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具有愉悦听众的功能。在辩论中恰当地运用幽默的语言，能激起听众的愉悦感，创造一种对己方有利的辩论氛围。
例如：有一次，唐明皇和诸王在一起宴饮。宁王吃饭时，不小心险些把饭咽到气管里，食物喷出来，喷到皇帝的胡须上。宁王又害怕又惭愧，可以说不胜惶恐，吓得直打哆嗦。黄幡绰见状，说：
“这不是咽错了。”
“是什么呢？”皇帝问。
“是喷帝。”
黄幡绰巧妙地利用“喷嚏”与“喷帝”同音，说了一句幽默风趣的话，把皇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紧张的气氛一下子便缓和下来。
同时，幽默还具有柔化功能。有时候，在辩论中适当地运用幽默答辩法，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能够让对方在忍俊不禁之中消除对抗情绪，有利于己方取得辩论的胜利。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位姓邢的进士，身材异常矮小，有一次遇到强盗。强盗抢了他的钱财，还打算杀掉他。正要举起刀时，邢进士以风趣的口吻对强盗说：
“人们已经把我叫我邢矮子了，要是再砍掉我的头，那岂不是要更矮了吗？”
强盗听了，不觉失笑，于是放下了屠刀。
邢进士面对凶恶的强盗，如果在势单力薄的情形下与其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辩，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而一句幽默的话，却使强盗哑然失笑，放下了屠刀。
在辩论赛中，幽默的答辩可以改变赛场的气氛，使听众和评委认同自己的观点，倾向于己方；而当场内气氛转到有利于己方时，又可以让对方心理上产生紧张的情绪；同时，它还可以给己方鼓劲加油，如果己方的幽默产生了效果，辩手的情绪自然就会高涨，越战越勇。因而，幽默这一武器被辩论家们称为“幽默炸弹”，一个辩论者、一个辩论队，要想在辩论赛场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幽默答辩是制胜的锐利武器。
有人说过，幽默是一种机智、一种智慧。的确，幽默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机智巧妙的语言艺术，在辩论赛中更是一种强有力的辩论武器。
比如，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关于“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的辩论中，反方复旦队代表有这么一段辩词：
在孔子时代也有歪风，正所谓歪风代代都有，只是变化不同。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齐国送来了一队舞女，鲁国的季桓子马上“三日不朝”。而对这股纵欲主义的歪风，孔子抵御了没有呢？没有，他带着他的学生“人才外流”去了。这能叫抵御“西方”歪风吗？
这一段辩词巧妙地古今连用，以当代的“抵制纵欲主义歪风”之语，统领孔子离开鲁国这个本来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故事，切题而有新意。而其中“人才外流”一语更是神来之笔，勾画了儒家面对“西方歪风”手足无措的窘态，且由于正方台大队在前一场比赛中辩论的主题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才外流能否抑制的话题，因而，反方复旦大学队此句一出，收到了很好的辩论效果。
十二、巧拆文字，变换语序
苏轼的一个门生，春寒时节在家中书房独坐。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他见冷雨滴窗，便触景生情，吟成一个单联：
冻雨洒窗，东二点西三点。
此联极妙，“冻”拆为“东”和两点；“洒”拆为“西”和三点水。但他沉思颇久，未得下联，只好先搁下。
过半年后，他又想起此对，依然对不上，只好去请教老师。当时正值暑天，苏轼不忙应对，却拿起刀来，切开西瓜待客。书生见苏轼总不开口，便急催“请恩师赐对”。苏轼笑了笑，说：“刚才我不是对给你了吗？”书生更急了：“没有呀，对在哪里？”东坡指着西瓜念道：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书生这才明白：“切”字拆为“七”、“刀”；“分”字拆为“八”、“刀”。更妙的是切合了刚才切瓜分客的情景。从此书生对苏轼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我国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汉字中的合体字如会意字、形声字等，大都可以分成独立的几个组成部分，各部分也可以表示一定的意义。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辩论中，就是通过对汉字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拆合来取得辩论胜利的一种方法。
另外，语言顺序是语言单位的组合手段之一，特别是汉语语言单位的重要组合手段。在一个句子中，语言顺序不同，表达的意义就往往很不相同。语言顺序变换其实就是通过巧妙变换语言单位的组合顺序来达到辩论取胜目的的方法。
所以，文字拆合法和语言顺序变换法是辩论中常用的方法。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文字拆合。文字拆合在日常生活中用得较多，在辩论赛中同样可以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有一年，北京语言学院举行了一场由外国留学生主持参加的辩论会。辩论的主题为：男女平等———女性的出路。与会的各国留学生肤色不同，国籍各异，却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即汉语，可以说辩论起来有声有色，慷慨激昂。
正方认为，参加社会工作是女性的最佳选择，女性应在各方面同男子竞争。而家务劳动束缚了女性的才能，因此，家务劳动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方则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女性最佳方案。妇女主持家务有助于家庭和睦。“男主外女主内”更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辩论很快向纵深发展。正当双方辩论唇枪舌剑、精彩激烈时，来自南斯拉夫的反方队员桑佐兰从容答辩道：
