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管理。《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有”“无”现象。原来没有的，后来却有了；原来有的，后来却没有了。如袁绍的有后变成没有，原来刘备没有地位，后来却成了一霸。“有”与“无”相互转化。无“无”何来“有”，“有”也会转化为“无”。如此“有”“无”相资，“有”“无”相生，促使事物发展。
抓主要矛盾
《三国演义》中矛盾现象多多，但有大小、重轻、主次、真假、优劣、人为自然、积极消极等等区分。矛盾是不能让它自生自灭存在与消失的，要靠人主动地去发现，去分析，去解决的。要在种种矛盾中选取基本的、主要的先解决，即所谓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国演义》中有关于“隆中对”的故事，就是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抓主要矛盾的故事。
现代企业也必须抓主要矛盾。现代企业有三种资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们各自的矛盾地位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中，知识资本的地位强化了，抓现代企业的主要矛盾就是要抓知识资本。1920年，一辆汽车的成本的85%支付给生产工人与投资者，1990年，一辆汽车的成本中，上述两部分人，仅得其份额的6%，其余份额却分给了汽车设计人员、工程师、计划人员、战略家、金融家、经理人员、律师、广告商和销售商等。就是说，要把知本工作作为首位工作抓好。
十六、三国归晋
本篇首节首语引用了《三国演义》全书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篇首题讨论了该句后部分的话“合久必分”。现在讨论该句的前部分内容：“分久必合”问题。
魏蜀吴三国相继灭亡，归了晋。晋司马家族首先吞并了蜀，继之吞并了魏，最后吞并了吴。从此“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应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
三国何以亡？晋何以胜？分久必合，是历史的必然。这个说法固然不错，但为什么合于晋？而不是合于魏或蜀或吴呢？让我从分析三国情况入手作讨论。
蜀
蜀在刘备时代后期已有落败的迹象，最后毁于刘备儿子刘禅统治时期。蜀败因主要有三，战略问题，人才问题与刘后主问题。
■战略决策执行失当。关于蜀的成国、兴盛，蜀的军师、丞相诸葛亮已为刘备设计了一个战略构想，那就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著名的“隆中对”决策。“隆中对”的基本内容是，曹操得天时，君不可与之争；孙权得地利，君可援不可图；将军可占人和与之战。荆益要争，戎彝要和；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命上将总荆州向洛宛，我将军率益州出秦川。与曹孙成鼎足势，然后图中原（第38回）。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兴国决策基本是正确的，刘备执政前期执行效果也是好的。问题是刘执政后期，刘义弟关羽由于自负，与吴失和，失却了“外交孙权”这个战略，失却了“总荆州”这个战略，被孙吴钻了空子，荆州失，麦城败，关最终丢了脑袋。刘备怒而兴师，倾举国之力伐吴失败，导致蜀吴关系彻底崩溃，从此蜀国一蹶不振，后虽经诸葛亮一再修复，但元气已伤，蜀国走向败局已定。
■后继无人。西蜀前期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等，武有所谓五虎大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自关羽、张飞、刘备、诸葛亮等谢世后，蜀的人才之花凋谢，枯枝残葩，再没有像样的人才涌现。虽有几位，如蒋琬、费纬、魏延、姜维，但他们的才气较之诸葛亮、关羽等远不可比。魏延是人才，诸葛亮对他使用不足。姜维是人才，诸葛亮出祁山时收受培养之，但其才尚嫩，从战略角度说，难以担当统一天下重任。对此，明王夫之说：“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读通鉴论》）人才凋敝，蜀焉能不败？
■后主昏庸。刘备死后，后主刘禅继位，刘信用宦官黄皓，溺于酒色，不理朝政。轻信黄皓意见，竟将正在祁山作战，并且已取得辉煌战果的姜维诏回。如此昏君，蜀事如何得成？
吴
吴据有长江天堑之险，地处江东富庶地域，上述地利优势魏没有，蜀也没有，但吴也失败了。吴之败因主要有二：战略问题与后继之主问题。
■战略问题。这里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与蜀的关系处理不当。三国中魏是强国，蜀与吴难以与之个别匹敌。蜀与吴为了生存，必须结盟对付才行。可以这么说：有盟则存，则胜，无盟则败，则亡。吴念念不忘的是一个荆州问题，几次撕裂了蜀吴的脆弱联盟，终成祸根，蜀败，被魏灭，吴也没有过上多少好日子，最终也被晋灭。
第二，吴战略保守。吴满足长江天险，富庶生活，偏安江东一隅，不思进取。孙氏政权统治80余年，虽然获取过几次大的战争之胜，如赤壁战之胜，彝陵战之胜，使当时的吴处于巅峰状态。但其势力范围始终固定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北不逾合淝，西不逾襄阳，即固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窝窝里。
其实，吴是很有实力向外扩展一番的。起码有如下机会：西蜀开发西南地区时，蜀魏有过恶战，吴可乘隙推进中原；司马懿远征辽东，蜀魏祁山之战刚结束，是东吴北伐扩大疆域好时机；当曹魏发动三路军马向西蜀发起进攻时东吴可以挺进中原，扩展疆域，同时救西蜀之危。所有这些机会，因吴思想保守没有妥善利用。
■继位之主问题。孙权生七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孙休、孙亮当了皇帝。先是孙亮在孙权死后继位，后被一权臣废除，孙休继位，6年后死。孙权三子孙和的儿子孙皓接位。孙皓其人凶暴无比，溺于酒色，奢侈无度，统治10余年，残杀忠良40余人，尽管孙皓接位时，还有精兵20来万人，但皇帝昏庸，最终被司马炎灭，吴彻底地消失。
魏
