄选为成就杰出伟业的基础，为此首先必须拥有贤士，凭借贤士的一双慧眼，知人、知贤，积极用贤。《萧房知人》一章说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房玄龄力荐杜如晦的故事，阐明了杰出人才的作用，褒扬了萧、房二人识人、用人的胆识和明智，并由衷感慨“二人（指韩信、杜如晦）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自至矣！”即韩、杜二人的去留，与兴衰治乱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萧、房二人之善于发现人才，是无人比得上的。认为创建帝王功业，固然非个别谋士的谋略可成，但如一定要等到有了韩信那样的大将、杜如晦那样的贤相，然后才加以重用，岂不太难了吗？建议把萧何、房玄龄那样的善于“知人善任”的“伯乐”安排到麾下，专门做选贤进能的事，那么珍珠宝玉般的人才就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人是管理活动的最重要资源。人员的甄选在古代称为“知人”，“知人”是用人的基础。《容斋随笔》中洪迈借谁可替代曹参为汉相、赵括可否为带兵之将的精彩故事，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用人观，那就是多观多验，多方考察。
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
作者将“曹参任汉相”和“赵括为带兵之将”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放在知人善任这一问题上予以分析、研究，认为考察一个人适合不适合担任某一职务，要多观多验，多方考察，并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待这问题，更要善于处理好与亲人的关系，看是否能遵守伦理规范，看是否能贵公去私，阐明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道理。
决策是领导过程的关键环节，在做出正确的甄选任用的决策过程中，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各个层面的情况，更要了解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并对各种意见进行分析、综合后，拿出自己的主见，对人才加以任用，不能以人言定所去，以人言定所取，以人言定所罚，以人言定所赏，更忌决策时优柔寡断，人云亦云。对此洪迈以反问的语气表达了他的观点：“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
（二）知人善任
洪迈出生在官宦家庭，其父兄均为朝廷命官和知名学者，其自幼受正统教育，青壮年时期同样身居朝廷要职，其思想深处有深厚的儒家色彩，对历史上曾称霸一方的曹操靠地形险要守住一方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对曹操的人品也极为不屑，认为“曹操为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曹操根本不可能以“德”取胜。但曹操究竟凭什么取得成功呢？对此，洪迈不得不本着史家的良知，承认曹操“知人善任”，认为曹操正是凭着这点，广揽人才，拥有人才，灵活使用人才，才打遍天下无敌手，成就了霸主之业。
以下以《容斋随笔》中曹操任人善用之例，剖析《容斋随笔》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八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曹操为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大无小，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吏校尉钟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人员甄选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人员任用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洪迈认为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实后世之所难及”，在曹操眼里，不论人才来自哪一国，出身如何，身份如何，只要有一技之长，均能为其所用，且能用得贴切，用得恰如其分，可以说他创造性地使用了趋向他的人才，也说明了其人才覆盖面宽广，人才来源渠道通畅，人才配置机制灵活。
洪迈用以上三个小故事概括了曹操用人的特点：一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二是职位相宜，量才用人；三是放手用人，用人不疑；四是敢于用人，不避亲疏；五是善于权变，因时势而行事；六是善于笼络人心。总之曹操的人才来源渠道通畅，人才使用机制非常灵活，善于根据形势、环境的变化，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随机应变，不为表象所迷惑，预测未来，抓住规律，充分开发了人力资源，使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的变化处于最佳绩效状态，体现了曹操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从而实现了有效的领导。
因此，洪迈最后总结说：“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用兵的时候，把美名推给别人，自己担当恶名，善于吸纳别人的计谋和智慧，还有谁不尽心竭力，为自己所用呢？曹操如此能笼络人心，这是他的对手们远远不及的。自然成就霸业，非他莫属了。
二、忠恕之道
《容斋随笔》借喻各个朝代的政治变革，从典章、用人等方面严肃冷静地考虑、分析问题的症结，启迪后人，基本上延续了儒家经世济国的理想和道德规范，主要有忠恕之道思想，表现为宽容、仁慈、仁义、涵养、折中等。
（一）宽容仁慈涵养
作者在《刘项成败》一节中，充分阐述了忠恕之道在建功立业中的作用。请看原文：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以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约如初，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可以得主也？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文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在洪迈看来，刘备以其忠恕之道，凭施善行之举，有涵养、宽容、仁慈的品性，以仁慈、恩情、招降为根本，使天下归附，百姓云集，真可谓得道多助，奠定了王业的根基，从而能禀受天命，安抚百姓；而项羽恰恰因有勇无谋，寡恩无义，缺乏帝王的度量，心地狭窄，而失道寡助，落得悲壮的结局。