“汉字的‘安’字，即意味着女人应在家里，‘男’字则意味着男人做户外工作。中国文化是很古老的，如果中国人错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可辩论的呢？”
说着，他风趣地摊开了双手。他的精彩答辩引来了满堂喝彩。
在古文字中，“安”字是指女人居于室内，而“男”字指在田中劳动。桑佐兰通过对“安”、“男”两字的拆合，有力地反驳了对方，论证了反方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辩论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语言顺序变换在辩论中的使用。
同在生活中一样，语言顺序的变换在辩论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辩论者要想在辩论中取胜，就不能不注意选择恰当的语言顺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辩论中，语言顺序变换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功能：
1.语言顺序不同，给人的感受不相同
两名法学大学生正在争论一个问题：学习法典时可不可以吸烟。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便去找拉比，请他来做决断。“拉比，”学生甲问道，“学习法典时吸烟行吗？”“不行！”拉比非常生气地说。
学生乙走近拉比，问道：“拉比，人们在抽烟时学习法典行吗？”“当然行！”拉比兴奋地说道。
其实，两位学生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即一边抽烟一边学法典，但因为两位学生说话的语言顺序不同，给拉比的感受就不相同，所取得的辩论效果也就大不一样。
2.语言顺序不同，表达的语意主次轻重不相同
比如，日本的一家布店店主，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顾客，就采用不同的语言顺序。对来自京都的顾客，店主会说：
“这虽是大阪的丝，但是，是在京都织成的布。”而对于来自大阪的顾客，店主又会说：
“布是在京都织成的，但原料是大阪的丝。”
像这种句式，语言顺序不同，所突出强调的对象也就不同，因此，会给无论是京都还是大阪的客人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3.语言顺序不同，所表达的动作行为的目的就不相同
如，有人问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您和平庸的人有何区别？”
亚里士多德回答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
这里，亚里士多德巧妙地变换语言顺序，表达了两种人不同的生活目的。
4.语言顺序不同，表达的因果关系不相同
1933年2月，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中国游历。鲁迅、蔡元培等人与他在宋庆龄家里欢聚。饭后，大家到花园散步。这时恰逢多天阴雨后天气初霁，柔和的阳光照在萧伯纳的银发上，蔡元培先生高兴地说：“萧翁，你真有福气，在上海看见了太阳。”
萧伯纳听了微微一笑，说：“不，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看到了萧伯纳。”
因为变换了语言顺序，萧伯纳的话妙趣横生，充满了诗情画意。
十三、利用歧义，左右逢源
周末，小赵和未婚妻小苏及小苏的母亲一起泛舟湖上。突然，小苏的母亲问小赵说：“如果此刻风起船翻，我们母女同时落水，而客观上只能一个一个被救上来，你先救谁？”
小赵稍一思索，答道：“先救未来的妈妈！”
本来，小苏的母亲问的是一个二难问题，小赵说先救谁都不对，但是，小赵的这个回答却谁也没得罪。因为“先救未来的妈妈”是一个歧义语句。它可以表示先救小苏，因为小赵和小苏结婚后，就要生小孩，小苏是未来的妈妈；它也可以表示先救小苏的母亲，因为小赵和小苏结婚后，小赵叫小苏的母亲也叫妈妈，也是未来的妈妈。小赵使用的歧义语句灵活机动、左右逢源，难怪小苏和她母亲听了，都满意地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
语言具有歧义性，或者说，歧义性是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即使是在任何一种相对完善的语言体系中都客观地存在着歧义现象。有时候同样一句话，可以表达这么一种含义，又可表达另一种含义，自然语言的这种歧义现象也可以成为我们辩论取胜的有效武器。我们所使用最多且最明显的表现在词语的歧义性上。当一个词的含义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时，这个词便具有歧义性。虽然词语的歧义可能会引起交际时的障碍，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正确地利用这种歧义性，将表示甲义的词语换过来表示乙义，并使两种意义建立起某种联系，使之产生特殊的意义或感情，那么词语的歧义性便可以成为辩论的有力武器。语言的歧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巧妙地借助语言的歧义性，还可以使我们的辩论语言变得曲折多姿，给人以长久的思索与回味的余地。
当年，鲁迅先生制服反动校长林文庆的一次辩论便是如此。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授时，校长林文庆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一天，林文庆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找去开会，提出要把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阴阳怪气地说：“关于这件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立即站起身，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林文庆料不到鲁迅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一时无法应对。鲁迅先生接着力陈研究院经费不能减少、只能增加的理由，驳得林文庆哑口无言，只得收回其主张。
这个例子中，“有钱”一词就是有歧义的，从字面分析，“有钱”仅仅表示不是没有钱，至于有多少钱则是不确定的。一个铜板可以说是有钱，亿万富翁同样也可以说是有钱。鲁迅正是利用“有钱”一词的歧义性，制服了校长的无理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