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李叔同
漂泊久了，哪里是归处，心若冷了，何处是故乡？
从日本回到天津后，那些不快活，那些泛滥出的乡愁情绪，不是属于这座城的。离开太久，不是不想念，只是回到家后，那泛滥的想念在释放以后，他跌进了现实世界，那些不愉快的旧时家族礼节束缚着手脚，疲倦感再次袭来。
人是怀旧的生物，那些旧时的温暖记忆总是能慰藉今时的心境，带给重新开始的勇气。他开始想念上海，那里是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承载着他最为幸福自得的几年时光，有他爱着的日籍夫人等着他，盼着他归去。
1912年春节前后，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曹锟部署了京津地区的兵变。天下变了，时局一时动荡不安，他任教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被迫关闭，离开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他辞别家人，一路南下上海，那十里洋场在等着他。只是那时他不知道，这一走，便是三十几年，他再未踏进天津城的土地。
返沪之后，他遇见了曾经的老友杨白民，这个被他亲切地称为“白民老哥”的男子，这个让他说出“二十年来老友，当以尊翁（杨白民）最为亲厚”一话的老哥，已经是城东女学的校长。
李叔同留日期间，杨白民曾赴日进行教育考察，他们秉烛长谈，欢聚浃旬，那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很有大干一场事业的气势。如今，几年过去了，老友再次重逢，杨白民兴办的城东女学已是很具规模的院校，吸引着江浙沪等地的一批新潮女性前来就读。
那时，已经有包括包天笑、吕秋逸以及在南洋公学的同班同学黄炎培在内的一批名流在城东女校任教。当老友杨白民力邀李叔同进入学堂任教时，他自是痛快地答应了。
城东女学开设了幼稚科、普通科和师范科，还开有书画、烹饪、刺绣等一系列特色课程。到女学后，李叔同主要讲授国语课程，他因材施教，并且不局限于书本的知识，还经常引导学生就当时的社会热点以及与女性相关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锻炼她们观察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她们的自信、自强、自立、自尊。
早春三月，嫩柳拂面，李叔同参加了南社愚园的第六次雅集。文人骚客云集处，他依然是脱俗地存在，在那里，他被邀进行《南社通讯录》的封面。才华释放，他的绘画功力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叹，在“革命首功之臣”陈其美的盛邀下，进入《太平洋画报》做了编辑。
南社，操南音，不忘本也。1909年11月13日，由同盟会成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成立于苏州虎丘。该社与同盟会交相号召，在研究文学的基础上，以提倡民族气节为己任。
南社的发起人之一柳亚子说：“叶楚伧办起《太平洋画报》来了，于是我从《民声》出来，跳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
《太平洋画报》创办于1914年的上海，这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编辑和作者大多为南社成员，社长姚雨平，总笔叶楚伧，主笔梁玉松，干事王锡民，还有苏曼殊、柳亚子、胡朴庵、周人菊、朱少屏……
他不是革命党人，不是同盟会成员，也不是南社的资深社员，他只是一个文人，却用一己才华，画一树枝丫，征服了千万社众。
他负责画报的副刊，整个版面，无论是报头、版面还是栏花、广告，都是他亲手设计的。一钩一画，设计简洁明了，一点一滴却鲜活欲出。因为有他，《太平洋画报》有了比其他报纸更加美观新颖的风格，有了让人赞不绝口的赏心悦目。
著名画家吕凤子先生说：“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的改良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为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运动的推进者。”
《太平洋画报》专门为他开了普及西洋画法的专栏，每一期他都会介绍石膏、木炭、油画等不同形式的画法。吕凤子称他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第一人”。
刘海粟晚年的时候这样讲：“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个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苏曼殊也是一代奇人，他们同为《太平洋画报》的编辑，性情却大不相同，一个深沉内敛，一个热情奔放，一个宽容友好，一个极不“感冒”。李叔同曾在画报上连载过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并特意请著名的画家陈师曾为其配图，使他名噪一时。
他们是“南社二畸人”，但两人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不知为何，外表热情如火的苏曼殊对待李叔同很是刻薄，当众人大叹李叔同演出的《茶花女遗事》时，苏曼殊却说，“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或许境遇不同，眼光便不同，看人也不同。李叔同是浊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一步步走向佛门清寂地；苏曼殊是三度出入佛门，在出世入世间，放浪形骸外，沉湎情欲间。或许就是如此，人总是喜欢与自己性情一致之人。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虽然李叔同的诗文所作好如往昔，但因是编辑，刊登出的作品却是屈指可数，这首《咏菊》，便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已是沉稳内敛的年纪，颇有几分孤芳自赏之意，与那些掀天揭地的革命词风相比，他的格调是文艺含蓄的，性格使然，他已很少参与那些高朋满座，饮酒赋诗间的高谈阔论。
1912年8月，因袁世凯复辟封建统治，《太平洋画报》被迫闭馆歇业，刚刚迎来的一丝曙光再度被乌云覆盖，民主革命的道路也灰蒙一片。
他离开了，不再为这支同盟会的文学之军奉献心力。乱世之中，还是壮大艺术救国人才的道路更实在些，也能走得更坚定些。
时间很短，天涯很远，革命很长。往后的一山一水，一朝一夕，还是安静地走完。倘若不慎走失迷途，跌进水里，也要记得，有一条河流，叫重生，那么请守着那剩下的流年，看岁月静好。
