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取消涉及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
案情介绍：2002年，重庆某高校两名学生外出旅游时发生性关系，导致女方怀孕。校方知情后，以“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将两人开除。这对情侣遂将学校告上法庭。2003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驳回二人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2004年5月，成都某高校一对学生情侣在教室里拥抱、接吻的亲昵举动被学校发现，学校依据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两人开除学籍处分，两名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2005年1月，二人的起诉被驳回。
分析：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取消了一些涉及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最显著的是撤销了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对学生能否结婚不再作特殊规定。此外，《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等道德评判类处罚理由，大量增加了有明确法律依据或者行为特征比较清楚的法律规范用语，例如“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等等。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以上、女20周岁以上可自愿结婚。原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条文与婚姻法不一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对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未作规定，这是一大进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以后，本案的情况基本不会再出现。
案例二：“处分自主权”与“申诉豁免权”并举
案情介绍：1999年底，湖南某高校几名男女学生在女生宿舍同宿，学校开除了这6名学生。6学生向学校申诉未果，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学校及法人代表告上法庭。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第一次将学生的权利义务引入学生管理规定之中，为学生规定了权利救济机制即申诉程序。学生如对处分决定有异议，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如对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复查决定仍有异议，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还要求学校处分学生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最大的特点是既保障学校自主处分权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依法申诉的权利。原《规定》对于学校如何作出处分决定和受处分学生在处分过程中有什么权利，缺乏有法治内涵的规定，是造成过去一些学校在对违纪学生的处分过程中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学生遇“处”必“诉”的重要原因。新《规定》实际上是把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调整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双方均承担各自的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学校“处分自主权”与学生“申诉豁免权”并举，从内部机制上体现并健全了学校管理应“以学生为本”的核心思想，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制度缺失造成的无谓诉讼，对于营造高校和谐的校园环境是非常有益的。
第十讲解读《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可知，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而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司法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司法赔偿又分为刑事司法赔偿与民事司法赔偿、行政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刑事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违法实施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2）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3）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4）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其中，第4项是财产损害赔偿的概括性规定，指除上述三项侵犯受害人财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外，其他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害的，国家也应予以赔偿，如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实施许可行为造成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的财产损失等。
案例：
案情介绍：郝某经所在区工商局批准开办了一家文化用品商店，一日郝某所在地工商所人员康某来到郝某的店里，要拿几本书回去看，郝某不让。康某说：“有人举报你的店里卖淫秽书籍，要对你罚款，你现在交罚款。”郝某说：“我的店从来没有卖过那种东西，不信你可以查。”康某说：“我不用查，你如果不交罚款，我就封你的店。”郝某无奈当即交了1000元罚款（注：康某的罚款行为，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工商所名义作出的）。郝某对此向有关机关申请复议，康某又与复议人员赵某串通捏造郝某卖淫秽书籍事实，复议机关维持原来的罚款决定，又作出吊销郝某营业执照的决定。郝某到处无人帮助解决，两个月后，复议机关认为此案证据不足，经调查确认处罚决定是错误的，随即作出撤销吊销营业执照决定和罚款决定，并对赵某与康某给予了行政处分。郝某对此先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但郝某对赔偿义务机关决定给予赔偿的数额不服，遂向本区人民法院作出申请国家赔偿的决定。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在审理中，经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①由赔偿义务机关报赔偿返还1000元罚款；②赔偿吊销营业执照期间租房、水电等必要的开支2500元；③按正常营业收入的30%赔偿因吊销营业执照期间不能经营所造成的损失1500元。
分析：（1）对郝某进行1000元的罚款是康某作出的，康某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工商所是区工商局的派出机构，但在此行为上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工商所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因此，这一行为，是基于区工商局的委托，即康某的罚款行为应视为受区工商局的委托而为的。《行政复议法》第15条规定：“对行政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案工商所不属于此种情形，根据有关规定，对受委托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为复议机关。区工商局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是市工商局。因此，对1000元罚款行为不服的复议机关应是市工商局。
（2）依《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2款，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亲属可提起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法》第39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4）郝某所受的损害，应以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上一问题中已明确，康某所实施的罚款行为，属于受区工商局的委托而为，因此本案中区工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市工商局的复议行为都是错误的，而且复议机关的决定又加重了对郝某的损害。《国家赔偿法》第8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因此，对罚款所造成的损害，区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吊销营业执照所造成的损害，市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
（5）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对此案加以解决是正确的，但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内容有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的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所谓适用调解，就是以调解为审理方式和结案方式。因此，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是正确的，但在调解内容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国家赔偿法》第28条对侵犯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规定，对处以罚款的，应返还罚款数额；对吊销营业执照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根据这一规定，协议的前两项内容是正确的，第三项内容是错误的，对郝某因停业所减少的收入不应予以赔偿。
（6）对康某与赵某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分别进行追偿。《国家赔偿法》第14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任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康某与赵某属于故意违法，对郝某所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应由各自的机关对其进行追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