（二）治道贵于执中
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容斋随笔》对此极为推崇，并有一定的阐释，如洪迈在《唐二帝好名》中提出“治道贵于执中”的命题，强调处理事情贵在适中，不偏不倚。又在《万事不可过》中阐述道：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
认为凡事要适度，不可过，反对走极端。要善于衡量事物的情势做出相应的变通，协调矛盾双方，要情理兼顾，平衡处置，执中允和。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洪迈深刻思索和分析了《曹操杀杨修》一事，表明了处理事情贵在适中的观点。原文为：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无金日镝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曹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钱绢甚厚。卞夫人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等物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彪之不死其手，幸矣。
曹操杀杨修，为极端行为，之后，曹操赠给杨彪及杨修的妻子钱财等厚重的礼物，有意纠偏。杨彪及夫人受礼致谢。此事以这样的结局告终，且当时汉朝将要灭亡，政权在曹操手中，杨彪没有死于曹操之手为“执中允和”、中庸处理的结果。
（三）仁义
宽厚仁义，至善至仁在成就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仁义”是万事和谐相处的润滑剂。在洪迈看来，“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距仁义不远了。
仁义又有何作用？洪迈认为：“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因此须有仁义之心，“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恭敬胜过懈怠的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的就会顺利，欲望胜过仁义的就会凶险。
此外，为善而不独善，为巧而不独巧，要善于合作，与他人一起共同努力，善于共事，善于做人，不论贤愚，使人人均能各得其所，使个人才能得到发扬。
洪迈认为所做的善事别人无法仿效，所做的巧活别人无法学会，仅仅是独善、独巧而已，其原因是不精通善巧之道。善巧之道是做善事、做巧活都能与别人同做，这是善中最善，巧中最巧的。治理国家同样道理，人们推崇的治国之道，并不是推崇其独裁专制，而是推崇其能与众人一起治理国家，并针砭那些品行希望独贤，做事希望独能，辩才希望出众，勇力希望超群的现象，洪迈认为这些是产生变乱的根源。因为，独贤，不足以教化天下；独能，不足以益及众事；如果能让天下的贤人和愚人都能各得其所，友好相处，和谐相处，就是达到国家大治的根本方法，也可谓是仁义之至了。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善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
三、刚柔相济
刚，刚直，刚正，引申之义为刚性的法规制度，以法规要义处理问题时态度坚决，手段强硬，无任何回旋、商量的余地。柔，静柔，佛道思想的表现，洪迈在《王廖儿良》一节中引用《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孙膑贵势……”柔，也表现为解决矛盾的方法缓和，不激烈，有弹性。洪迈认为“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即世界上各种事情千变万化，都不能固执地采用一种办法处理，在用兵上尤其如此，强调变通、弹性地处理各类问题。
儒家思想在入世时，表现为现实主义，但凡成就事业均需刚正不阿的品性，但一旦完成业绩或事业中途时受挫，往往表现为出世或避世，表现为道佛两家的出世。因此“出则兼济天下，入则独善其身”，这种独善其身就是静柔、养性。
《容斋随笔》中，洪迈借《经传烦简》一段的叙述，阐述了刚性的法规制度与柔和的管理技巧相结合，即刚柔相济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罚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认为定罪要轻，赏功要重，治国理事要以制度行事，针对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方法，刚柔相济，宽猛相济。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先王议事以制，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监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
洪迈主张定罪一定要轻，赏功一定要重。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对罪人失于惩罚。还认为案情一定要实事求是。
又在《考课之法废》一节中，援引《法曹刘昭远》篇表明自己的观点，“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所谓法，是礼制的保证。在执法用法的时候，如能符合人情，处理得当，就能得到众人拥护。那些刻薄的人执法，则往往拘于条文而少情义，为众人所怨。
总之，洪迈主张处理事情讲究有理有节，合情合理，赏罚不过分，执法合人情，处置要得当。
四、以和为贵
历来君臣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容斋随笔》中更多地阐述了君臣关系的利害得失，其宗旨在表达其“和为贵”思想。洪迈以《孙吴四英将》的故事陈述了孙权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位英将彼此信任，推心置腹，君臣之间以“和为贵”合力治国的史实，崇尚和谐、和睦为最高境界，君臣之间如融洽相处，利国利民、于国有益、于事有补。
