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支前大队政委
1947年3月，组织上决定我和吕枫去东北工作。我们一行二十余人从晋察冀解放区阜平陈南庄出发，经烟台、大连、朝鲜，到了东北解放区，被分配在黑龙江省拜泉县工作。
拜泉，原名“巴拜”，以城西南“巴拜泉子”（俗称大泡子）得名。巴拜泉，又称“八百泉”，蒙古语叫“巴拜布拉克”，“巴拜”是“宝贝”、“贵重”的意思，“布拉克”意为“泉水”，所以“巴拜布拉克”的意思就是“宝贵的泉水”。
拜泉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偏西地处小兴安岭余脉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归齐齐哈尔市管辖。南接明水，北邻克山、克东，西连依安，东隔通肯河与海伦相望。1906年2月1日（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清廷批准设县时命名“拜泉”，隶属海伦直隶厅管辖。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6月，拜泉县隶属龙江道管辖。1929年2月，撤销道的建制后，改由省直辖。东北沦陷后，初隶黑龙江省管辖，1934年12月划归龙江省，1939年6月划归新设之北安省管辖。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隶属黑龙江省管辖。全国解放后，1956年3月划归嫩江专区管辖。1985年1月，嫩江地区撤销后，划归齐齐哈尔市领导。
这时，北满战局基本稳定，剧烈的战争主要在松花江以南，黑龙江地区处在剿匪土改阶段，地方主要任务是组织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作战。
吕枫在黑龙江省先后参加过土地改革，任过拜泉县委秘书、县妇委书记、县妇联主任、省妇委常委、省委机关总支书记。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北安组织黑龙江支前大队。支前大队由二千多人的担架队和大车队组成。我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参加夏季攻势，进军四平一带。随军打仗，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是一件极新鲜而且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则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一切从头学起，边干边学；战场上瞬息万变，如何趋利避害，顺利完成任务，这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时敌我数量、装备相比，敌人比我们强大，他们控制着铁路线和城镇，又有土顽地主武装的骚扰，社会中上层人物多逃至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不少群众对我们还不甚了解。加上我们深入敌区作战，又是运动战，战区极不稳定，特别是夏季攻势后期从四平撤退后，群众思想情绪很不稳定。要稳定支前大队的情绪，做好支前工作，难度较大。在军队首长和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干部和全体支前人员的努力下，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运输和伤员的转移，并在长岭、昌图一带开展了群众工作。
在拜泉县搞土改
9月，支前大队返回北安，我又被分配到拜泉县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轮元区委书记和中心区委书记。
拜泉县素有“大豆之乡”的美称，并以东北“四大粮仓”之一而闻名遐迩。土壤以黑土为主，黑钙土、草甸土为辅，土壤结构与基础肥力较好。水利资源较丰富，双阳河、通肯河、润津河三水系，总流程一百一十五公里，是黑龙江省主要产麦地区。当时全县四十三万人口，交通虽不便利，但在伪满时是伪满的模范县，因此，地主、伪满官吏控制的武装还有一定的势力，国民党地下军也有暴动，拜泉县城曾一度被围困，后来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才稳定了局势，站住了脚根。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消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成为地方工作的头等任务。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真正做了主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才能积极参军献粮，支援前线战争。这项工作对我来说也是生疏的，没有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学习。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解放战争，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农民，但是要农民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农民受到封建地主的残酷迫害，有强烈获得自己土地的欲望，但要他们起来和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有个思想发动过程。长期的封建统治政权、族权、神权三条绳索束缚农民的思想。现在封建政权虽被打倒了，但它的阶级基础——地主阶级还存在，不深入到农户细致地做宣传解释工作，很难把农民从族权、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复杂情况、变化多端的激烈尖锐土地改革斗争，使我有很大的提高。认为自己有点文化和学了一些理论的盲目自负情绪被火热的群众运动赶跑了。现实斗争强迫自己细心钻研党的政策，虚心认真地吸收研究各地工作经验，注意调查研究，并把党的土改政策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当然在工作中也发生过这样或那样偏差。如在土改后期，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掌握发展党员的条件上初期过严，在干部政策上，过分强调贫农成分等。在领导工作方法上也得到了锻炼。如在运用群众路线、培养典型推动全盘，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方法，在实际工作中都用得比较成功。我所担任的恢复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试点、生产试点和建党建政试点，对全县工作都起到了推动指导作用。
东北军区空军苏军招待总处
东北全境解放后，大军南下，大批干部由农村转入城市，转到工业战线上。1949年3月，我也调到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宣传科长，8月调东北局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兼分总支书记。吕枫奉命调东北人民政府，先后在外贸、商业、财政、卫生、人事等部门任干部科长。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是从战争转入经济建设，从组织农民运动转入发展工人运动，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我身居东北局高层领导机关，接触高级首长多，接触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多，深感思想理论水平低，社会、历史知识缺乏。只有抓紧学习，深入工厂，在工厂民主改革中经受锻炼，提高政治水平，丰富工作经验，团结同志，共同做好思想转变工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祖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日，我国政府应朝鲜人民政府请求派出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东北局随即做了紧急动员，把工作重点转入了支援战争，筹划战时机关工作的转变，组织战勤力量。部分干部陆续上了前线，我在思想上也做了随时出发到前线的准备。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派出一批空军驻扎在东北。他们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帮助我国建设人民空军，二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支队伍包括有两个军部、三四个师，下辖十三个团。按双方约定，苏方空军的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由我方负责。
1950年11月，当时担任东北局主要领导职务的高岗点名要我调任东北军区空军苏军招待总处任处长兼党委书记，负责苏联空军的后勤保障和安全工作。1951年7月，招待总处机关改编为东北军区空军供给部，我任部长，负责我军部队、航校和友军的供给、供应工作。按我的工作经历，做好这项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首先，苏联军人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做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从未接触过，也无现成的经验可循。其次，苏联空军所在的地区分散，北到满州里、齐齐哈尔、哈尔滨、四平、公主岭、沈阳，南到鞍山、辽阳、安东、浪头、大东沟，遍及东北全境，各机场驻地分散，管理比较困难。第三，干部职工是各省市委和政府临时抽调组成的，思想不一，作风各异，要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后勤保障工作也有比较大的困难。
我们招待总处按照苏军的分布地区，下设有十三个处，都是团级编制，直接为他们服务，解决他们衣食住行等问题。
当时有一种认为招待工作是“侍候人”、“没出息”、“管家婆”、“伙夫头”、“吃不开”的思想。这些思想认识成为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增强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我们祖国的热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厚友谊。增强参加抗美援朝，建设人民空军的光荣感。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开展中苏友好活动，提倡虚心向苏联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对事业的积极认真，对同志热爱，分工明确负责，组织严格细致，完成任务准确迅速，检查工作具体深入。只有切实地学习苏联同志的这些好的品质，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阶段工作，使我深深体会到团结教育干部是做好工作的关键。在东北局、东北军区和东北人民政府以及各省市委和政府、空军领导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保证了友军的衣、食、住、行和安全，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证打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为增强中苏、中朝友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