魏是三国大者，强者。魏在80多年的生存岁月中，基本是成功的。曹操治国战略基本得当。曹操自陈留起兵，伐董卓，夺兖州，占许都，挟天子，击败陶谦、袁术、张绣、吕布等诸侯后，又击败当时最大的军阀袁绍，征乌桓，统一北方，与西蜀、东吴成鼎足状。魏当然也犯过错误，主要是在魏统一北方后，骄傲了，不顾实际地企图盲目地扩展疆域、统一中华，妄图占领吴、蜀领土，导致兵败赤壁。魏的这个失败，是曹操放弃了原先执行的先弱后强、逐个击破的取胜战略原则导致的。
魏国的第一个国君是魏文帝曹丕，建国于公元220年。但魏的天下是曹操打出来的，是曹操传位给儿子曹丕的。曹丕的统治经验明显不如曹操，自曹操始，“三马食槽”，统治权逐步旁落于司马家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手中。子孙不贤或年纪太小，以后所出现的几个皇帝，如曹睿、曹芳、曹髦、曹奂等，都出了问题。自曹芳以下，后三人实际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傀儡，权已完全被司马氏们篡夺，及至曹奂彻底完蛋，被司马炎篡位，更改国名变魏为晋。
魏的失败主要就是曹操以下各君主智能低下或年纪太小或昏庸所致。
晋
晋的天下是司马氏的，让我们说说司马氏。晋开国主要靠四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前三位为最后一位立晋创造条件，晋是由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最终篡夺、窃取的。在这几位司马中，最重要的是司马懿。是这位司马懿为司马天下打下基础的，是司马家族中最能干者。司马懿有一定的能力，会一点谋，会打一点仗，但德很不好。关于这些，在本篇讨论司马懿问题时已说过了。
从管理说点看法
说完这些，我们从管理角度，说两个看法：战略重要，君主及其接班人重要。
■战略重要。因为战略恰当，使蜀能与魏、吴抗衡。后又是因为战略有问题，蜀败。从管理说，战略也是事关国家、企业前途发展状况如何的大事。如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出的，实现“小康”目标是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另外，在成功的三国战略中，伐交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实说，关于伐交，我们国家仍然需要高度重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很值得注意。
■君主及其接班人重要。君主重要，曹操、刘备、孙权有能力，立了国，这已被三国的事实所证明。我们说接班人问题，开国君主虽是好样的，但不能保证以后国家长治久安。在家天下、世袭制的情况下，子孙不贤，子孙荒淫，子孙无能，难免不犯魏、蜀、吴最终亡国那样的错误。
十七、“分久必合”
“分久必合”之“合”
我在本篇第1题讨论“合久必分”这个题目时，在讨论中我解释“合”的意思是“统一”，是“定于一”。“合”好，是和谐，是团结，是力量，是万事兴，我们追求高质量的“合”。我们爱中国的“合”，希望中国统一昌盛。
“中国”的概念
让我解释一下“中国”这个词的地理含义。与“中国”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九州”、“华夏”、“中华”等词。
“九州”，《尚书·禹贡》中大禹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常以九州代指“中国”。
“华夏”，原指中原地区，后指全国领土，是“中国”的古称。《三国志·蜀志·关羽》说：“羽威震华夏，曹公徙许都以避其锐。”
“中华”，古代华夏族多居于黄河南北，说是处于四方之中，因称之为“中华”。后各朝代疆土渐广，凡所统辖之地皆称中华，亦称中国。梁启超唱《爱国歌》道：“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
“中国”，该词最早见于西周的文字，本意是指天子所在地都城之意。有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四方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毛传》说：“中国，京师也。”上述“中国”两字的含义主要是从地理意义上说的。《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中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所说的“中国”一词是从华夏文明意义上说的。晚明以降，在中西交往中，西方商人、传教士有人开始称明王朝为“中国”。至晚清，清王朝也自称为“中国”（“中央帝国”），带点自大口吻。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被提出。
历史上中国的“合”
历史有三皇（天皇燧人、地皇神农、人皇伏羲）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一说，当时就融合各异族势力为一体，形成一个“合”，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之说。
历史上的“合”，中国大的统一有四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战国之分，统一为秦汉，是为第一次；结束三国纷争成晋王朝，是为第二次，但为时甚短；第三次是隋唐的统一，是在结束了南北朝分裂而出现的，时间约三百余年；第四次是在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包括北宋、南宋与辽、金的对立状态以后，开始的元、明、清时期。我国历史上的这四次“合”，其统一的规模是不断扩大的。
“合”的价值
“合”重要，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人们生活安宁的需要。在“合”与“分”的关系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经过“分”了的“合”，“合”的质量要远比以前那个“合”高。例如，秦始皇“靖四海”后，实行“行同仪，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一派华夏文明景象。汉有“文景之治”，成统治盛世。隋朝，文、炀二帝在实现统一后，表现了大气磅礴的势态，如实行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实行均田制，开运河等，较之旧的“合”也好出许多。还有唐的“贞观之治”等，也是彪炳千秋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