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制度经济理论
制度是一个社会规则或组织规则组成的网络，是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习惯和规则。它有助于帮助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彼此都能够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能够抑制人们在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无例外地对违规行为施加某些惩罚。没有强制性惩罚措施的规则是无用的。当约束和惩罚不再适用时，制度也随之失效。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人为约束，而不是自然约束，反映了在不同社会中演化而来的关于个人和集团行为相对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的习惯。组织是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群体。制度与组织的关系可简单解释为：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则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制度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和私人的行为，包括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
一、制度经济理论的发展
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制度是处于不断地演进之中，并开创了制度学派。
舒尔茨则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经济价值的提高而产生的，制度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由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出长期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变化，于是导致制度的供求不平衡，从而产生制度变迁。可以看出，制度变迁也是一种被动、适应性的调整。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面临人口对稀缺性资源产生压力时，相对价格产生变化，从而导致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变迁；正是因为制度变迁才产生了能够对技能与知识的增长给予充分回报的制度环境，进而才使得创新与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通过对比17世纪英国与西班牙在共同遇到财政危机时，都力图采取与选民对话的方式解决困境，而产生的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说明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钱德勒也阐述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由于市场机会扩张而诱致的制度变迁结果。
二、制度变迁理论
由体制改革引起的组织、制度、机制的变化，称为制度变迁。学术界把制度变迁分为两大类：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导致的自发性变革，由单个或一群组织（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实行。例如我国农业中的“三自一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以行政命令推行的制度变革。例如，自流放任生育制改为计划生育制，国家统一税分流为国家税和地方税，政府职能的转换、机构的精简与扩张，等等。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制度就如同生产关系，制度变迁就如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因此，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制度变迁（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失败的制度变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则会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技术和制度的变化，而技术的进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产业的稳定进步，制度必须适时变迁或不断创新。
三、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这个概念在正统经济学中早已存在，是一个应用范围相当狭窄的概念。近代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认为“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他在《制度经济学》中将“交易”分成三种基本类型：
（1）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2）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
（3）限额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
三种交易类型包括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康芒斯把制度运作与交易联系在一起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但他并没有将经济学的方法用于分析制度及其运行。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制度领域里并实现这一目标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他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60年科斯发表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奥利佛·威廉姆森的纵向一体化假说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的剩余控制权假说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对一些假设作了典范性突破，回答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企业的起源或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既然经济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为什么还要存在企业？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为了解释这些问题，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他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可计量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因而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围，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存在企业这个问题以及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等问题。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取决于两种形式交易费的高低。
关于交易费用的表述，虽有一些差别，但实质都一样，包括阿罗（1969年）提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科斯认为是获取准确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以及交易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新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的交易费用，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开支的费用。迈克尔·迪屈奇把交易费用定义为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成本。张五常认为，一切不直接发生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都是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围，也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主要有五个基本观点：
1.市场和企业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两种手段。
2.利用市场的成本或者企业自有资源的成本决定了对两种手段的选择，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行交易。
3.撰写和执行合同的交易费用随着决策人的特征和市场的特征而变化。
4.人和环境因素影响市场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其中人的因素主要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环境因素主要有不确定性和企业数量的多寡。
5.交易费用的存在及企业节省交易费用的努力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演变的唯一动力。
四、制度经济理论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推进农民组织化、农业经营方式和产销制度的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就其制度变迁的性质而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引致的自发性整体创新，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政府强制实行的变革，更非人为的主观臆造。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引致的产业进步，通常是少数开拓创新者开始并由多数人模仿，整个产业进步的速度取决于多数人对少数先行者创新行为效法程度和市场需求扩张速度。
没有制度的创新，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命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正是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的成果。农业产业化经营突破了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局限，使政府、企业及农户的偏好有着极高的一致性；政府想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改变农户分散和不易调控的弊端，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效率和供应总量，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企业想通过一体化经营寻求稳固的原料基地，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保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农户想通过一体化经营架起与市场的桥梁，减少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风险，提高经济收入。正是这种偏好的一致性，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加快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组织创新体现在农工商各环节的一体化经营，以彻底解决过去各环节条块分割，且互相约束的问题。
牛若峰、夏英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中，对制度变迁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影响用“微观制度效率”表示，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不仅影响交易活动，而且影响生产活动。因此，当制度收益+制度创新收益之和大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所增加的制度成本时，就表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具有微观制度效率（MIE）。
由此，便得出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的准则：
（1）当MIE＞1，且MIR＞0和MIC＞0时，采用新制度就有其合理性。
（2）当MIE＜0，且MIR＞0和MIC＜0时，采用新制度仍然具有合理性。
（3）在（1）的情况下，拟在MIE＞1的多种预备方案中选取MIE最大的制度形式；在（2）的情况下，拟在MIE＜0的多种预备方案中选取MIE最小的制度形式。
（4）当MIE=0，即制度收益不变时，MIC愈小，制度效率愈高；当MIC=0时，即制度成本不变时，MIR愈大，制度效率就愈高。
（5）制度效率最大化的边际条件是MIE=1，即MIR=MIC。
各地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时，事先应当进行制度成本效率的核算，以实施产业化经营比不实行产业化经营是否有制度效率，比较拟选方案的合理性和制度效率的大小。当然，这种核算带有模拟性质，其难点是有关参系数的估测。
山东省诸城等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过程证明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和同步创新的整体性。诸诚在解决了温饱以后，转入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自发地发动“商品经济大合唱”，接着以“贸工农一体化”为先导跨入农业产业化经营，都是基层广大农民群众根据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由自发到自觉——诱致式进行，没有中央和省政府下达任何形式的行政指令。从微观层次上看，农业产业化经营引起了农民组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经营组织创新、经营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创新，进而必将引起农业的宏观体制的变革。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其发展特点充分表现了历史过程的渐进性。也就是说，由点到面、由起步到普及，要经历相当长的渐进演化过程。从顺序看，先是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或部门中兴起，以其高效益增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能力，支持种养生产并带动其走向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低和低价值产品，其产业化进程排序就会越靠后。这是贯穿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全过程的深刻革命，需要很长的发育成长过程，经历由不规范到规范化，由以经验治农到以法治农的逐步完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诱致性制度创新所引致的产业进步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引致的急促变革的一大区别。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区别，对于规范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以分析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关系和农户的关系，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微观经济视野，一改过去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做法，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活动协调方式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从而丰富了农业产化经营的基础理论。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要减少无序状态，促成有序交易。龙头企业和其联系的农户同属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或体系，两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实现有序的内部交易（农户卖原料给企业，企业收购农户的原料或产品），避免了企业在市场中与分散的农户开展零星交易，大幅减少双方了解市场信息、多次谈判等交易费用，节约了运行成本，从而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
第四节博弈论
近50年来，经济学家借助于新的分析工具，正努力弥补正统分析中的缺陷，致力于涉及不确定性的个人选择行为的分析。这种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就是博弈论，又称对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