《孙吴四英将》：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这，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处好君臣关系，互相信任，以诚相待是要义，任何猜忌、多疑，都不利于君臣之义，也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一）君
洪迈认为，为君者首先要胸襟宽大，并引述《诗序》，说为君者应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引《尚书》说：“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的胸怀，虚怀若谷，听取意见，有君王的度量，“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天下为公，一人有庆。”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之力事奉一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下万民一心为公，这才是君王的福分。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一切活动的原动力。那么如何对待人们的利益需求？对此洪迈借用沈季长劝谏宋神宗的话表达了他的观点：“士而轻爵禄，为士言之，则可，为国言之，则非福也。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士皆以爵禄为耻，宁有轻爵禄者哉？至于言违谏怫，士有去志，故以爵禄为轻。”如果读书人轻视官爵俸禄，对其本人来说，是可以的。然而对国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君主要正视读书人求取爵位利禄，正视他们的利益需求，并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兼爱天下英才。
作者在《汉景帝忍杀》一则中从反面叙述了汉景帝刻薄、凶残地对待有功之臣晁错、周亚夫，指责汉景帝“不思罪己”，“昧于敬礼大臣之义”，主张君主要关怀、宠爱并礼遇将相，不可粗暴无礼，不可“轻弃功臣”。
（二）臣
1.君臣共治
君臣之间的要义就是君臣等级秩序亦即“名分”，它是维持大而化之的“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健康发展的依据，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观念，它要求人们不逾矩，不越位，尽心尽职做好名下的本分工作，从而起到稳定社会、促成事业繁荣的目的。
臣子之间应互相推贤，互不嫉妒，做君主的得力助手。因此为人臣者应懂君臣上下的礼法，任何超越了君臣之位的君臣关系都是不正常的，臣子应守臣道，恪守臣子的本分，对君主的决策不要轻易臧否是非，以利君主能谋善断。
君臣共治，为君者宜顺应民情，为臣者要贤而知义，胸有定见，以国家事务为重，不以己身利益为先。
洪迈在《汉采众议》列举汉元帝等八位皇帝在关系国家成败，公卿百官们已有定论之时，敢于听从迥异于百官意见的小官吏们的建议，“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大臣们不论贤愚，也不再坚持前议，洪迈由此感慨，“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认为这是公道尚存的表现，如每件事都这样，天下还有不太平的吗？在《汉唐二武》中引录苏东坡的话：“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意即古代道德高尚的人，必定为治理天下担忧，为贤明的君主担心，贤明的君主虽有过人的资质，但治理天下就要有所防备。
又如《虢州两刺史》、《虢巨贺兰》所述：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
天下国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为人臣者当随其事力，悉以尽忠，以致尺寸之效。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
洪迈认为国家不幸发生战乱时，作为人臣要随自己的能力而竭力尽忠，而不能叨窃禄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一切围绕私利运转。如果是这样，后世之人也会为上述做法而怒发冲冠。要求大臣恪守臣子之礼、之责、之节。
2.以术事君
在君臣相处、臣服君主方面，洪迈多次强调要以术事君，注意方式方法，艺术处理劝谏事宜，以远害全身。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在难能可贵。如“议论之臣，宜以为法”，当人臣犯颜直谏时，要讲究规劝君主的方式方法，以保全生命、名声，有利于国家利益，做到两全其美；并提出“谏不废词，婉而能入”，“于激切中有婉顺体”，进谏之言，要简明扼要，在激切中不失恭敬，且语言要求婉转入耳，别人容易采纳；又提出“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臣子向君主进谏提建议时，态度要恳切，不要指责君主的过失，“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人臣要用心体会，选取较近的前代史实，这样事势相接，说者有强有力的证据，听者足以引以为戒；并在《谏说之难》一则中以左师触龙以爱心劝说赵太后、吕甥凭正义规劝秦穆公、蔡泽借情理向范睢进言的事例说明进谏贵恕己量主，贵心理换位，方能做到推心置腹，促使对方接受谏言，如能做到，“可谓得谏争之大义”了。
此外洪迈提醒臣子应不贪功求名，不居功自傲，以远害全身。他说：“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把功名放在心上，热心于寄身军队之中，这自然是将帅的习气，即使是古代以来的贤明的公卿大夫，也没有能够知道退止和自我收敛的。
又说“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自古以来，威名赫赫、功高盖世的将领，在晚年出现失误以致不能善终的，大多数是失于居功自傲、大意轻敌。并以老将廉颇、赵充国等人惨淡的结局劝诫人们勇于见好就收，急流勇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人臣震主》一则中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忌功高震主。其言曰：“人臣立社稷之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